新周刊2008007封面
创新要不要平常心？
反对以创新和发展的名义搞破坏
变来变去，不叫创新；没有方向，不叫进步；只破不立，不叫发展。
文/黄俊杰
发展是本世纪最被中国人崇拜的词语。重庆的地图每3个月要更新一版；5年没回家的义乌商人要花钱请人带路；北京的你，分不清中国的第一高楼，是上海的环球金融中心，还是广州的珠江新城西塔。
变异的城市在关于发展的梦想中扑面而来。站立在城市的中心点，如同鸟巢或方糖的奇怪建筑、挤满全球化人类的麦当劳、香奈尔与海尔电器一起摆放的玻璃橱窗，旋转着向你袭击而来——在这被创新、虚荣、财富、梦想推动的都市的信息长河中，我们随之不断向前移动，最后一阵眩晕。在总是挤不进的地铁前、在CBD写字楼下卖叉烧饭的快餐店，人潮汹涌如江河决堤。你浮沉其中并偶然发问：日新月异真的是一个褒义词?
创新性破坏
根据商业社会的逻辑，人类的创造需要破坏——摩托罗拉CEO爱德华·詹德海说“我每天都在寻找破坏摩托罗拉的方式”；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说“创新就是创造性地破坏，就是要把自己原来的成功与平衡破坏掉”。写过《创新者的窘境》的哈佛商学院教授克里斯坦森一直试图发现“世界运作的方式”，最后发现成功是最糟糕的教师，直接提出在商业社会生存的“创新性破坏”理论：“成长的关键，在于成为破坏者，而不是被破坏者。”
如果一切都可以贴上标签明价出售，商业社会的这种逻辑或许可以直接用于一个城市或一个社会。但在浮躁的上行社会，这种“创新性破坏”同时呈现的还有它的破坏力。
有美国学者曾经投书新华社，认为“一个有着最伟大城市设计遗产的国家，正在有系统地否定自己的过去”：“为什么拥有五千多年文明的北京，却要像十几岁的孩子般莽撞行事，还穿上一身俗气的洋裤褂呢?” 广东小城市江门想建生态城，好心的评论说，好处是不会重蹈“以创新的名义破坏环境，以发展的借口牺牲生态”的覆辙；刻薄的评论说，科学城、金融城、生态城恐怕都是跟风式的流行口号，全都是以发展的名义去兜风。
2007年的广东高考地理状元廖丽嘉用“无所适从”来形容曾经经历过的高考。每年高考都有新花样——3+大综合、3+小综合、3+X、3+X+1再到3+X+2；从原始分到标准分，再从标准分改为原始分。如果年轻人将高考看成改变命运的途径，那么这种命运的考试方式就近乎儿戏。澳门科技大学校长许敖敖说话比较坦白：“高考科目5年变4次，这种让学校、老师和学生都无所适从的做法，也叫‘改革创新’？”
广东佛山一个村的医院开通网上医疗服务，通过信息化联网，村民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到医疗服务。但批评家对此并不领情，认为这投资巨大的事儿除去“全国首创”的名头外，对不上网的农民似乎没有帮助。好心未必办好事，有时是一种浪费——新的《药品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发布时，直接带来的后果是医药公司必须大规模地更换药品包装。当时重庆最大药品生产厂家之一，陪都药业在换装中投资大约是80万元，而这家公司的董事长还有心思为同行算一笔账：重庆药品生产厂家近1000家，每家20个品种，每个品种用10000元计算，“这是一个多大的数字？”
如果说科技应该时刻创新，法规该不该朝令夕改？在创意可以变现的商业社会，随“创新性破坏”而来的，可能是“破坏性创新”——一位叫黄文学的评论者写过文章《伪创新为何一路高歌》，认为创新的压力十面埋伏：全球气候变暖、人口急剧膨胀、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激烈、国内经济发展的资源压力等等，让创新对民族生存、国家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但他认为，在这个“创新”在报刊、文件、讲话中出现的频率极高的社会，打着创新招牌的“伪创新行为”并不少见——例如换个新说法和新名词的制度创新、换个颜色和包装的药物创新、换个洋名称的食品创新、贴上高科技术语标签的技术创新。形式主义、浮躁逐利、漠视科学都会纵容伪创新，然后，伪创新带来了负价值。
建设性破坏
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上，天池蓝而清澈，杜鹃花从池畔蔓延开去，周边覆盖着茂密的原始森林和草地。后来《无极》剧组来了，给天池留下了纪念品——酒瓶、塑料袋、雨衣和垃圾，还有一百多个桩、一座将天池劈成两半的破败木桥。结果是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站出来批评，同时受到批评的还有过度人工化、城市化，乱占地建房、毁坏自然遗产等在小城镇和风景区中层出不穷的问题。《人民日报》上的政论告诉我们，这叫“建设性破坏”。这种破坏，让雁荡山溪流干涸，让昆明滇池水质恶化，让襄樊的千年古城墙被夷为平地。
你也不得不忍受城市突然出现的这些东西：某张耗资过亿的城市名片、某个为了赞助费用的地产节、某个毫无意义的大桥长度、某个做广告用的巨型雕塑，然后，你无能为力地看着城市失去某个充满人情味的老城区，某座墙壁有着涂鸦的旧骑楼、某个周六用来表演粤剧的小广场。你犹如生活在电影《死亡诗社》当中，百年老校的校训是：“tradition, honor, discipline, excellence”(传统、荣誉、纪律、优秀)，年少气盛的孩子们却要将之改成“travesty, horror, decadence, excrement”(嘲弄、恐怖、颓废、排泄)——新加坡国立脑神经医学院某顾问说，城市化会引发紧张性头痛。但更大的问题是，紧张兮兮的中国城市，正沿急功近利的发展公式变得千篇一律，失去味道。
即使在我们的生活中，同样存在“建设性破坏”：有人说80后的选择带来了商业化和草根化，而抛弃了文化的深度；有人说网民发明了论坛、人肉搜索引擎，也发明了价值混乱的时代。有着社会进步需要保守下来世界观的作家阿城，通过“艳照门”事件发现了“百无禁忌是可怕的”。有人开始追忆上世纪80年代，有人发现中产阶级对社会的需求其实是保守稳定。
社会急躁让保守主义存在生存空间。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香港《明报》经历过一场漫长的改革。最喜爱的史书是《资治通鉴》的金庸希望制度化，但又不希望因为改革而引起《明报》内部的大动荡。于是他选择了保守主义：“改革要一点一滴地累积起来，东改一点，西改一点……进步太慢，还是胜于急躁而酿成了重大错误。与其失足，还不如走一步，看一步，再跨出半步试一试，不对就立即缩回。”
创新和发展不应该被反对。但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变来变去，不叫创新；没有方向，不叫进步；只破不立，不叫发展。在浮躁社会，标志性建筑的阴影掩盖了城中村的杂乱，电视明星于丹创新了《论语》的解释，房地产商每天都在电视广告里教育你新的居住概念——这甚至让人怀疑：我们是不是在用创新的名义伪创新，用发展的名义搞破坏？禅宗大师说“平常心是道”，但人人都被不进则退的生活逻辑逼得失去了耐性。高速前进的社会学，需要的是玄幻感而不是平常心，50年的未来实在太远，5分钟的奇迹已经足够。
阿城：“保守”是个褒义词
任何新的东西不能保守下来的话，都会没有意义的。啪，放二踢脚，灿烂一下过去了。保守是一个褒义词。就像我们的身体，我们对待我们的身体永远是一个保守派。
整理/朱慧憬
我不是公众人物，只是关注人物。公众人物要承担的是自己的一切都该被大众知道，他们类似官员。而关注人物，只需要大家关注他的某一方面就可以了，媒体把这两种人物混淆。
对一些事情有自己的看法，我会和朋友说，而不会去和媒体说。如果希望自己的话语影响力扩大，是公众人物心态。影响力是一种权力。如今，公众人物的生活方式是很多人迷恋的生活方式，以前没有机会，现在有机会了。我自己的生活方式很早就固定了，公众人物的生活方式不会是我的生活方式，我毫无兴趣。你不爱吃什么东西，那个东西即使摆在面前你也不会去吃。你会被它诱惑吗？不会。
动物世界
你看不看《动物世界》？不看？那么对人类的认识会有很长一段糊涂期。
对动物来说，不是理性决定，而是基因决定它从来不吃饱。因为吃饱之后整体的反应慢下来了，不能预防敌害。它要永远保持自己体能、感官最好的状态。同样，人是吃饱就困。动物永远不吃饱，饥饿感消除为界限。
豹子追羚羊，到一定的时候会自动停下来，为什么？它“知道”再追下去，体力开始下降，被敌害捕食的危险增大，支出和得到不成正比，就是上海人说的——不合算。因为它不思想，所以放弃也不会生气。不像人，眼看到手的东西，失去之后特别生气，到晚上做梦还想着这事。动物不会，等体力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再猎捕。捕到了，又绝对不吃完，饥饿感消失，就停止，剩下的另外的动物会去吃。食物链有两类，一类是一类吃另外一类，一类是多类分吃同一类。人不一样，拼命吃，贪。
人是贪婪的，他会思想所以他“贪”；动物不贪。谁说“贪”是动物性啊，凭什么诬蔑动物啊？(笑)人因为会思想，产生价值观，“贪”是价值观的问题。动物占有资源有限制，没有像人那么希望无限地占有，因为它们没思想。
什么动物会吃其他动物吃到把自己撑死？没有那种动物，有的话早就绝种了。凡是能活下来的动物都是因为不贪而活下来的。动物永远有一种本能的警觉，相对来说，人没有这种警觉性。就是因为人贪，地球才会毁灭。
人不肯做食物链当中的一环。为什么不能忍受动物吃人？人认为自己高高在上，是食物链的顶端，结果切断了生物链。因为这个“断”，生物链就不能保持一种循环，人类把它切断了。
个性是很难的
“知而丕显”，是谦和虚。有人发现了一，就兴奋，奔走告诉；往前再走走，知道九，状态就不一样了；等你知道十的时候，你早就明白还会有更多的。当年《棋王》在刊物上发表，主人公提到巴尔扎克的小说《邦斯舅舅》。老人们就说怎么会这样啊，意思是掉书袋了。
教育就是种下一颗种子，后来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因为经历，会有所悟，那就是种子发芽了。用你自己的经历浇灌它，它会发芽。
现在这么多人在宣扬所谓个性，其实知道共性才会知道个性。对共性知道得越多越清楚，个性也才会更清楚。人被共性异化的时候，才该宣扬个性，抵制异化。个性是很难的，它是原创性，创造性，不是每个人都能有的。我？没有。
我是愿意做建设性的事情。不过做建设性工作的人非常多。当年有人说《棋王》好，我觉得它只是在水泥地缝里长出的一棵草。如果是一片草地，它长得比较高，就是说大家做得都非常好，你比别人还好一些，那才是重要的。水泥地里钻出棵草，算什么。
我一直强调生态。一片草地是说小说生态。我觉得小说生态比高出的那棵草更重要。现在是文化生态被毁了，还没恢复。不要去说什么文艺复兴那种大词，老老实实先恢复生态。
文化是一种关系
我们总在说文化，其实这样说的文化只是知识的意思。“文”的本意是纹、章，按照一定的规矩造成，引申为人之间的关系、规定，制度、契约。文是相对武而提出的。人的本能是武的，也就是动物性。文是对武，也就是动物性的约束。相对武化，文化是我们安身立命的东西。
礼仪也是文。礼仪并不是周公发明的，是人类从社会性动物那里带来的。社会性动物当中有非常多的礼仪来维持物种的存在。对资源的掠夺和占有，是动物的本性，也是人的本性。为什么这种掠夺占取资源的武性绝不能通过生物技术去掉？动物行为学家劳伦斯提示我们，去掉的话，人类也就失去创造性了。
人和人之间、国和国之间随时在发生关系，我们应该随时注意整个关系。有些东西被破坏了，这个系统会不会崩溃？NBA为什么好看，因为高高跳起来接球那一刹那，要知道队友在哪里，队友和对手处在什么关系当中。因此，所谓的团队精神就是关系至上，整个社会都是这样的。
中国在关系这方面是有点早熟，过分成熟。过分成熟就是一种异化，已经变得不是原来的样子。反对、警惕的应该是异化，异化之后创造性就没有了。这个异化应该梳理掉，但是文化不可以被梳理掉。一个人如果老谋深算，但还有创造性，可取；如果他老谋深算到连一点建设性、创造性都没有了，就是被异化掉了。我们要记得一个底线，就是我们人有“武”，也就是动物性、攻击性，这一点要保持，这是我们的创造性所在，凡是没有这个就是文化被异化了。
比如说儒家，孔子非常棒，但是汉儒、宋儒、明儒、清儒，儒一次次被异化。异化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我们说中国文化出了问题，孔子出了问题，儒家如何如何，其实，是异化的问题。
百无禁忌是可怕的
拿艳照给你爸看？直接拿给他看，在礼仪上叫冒犯；不要去做冒犯的事情，但是你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你可以在实验室做艳照的反应试验；但出了实验室在社会上就叫冒犯。你做冒犯的事情，之后你跟人家的关系永远被自己破坏了，这就是我们说的瓶中的魔鬼放出来，永远装不回去了。禁忌，越是原始的民族，禁忌越严格。因为一定是这些禁忌的东西曾经把这个氏族或者附近的氏族毁灭了。不可能百无禁忌，百无禁忌的人掌权是很可怕的。
我们小时候被教育不要骗人，不要撒谎，人类其实是在撒谎当中存在的，撒谎就是因为有禁忌。但撒谎是分为恶意的与善意的。儿子从军战死，不是常常要对他们的父母瞒一下吗？就是善意的，不瞒，老人会一下死掉的。有一些东西在人与人之间是不能说开的。对关系的分寸掌握需要一个学习过程。如果经验断掉，禁忌不再遵守的话，大了说就是传统断掉的话，有无数人会受到伤害。
我们的每次进步都是需要保守的，保住守住，将进步落实下来，成为一个保守的形式。比如说厦门PX事件的经验，要转换或者说保守成一个法律条文，以后各个地方碰到这种问题，就可以引用律条，不必援引事件。任何新的东西不能保守下来的话，啪，放二踢脚，灿烂一下就过去了。保守是一个褒义词。我们对待我们的身体永远是一个保守派。女人总是想将青春保守住。任何疾病都是对身体的破坏。人在努力抵抗这些变异、破坏时，就是身体保守派。
英国之所以整个社会能够发展到今天，就是因为保守派起很大的作用，它把英国的每次进步都保持下来，不能让它再后退。保守派对于激进左派更多的质疑是——你的进步意义在哪里？基因的每次有益变异，假如能够保守成功，就会遗传下去。
任性是特别麻烦的
我对自己的认识，对自己世界观、人生观的认识，从小学毕业开始就固定了。以前物质严重匮乏，各种方面的关系险恶，个人承担比较重，所以生活方式、世界观等等都会形成得很早。现在，新生代普遍成熟晚，幼稚化，20岁了很多事物还不懂得。时尚潮流鼓励大家幼稚，其实幼稚是一种生殖策略。
不被这些东西异化，这是一种能力。
现在的年轻人茫然，很普遍。你们接受的整个教育都是一种价值观，但是这个价值观是虚伪的价值观，一旦进入社会，你会发现一切不是这样的。
现在大学生毕业之后，首先想到的是要拿到什么，不觉得要承担什么。西方人担心20年或者50年之后，怎么跟中国人打交道，因为到那个时候，独生子女这一代人在掌管中国。这代人的成长过程中缺乏协调、妥协能力，而这是国际交往中必备的素质，西方人不知道这些新生代中国人会做出什么，毕竟是他们掌握着核武器的按钮。这是不懂得妥协的中国的数代人，他们任性，而任性是特别麻烦的。
对策？我没有。思考这个社会是一回事，改变世界是另外一回事。如何改变社会，是一流的能力，我不是一流的人才。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如何应对。
陈丹青：我从不相信“创新”这个词
保守的价值，无所不在，它催生真的创新。货真价实的创新，自在而稳健的保守，非常罕见、非常难。
《新周刊》:今天，我们该如何定义保守？
陈丹青:在我们这里，定义“保守”，很麻烦。我们会说怀念计划经济的人群是保守派，可是大家知道，为那个年代曲意辩护的新左派，截取的是西方偏于激进的新说，而在本土被目为激进的“自由主义”，则属西方的传统右翼价值观……文艺圈，沿袭70年代创作教条也会被讥为保守，可是今天那些认同古典传统，譬如试图从宋元明清汲取资源的国画家不但不“保守”，而且很可能反映一种新机。
中国大致有两种“保守观”，一是指“五四”运动对整个中国文化大统的指控，并被组入新政权的意识形态；一是改革开放后，谁要是认同此前30年，通常也会被目为“保守”——真是此“保守”非彼“保守”，百年是非，许多人错了又对了，对了又错，总之，在中国，“保守”是个被说坏掉的词。“文革”时期说你保守，轻则批判，重则交付政治裁决，多少干部学者被打倒、整死，罪名之一就是保守派。80年代以来，“保守”一词仍不光彩，在政治领域意谓抵制改革开放，在文艺领域，新一轮文化激进主义持续升温，唯“新”是从，你曾听哪位艺术家坦然自称“保守”吗？
《新周刊》:你自己是否一个保守的人？
陈丹青:论绘画实践，我是个“保守”的人。“文革”结束后，文艺创作大趋势都是摆脱过去，迎向现代，可我回头追寻19世纪现实主义，直到今天，我仍然迷恋广义的传统艺术和古典美学。如今有评论认为“西藏组画”是当时的“当代艺术”，很另类，甚至“前卫”。假如“前卫”、“另类”是指在那个年代试图摆脱教条，是的，我做了那样的事，但绝无“创新”之念。“文革”教条就是以“创新”一说给逼出来的，所以我厌恶，并从不相信“创新”这个词。
在中国，“创新”也是个被说坏掉的词，一如“革命”与“反动”、“先进”与“落后”、“左派”与“右派”……都是被糟蹋的词语。曾经绝对意味着政治后果。改革开放以来，这些词语的威胁感逐渐消褪，但有时仍被挂在嘴上，变成欺世之辈或迂腐之人的大话、空话、废话，或转成实用的谎言——早先，革命文艺家们对“创新”多少有点天真憨傻之意，今日文艺界学术圈，则“创新”一词是个心照不宣的圈套，成为利益垄断的交换筹码之一。当我在学院表格看见“有何创新成果”一栏，我立即明白：又一个词被糟蹋，同时被利用了。
所以你看，我写稿子不用这类词语。即便用，我会加上引号或“所谓”二字，留出怀疑讽刺的余地。
《新周刊》:你如何看待保守与创新之间的关系？
陈丹青:“保守与创新之间的关系”？你要是参加过50年代直到“文革”的各种会议，听过领导或艺术家的发言，你会非常熟悉这句话。可我看不出中国文艺曾经清醒地面对——更别说解决——所谓“保守与创新的关系”。
有些艺术家只认传统作品，拒绝新艺术；有些则一味崇尚新玩意儿，对20世纪之前的艺术毫无感觉，不幸这类偏见与偏执，太多了，绝不仅止艺术。这种对立的意识，割裂历史，其实保守也好、创新也罢，都来自一种整体感、历史感。昨天与今天是什么关系呢……如前所述，当“保守”与“新创”等等词语被政治化、绝对化、功利化，后果是什么？就是我们丧失了历史感。
《新周刊》:你反对什么类型的创新？你赞赏什么类型的保守？
陈丹青:反对什么、赞成什么，这也是我辈听得太熟的句式，属于官话。事实是，货真价实的创新，自在而稳健的保守，非常罕见、非常难。
《新周刊》:各国都有保守主义、保守分子、保守势力，如何看待保守派带来的价值？
陈丹青:在现代国家，保守派与革新派是一组真实的张力，有效换取平衡，至少，民众在具体而微的事物——预算、税赋、福利、堕胎等等新老问题上——有所选择。最近我回纽约探亲，赶上大选，希拉里和奥巴马不都是同党么？那份死缠烂打呀！可是民众那么当真，分成两半，人山人海，所到之处，摇旗呐喊，闹半天，还没跟共和党候选人，那个70多岁的老家伙——也就是所谓保守势力——交手呢！
保守的价值无所不在，它催生真的创新。还是说纽约。在我回去的一周，纽约最重要的现代画廊老板玛莉·布恩刚刚以她在中城与下城的画廊，分别为两位中国人——艾未未、刘小东——开办个展；在上城，位于89街的古根汉现代美术馆隆重举办蔡国强巨型回顾展。邀请三位中国人占据他们最显要的画廊和美术馆，本身就是大胆创新啊，而位于82街的大都会美术馆正举办中国14世纪书法专题展、法国17世纪宗师蒲桑和19世纪大师库尔贝特展……以上节目只是本年度纽约展事的一小部分，不必分辨哪边有所“创新”，哪边趋于“保守”，这一切构成活的历史。
《新周刊》:对《退步集》而言，如何理解它与保守之间的联系？退无可退，就是进步，保守是否亦代表着一种进步的价值观？
陈丹青:《退步集》书名常被误解和引申。我画得少，退步了，出了本书，也谈不上进步，仅此而已。“保守是否也代表着一种进步的价值观？”要知道，“进步”一词也给我们说坏掉了。一个挺好的词被说坏了，多可惜，多尴尬呀。我们当然渴望进步，但进步不是过河拆桥，一如“新”并不就是“好”，“旧”并不就是“坏”。当一个或一对词语被赋予太过分明的价值判断，话就被说死，失去余地、没有退路了。
《新周刊》:围绕保守，我们还有哪些事情可做、要做、亟需做？
陈丹青:整体而言，我们有何可做？这一百多年中国人做得太多了，如今还剩下多少值得我们保护而坚守的信念或事物么？
一些零零碎碎的旧风俗、老习惯、好教养，倒是正在这里那里被些许个人勉力恢复着、维护着，哪怕是茶道、莳花、礼貌的语言、有教养的沉默、耐心倾听、委婉拒绝……我可能离题了。我们是否应该先开个单子，看看曾被视为“保守”的事物是些什么。
《新周刊》:你是否期待文化保守主义的盛行之风出现？
陈丹青:文化激进主义列车百年来不断提速，目前一时煞不住。假若我们终于意识到“保守主义”的真意，可能迟了。譬如城市建设，那么多珍贵的城镇街区，拆都拆了，还能怎样？再譬如种种伦理道德，你讲孔子，开国学班，收取高额学费招揽企业主管高等白领来听讲，你真的相信他们听过之后，做起生意就开始讲点仁义道德吗？
所谓保守，反过来说，即尽可能阻止太多太快的毁坏。不止中国，世纪以来世界范围的种种败笔、灾祸、大不安，都因为太激进，太聪明、走得太远了。先进国家近年大致都选择了保守派领袖，但愿为时不晚。
《新周刊》:谈鲁迅，他的保守做派何为？
陈丹青:鲁迅是点燃文化激进主义的那一代人。在他之前、之后，陈独秀、胡适、瞿秋白、王明……比他更激进。不论主张，老牌保皇派辜鸿铭的姿态言行也比鲁迅更激进。这代人的种种激进尚有苦衷、有必要，也有资格，他们确曾活在历史关头。他们没看到文化激进主义在1949年后的伟大景观——废墟的景观——换在今天，我相信，鲁迅会反省自己的言行。他那时就不断反省，譬如对进化论失望，对左翼齿冷，对任何新主义的尖锐的怀疑，等等等等。
“他的保守做派何为”，我不很懂这句话。我只知道鲁迅赞成中小学生用钢笔而不用毛笔，但他毕生使用毛笔、竖着行文、用旧式信笺，从书写的意态看，字字恭谨而享受。他和郑振铎苦心孤诣搜集出版“北平笺谱”，不厌其烦；他不喝咖啡，但建议少读中国书；他不穿西装，但喜欢好莱坞电影，有一回看了《复仇艳遇》，晚上写信告诉两位年轻朋友，一说是“以为甚佳，不可不看也”，一说是“觉得很好，快去看一看吧”。他攻击礼教，讽刺二十四孝图，但至死奉养老母，以旧式规矩给母亲写信，每信开头毕恭毕敬：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
我于是看见五十多岁的鲁迅穿着长衫跪在妈妈跟前，低于膝，变回他与闰土玩耍时那么幼小——中国古文造作得多么好啊：“母亲”而且“大人”，还不够，还要“膝下”，如此恭敬到优美的文字不值得守护么——再看落款：
专此布复，恭叩
金安
男 树(取原名“周树人”)叩 广平及海婴随叩
我并不是说，这便证明鲁迅“保守”。以我私心揣度，他其实这样地写着，可能有点为了好玩。
《新周刊》:再说木心，他在人文上的保守有何表现？
陈丹青:说来话长，仅举一例：二十多年来，木心先生迟迟不在大陆印行他的著作，理由之一，是不习惯简体字。然而国家不愿守护繁体字，明文规定不准许，有什么办法呢。
《新周刊》:中国的当代艺术，需要保守吗？
陈丹青:心静下来就好——静得下来吗？目所能及，我们看不到几例货真价实的“创新”，也不见稳健而自信的“保守”，多是亢奋躁急。说到文艺创作，我在域外目击的保守之状，大致生机勃勃，崭新的创发则悄然潜沉，不声张，忽然就亮了出来——人家从来不提什么创新不创新。
艺术事小，我们国家大局尚且尘埃未定，弄艺术的能够虚静自守，便是大善了。(采访/胡赳赳图/姜晓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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