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要不要平常心?
反对以创新和发展的名义搞破坏
变来变去,不叫创新;没有方向,不叫进步;只破不立,不叫发展。
文/黄俊杰
发展是本世纪最被中国人崇拜的词语。重庆的地图每3个月要更新一版;5年没回家的义乌商人要花钱请人带路;北京的你,分不清中国的第一高楼,是上海的环球金融中心,还是广州的珠江新城西塔。
变异的城市在关于发展的梦想中扑面而来。站立在城市的中心点,如同鸟巢或方糖的奇怪建筑、挤满全球化人类的麦当劳、香奈尔与海尔电器一起摆放的玻璃橱窗,旋转着向你袭击而来——在这被创新、虚荣、财富、梦想推动的都市的信息长河中,我们随之不断向前移动,最后一阵眩晕。在总是挤不进的地铁前、在CBD写字楼下卖叉烧饭的快餐店,人潮汹涌如江河决堤。你浮沉其中并偶然发问:日新月异真的是一个褒义词?
创新性破坏
根据商业社会的逻辑,人类的创造需要破坏——摩托罗拉CEO爱德华·詹德海说“我每天都在寻找破坏摩托罗拉的方式”;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说“创新就是创造性地破坏,就是要把自己原来的成功与平衡破坏掉”。写过《创新者的窘境》的哈佛商学院教授克里斯坦森一直试图发现“世界运作的方式”,最后发现成功是最糟糕的教师,直接提出在商业社会生存的“创新性破坏”理论:“成长的关键,在于成为破坏者,而不是被破坏者。”
如果一切都可以贴上标签明价出售,商业社会的这种逻辑或许可以直接用于一个城市或一个社会。但在浮躁的上行社会,这种“创新性破坏”同时呈现的还有它的破坏力。
有美国学者曾经投书新华社,认为“一个有着最伟大城市设计遗产的国家,正在有系统地否定自己的过去”:“为什么拥有五千多年文明的北京,却要像十几岁的孩子般莽撞行事,还穿上一身俗气的洋裤褂呢?” 广东小城市江门想建生态城,好心的评论说,好处是不会重蹈“以创新的名义破坏环境,以发展的借口牺牲生态”的覆辙;刻薄的评论说,科学城、金融城、生态城恐怕都是跟风式的流行口号,全都是以发展的名义去兜风。
2007年的广东高考地理状元廖丽嘉用“无所适从”来形容曾经经历过的高考。每年高考都有新花样——3+大综合、3+小综合、3+X、3+X+1再到3+X+2;从原始分到标准分,再从标准分改为原始分。如果年轻人将高考看成改变命运的途径,那么这种命运的考试方式就近乎儿戏。澳门科技大学校长许敖敖说话比较坦白:“高考科目5年变4次,这种让学校、老师和学生都无所适从的做法,也叫‘改革创新’?”
广东佛山一个村的医院开通网上医疗服务,通过信息化联网,村民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到医疗服务。但批评家对此并不领情,认为这投资巨大的事儿除去“全国首创”的名头外,对不上网的农民似乎没有帮助。好心未必办好事,有时是一种浪费——新的《药品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发布时,直接带来的后果是医药公司必须大规模地更换药品包装。当时重庆最大药品生产厂家之一,陪都药业在换装中投资大约是80万元,而这家公司的董事长还有心思为同行算一笔账:重庆药品生产厂家近1000家,每家20个品种,每个品种用10000元计算,“这是一个多大的数字?”
如果说科技应该时刻创新,法规该不该朝令夕改?在创意可以变现的商业社会,随“创新性破坏”而来的,可能是“破坏性创新”——一位叫黄文学的评论者写过文章《伪创新为何一路高歌》,认为创新的压力十面埋伏:全球气候变暖、人口急剧膨胀、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激烈、国内经济发展的资源压力等等,让创新对民族生存、国家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但他认为,在这个“创新”在报刊、文件、讲话中出现的频率极高的社会,打着创新招牌的“伪创新行为”并不少见——例如换个新说法和新名词的制度创新、换个颜色和包装的药物创新、换个洋名称的食品创新、贴上高科技术语标签的技术创新。形式主义、浮躁逐利、漠视科学都会纵容伪创新,然后,伪创新带来了负价值。
建设性破坏
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上,天池蓝而清澈,杜鹃花从池畔蔓延开去,周边覆盖着茂密的原始森林和草地。后来《无极》剧组来了,给天池留下了纪念品——酒瓶、塑料袋、雨衣和垃圾,还有一百多个桩、一座将天池劈成两半的破败木桥。结果是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站出来批评,同时受到批评的还有过度人工化、城市化,乱占地建房、毁坏自然遗产等在小城镇和风景区中层出不穷的问题。《人民日报》上的政论告诉我们,这叫“建设性破坏”。这种破坏,让雁荡山溪流干涸,让昆明滇池水质恶化,让襄樊的千年古城墙被夷为平地。
你也不得不忍受城市突然出现的这些东西:某张耗资过亿的城市名片、某个为了赞助费用的地产节、某个毫无意义的大桥长度、某个做广告用的巨型雕塑,然后,你无能为力地看着城市失去某个充满人情味的老城区,某座墙壁有着涂鸦的旧骑楼、某个周六用来表演粤剧的小广场。你犹如生活在电影《死亡诗社》当中,百年老校的校训是:“tradition, honor, discipline, excellence”(传统、荣誉、纪律、优秀),年少气盛的孩子们却要将之改成“travesty, horror, decadence, excrement”(嘲弄、恐怖、颓废、排泄)——新加坡国立脑神经医学院某顾问说,城市化会引发紧张性头痛。但更大的问题是,紧张兮兮的中国城市,正沿急功近利的发展公式变得千篇一律,失去味道。
即使在我们的生活中,同样存在“建设性破坏”:有人说80后的选择带来了商业化和草根化,而抛弃了文化的深度;有人说网民发明了论坛、人肉搜索引擎,也发明了价值混乱的时代。有着社会进步需要保守下来世界观的作家阿城,通过“艳照门”事件发现了“百无禁忌是可怕的”。有人开始追忆上世纪80年代,有人发现中产阶级对社会的需求其实是保守稳定。
社会急躁让保守主义存在生存空间。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香港《明报》经历过一场漫长的改革。最喜爱的史书是《资治通鉴》的金庸希望制度化,但又不希望因为改革而引起《明报》内部的大动荡。于是他选择了保守主义:“改革要一点一滴地累积起来,东改一点,西改一点……进步太慢,还是胜于急躁而酿成了重大错误。与其失足,还不如走一步,看一步,再跨出半步试一试,不对就立即缩回。”
创新和发展不应该被反对。但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变来变去,不叫创新;没有方向,不叫进步;只破不立,不叫发展。在浮躁社会,标志性建筑的阴影掩盖了城中村的杂乱,电视明星于丹创新了《论语》的解释,房地产商每天都在电视广告里教育你新的居住概念——这甚至让人怀疑:我们是不是在用创新的名义伪创新,用发展的名义搞破坏?禅宗大师说“平常心是道”,但人人都被不进则退的生活逻辑逼得失去了耐性。高速前进的社会学,需要的是玄幻感而不是平常心,50年的未来实在太远,5分钟的奇迹已经足够。
阿城:“保守”是个褒义词
任何新的东西不能保守下来的话,都会没有意义的。啪,放二踢脚,灿烂一下过去了。保守是一个褒义词。就像我们的身体,我们对待我们的身体永远是一个保守派。
整理/朱慧憬
我不是公众人物,只是关注人物。公众人物要承担的是自己的一切都该被大众知道,他们类似官员。而关注人物,只需要大家关注他的某一方面就可以了,媒体把这两种人物混淆。
对一些事情有自己的看法,我会和朋友说,而不会去和媒体说。如果希望自己的话语影响力扩大,是公众人物心态。影响力是一种权力。如今,公众人物的生活方式是很多人迷恋的生活方式,以前没有机会,现在有机会了。我自己的生活方式很早就固定了,公众人物的生活方式不会是我的生活方式,我毫无兴趣。你不爱吃什么东西,那个东西即使摆在面前你也不会去吃。你会被它诱惑吗?不会。
动物世界
你看不看《动物世界》?不看?那么对人类的认识会有很长一段糊涂期。
对动物来说,不是理性决定,而是基因决定它从来不吃饱。因为吃饱之后整体的反应慢下来了,不能预防敌害。它要永远保持自己体能、感官最好的状态。同样,人是吃饱就困。动物永远不吃饱,饥饿感消除为界限。
豹子追羚羊,到一定的时候会自动停下来,为什么?它“知道”再追下去,体力开始下降,被敌害捕食的危险增大,支出和得到不成正比,就是上海人说的——不合算。因为它不思想,所以放弃也不会生气。不像人,眼看到手的东西,失去之后特别生气,到晚上做梦还想着这事。动物不会,等体力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再猎捕。捕到了,又绝对不吃完,饥饿感消失,就停止,剩下的另外的动物会去吃。食物链有两类,一类是一类吃另外一类,一类是多类分吃同一类。人不一样,拼命吃,贪。
人是贪婪的,他会思想所以他“贪”;动物不贪。谁说“贪”是动物性啊,凭什么诬蔑动物啊?(笑)人因为会思想,产生价值观,“贪”是价值观的问题。动物占有资源有限制,没有像人那么希望无限地占有,因为它们没思想。
什么动物会吃其他动物吃到把自己撑死?没有那种动物,有的话早就绝种了。凡是能活下来的动物都是因为不贪而活下来的。动物永远有一种本能的警觉,相对来说,人没有这种警觉性。就是因为人贪,地球才会毁灭。
人不肯做食物链当中的一环。为什么不能忍受动物吃人?人认为自己高高在上,是食物链的顶端,结果切断了生物链。因为这个“断”,生物链就不能保持一种循环,人类把它切断了。
个性是很难的
“知而丕显”,是谦和虚。有人发现了一,就兴奋,奔走告诉;往前再走走,知道九,状态就不一样了;等你知道十的时候,你早就明白还会有更多的。当年《棋王》在刊物上发表,主人公提到巴尔扎克的小说《邦斯舅舅》。老人们就说怎么会这样啊,意思是掉书袋了。
教育就是种下一颗种子,后来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因为经历,会有所悟,那就是种子发芽了。用你自己的经历浇灌它,它会发芽。
现在这么多人在宣扬所谓个性,其实知道共性才会知道个性。对共性知道得越多越清楚,个性也才会更清楚。人被共性异化的时候,才该宣扬个性,抵制异化。个性是很难的,它是原创性,创造性,不是每个人都能有的。我?没有。
我是愿意做建设性的事情。不过做建设性工作的人非常多。当年有人说《棋王》好,我觉得它只是在水泥地缝里长出的一棵草。如果是一片草地,它长得比较高,就是说大家做得都非常好,你比别人还好一些,那才是重要的。水泥地里钻出棵草,算什么。
我一直强调生态。一片草地是说小说生态。我觉得小说生态比高出的那棵草更重要。现在是文化生态被毁了,还没恢复。不要去说什么文艺复兴那种大词,老老实实先恢复生态。
文化是一种关系
我们总在说文化,其实这样说的文化只是知识的意思。“文”的本意是纹、章,按照一定的规矩造成,引申为人之间的关系、规定,制度、契约。文是相对武而提出的。人的本能是武的,也就是动物性。文是对武,也就是动物性的约束。相对武化,文化是我们安身立命的东西。
礼仪也是文。礼仪并不是周公发明的,是人类从社会性动物那里带来的。社会性动物当中有非常多的礼仪来维持物种的存在。对资源的掠夺和占有,是动物的本性,也是人的本性。为什么这种掠夺占取资源的武性绝不能通过生物技术去掉?动物行为学家劳伦斯提示我们,去掉的话,人类也就失去创造性了。
人和人之间、国和国之间随时在发生关系,我们应该随时注意整个关系。有些东西被破坏了,这个系统会不会崩溃?NBA为什么好看,因为高高跳起来接球那一刹那,要知道队友在哪里,队友和对手处在什么关系当中。因此,所谓的团队精神就是关系至上,整个社会都是这样的。
中国在关系这方面是有点早熟,过分成熟。过分成熟就是一种异化,已经变得不是原来的样子。反对、警惕的应该是异化,异化之后创造性就没有了。这个异化应该梳理掉,但是文化不可以被梳理掉。一个人如果老谋深算,但还有创造性,可取;如果他老谋深算到连一点建设性、创造性都没有了,就是被异化掉了。我们要记得一个底线,就是我们人有“武”,也就是动物性、攻击性,这一点要保持,这是我们的创造性所在,凡是没有这个就是文化被异化了。
比如说儒家,孔子非常棒,但是汉儒、宋儒、明儒、清儒,儒一次次被异化。异化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我们说中国文化出了问题,孔子出了问题,儒家如何如何,其实,是异化的问题。
百无禁忌是可怕的
拿艳照给你爸看?直接拿给他看,在礼仪上叫冒犯;不要去做冒犯的事情,但是你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你可以在实验室做艳照的反应试验;但出了实验室在社会上就叫冒犯。你做冒犯的事情,之后你跟人家的关系永远被自己破坏了,这就是我们说的瓶中的魔鬼放出来,永远装不回去了。禁忌,越是原始的民族,禁忌越严格。因为一定是这些禁忌的东西曾经把这个氏族或者附近的氏族毁灭了。不可能百无禁忌,百无禁忌的人掌权是很可怕的。
我们小时候被教育不要骗人,不要撒谎,人类其实是在撒谎当中存在的,撒谎就是因为有禁忌。但撒谎是分为恶意的与善意的。儿子从军战死,不是常常要对他们的父母瞒一下吗?就是善意的,不瞒,老人会一下死掉的。有一些东西在人与人之间是不能说开的。对关系的分寸掌握需要一个学习过程。如果经验断掉,禁忌不再遵守的话,大了说就是传统断掉的话,有无数人会受到伤害。
我们的每次进步都是需要保守的,保住守住,将进步落实下来,成为一个保守的形式。比如说厦门PX事件的经验,要转换或者说保守成一个法律条文,以后各个地方碰到这种问题,就可以引用律条,不必援引事件。任何新的东西不能保守下来的话,啪,放二踢脚,灿烂一下就过去了。保守是一个褒义词。我们对待我们的身体永远是一个保守派。女人总是想将青春保守住。任何疾病都是对身体的破坏。人在努力抵抗这些变异、破坏时,就是身体保守派。
英国之所以整个社会能够发展到今天,就是因为保守派起很大的作用,它把英国的每次进步都保持下来,不能让它再后退。保守派对于激进左派更多的质疑是——你的进步意义在哪里?基因的每次有益变异,假如能够保守成功,就会遗传下去。
任性是特别麻烦的
我对自己的认识,对自己世界观、人生观的认识,从小学毕业开始就固定了。以前物质严重匮乏,各种方面的关系险恶,个人承担比较重,所以生活方式、世界观等等都会形成得很早。现在,新生代普遍成熟晚,幼稚化,20岁了很多事物还不懂得。时尚潮流鼓励大家幼稚,其实幼稚是一种生殖策略。
不被这些东西异化,这是一种能力。
现在的年轻人茫然,很普遍。你们接受的整个教育都是一种价值观,但是这个价值观是虚伪的价值观,一旦进入社会,你会发现一切不是这样的。
现在大学生毕业之后,首先想到的是要拿到什么,不觉得要承担什么。西方人担心20年或者50年之后,怎么跟中国人打交道,因为到那个时候,独生子女这一代人在掌管中国。这代人的成长过程中缺乏协调、妥协能力,而这是国际交往中必备的素质,西方人不知道这些新生代中国人会做出什么,毕竟是他们掌握着核武器的按钮。这是不懂得妥协的中国的数代人,他们任性,而任性是特别麻烦的。
对策?我没有。思考这个社会是一回事,改变世界是另外一回事。如何改变社会,是一流的能力,我不是一流的人才。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如何应对。
陈丹青:我从不相信“创新”这个词
保守的价值,无所不在,它催生真的创新。货真价实的创新,自在而稳健的保守,非常罕见、非常难。
《新周刊》:今天,我们该如何定义保守?
陈丹青:在我们这里,定义“保守”,很麻烦。我们会说怀念计划经济的人群是保守派,可是大家知道,为那个年代曲意辩护的新左派,截取的是西方偏于激进的新说,而在本土被目为激进的“自由主义”,则属西方的传统右翼价值观……文艺圈,沿袭70年代创作教条也会被讥为保守,可是今天那些认同古典传统,譬如试图从宋元明清汲取资源的国画家不但不“保守”,而且很可能反映一种新机。
中国大致有两种“保守观”,一是指“五四”运动对整个中国文化大统的指控,并被组入新政权的意识形态;一是改革开放后,谁要是认同此前30年,通常也会被目为“保守”——真是此“保守”非彼“保守”,百年是非,许多人错了又对了,对了又错,总之,在中国,“保守”是个被说坏掉的词。“文革”时期说你保守,轻则批判,重则交付政治裁决,多少干部学者被打倒、整死,罪名之一就是保守派。80年代以来,“保守”一词仍不光彩,在政治领域意谓抵制改革开放,在文艺领域,新一轮文化激进主义持续升温,唯“新”是从,你曾听哪位艺术家坦然自称“保守”吗?
《新周刊》:你自己是否一个保守的人?
陈丹青:论绘画实践,我是个“保守”的人。“文革”结束后,文艺创作大趋势都是摆脱过去,迎向现代,可我回头追寻19世纪现实主义,直到今天,我仍然迷恋广义的传统艺术和古典美学。如今有评论认为“西藏组画”是当时的“当代艺术”,很另类,甚至“前卫”。假如“前卫”、“另类”是指在那个年代试图摆脱教条,是的,我做了那样的事,但绝无“创新”之念。“文革”教条就是以“创新”一说给逼出来的,所以我厌恶,并从不相信“创新”这个词。
在中国,“创新”也是个被说坏掉的词,一如“革命”与“反动”、“先进”与“落后”、“左派”与“右派”……都是被糟蹋的词语。曾经绝对意味着政治后果。改革开放以来,这些词语的威胁感逐渐消褪,但有时仍被挂在嘴上,变成欺世之辈或迂腐之人的大话、空话、废话,或转成实用的谎言——早先,革命文艺家们对“创新”多少有点天真憨傻之意,今日文艺界学术圈,则“创新”一词是个心照不宣的圈套,成为利益垄断的交换筹码之一。当我在学院表格看见“有何创新成果”一栏,我立即明白:又一个词被糟蹋,同时被利用了。
所以你看,我写稿子不用这类词语。即便用,我会加上引号或“所谓”二字,留出怀疑讽刺的余地。
《新周刊》:你如何看待保守与创新之间的关系?
陈丹青:“保守与创新之间的关系”?你要是参加过50年代直到“文革”的各种会议,听过领导或艺术家的发言,你会非常熟悉这句话。可我看不出中国文艺曾经清醒地面对——更别说解决——所谓“保守与创新的关系”。
有些艺术家只认传统作品,拒绝新艺术;有些则一味崇尚新玩意儿,对20世纪之前的艺术毫无感觉,不幸这类偏见与偏执,太多了,绝不仅止艺术。这种对立的意识,割裂历史,其实保守也好、创新也罢,都来自一种整体感、历史感。昨天与今天是什么关系呢……如前所述,当“保守”与“新创”等等词语被政治化、绝对化、功利化,后果是什么?就是我们丧失了历史感。
《新周刊》:你反对什么类型的创新?你赞赏什么类型的保守?
陈丹青:反对什么、赞成什么,这也是我辈听得太熟的句式,属于官话。事实是,货真价实的创新,自在而稳健的保守,非常罕见、非常难。
《新周刊》:各国都有保守主义、保守分子、保守势力,如何看待保守派带来的价值?
陈丹青:在现代国家,保守派与革新派是一组真实的张力,有效换取平衡,至少,民众在具体而微的事物——预算、税赋、福利、堕胎等等新老问题上——有所选择。最近我回纽约探亲,赶上大选,希拉里和奥巴马不都是同党么?那份死缠烂打呀!可是民众那么当真,分成两半,人山人海,所到之处,摇旗呐喊,闹半天,还没跟共和党候选人,那个70多岁的老家伙——也就是所谓保守势力——交手呢!
保守的价值无所不在,它催生真的创新。还是说纽约。在我回去的一周,纽约最重要的现代画廊老板玛莉·布恩刚刚以她在中城与下城的画廊,分别为两位中国人——艾未未、刘小东——开办个展;在上城,位于89街的古根汉现代美术馆隆重举办蔡国强巨型回顾展。邀请三位中国人占据他们最显要的画廊和美术馆,本身就是大胆创新啊,而位于82街的大都会美术馆正举办中国14世纪书法专题展、法国17世纪宗师蒲桑和19世纪大师库尔贝特展……以上节目只是本年度纽约展事的一小部分,不必分辨哪边有所“创新”,哪边趋于“保守”,这一切构成活的历史。
《新周刊》:对《退步集》而言,如何理解它与保守之间的联系?退无可退,就是进步,保守是否亦代表着一种进步的价值观?
陈丹青:《退步集》书名常被误解和引申。我画得少,退步了,出了本书,也谈不上进步,仅此而已。“保守是否也代表着一种进步的价值观?”要知道,“进步”一词也给我们说坏掉了。一个挺好的词被说坏了,多可惜,多尴尬呀。我们当然渴望进步,但进步不是过河拆桥,一如“新”并不就是“好”,“旧”并不就是“坏”。当一个或一对词语被赋予太过分明的价值判断,话就被说死,失去余地、没有退路了。
《新周刊》:围绕保守,我们还有哪些事情可做、要做、亟需做?
陈丹青:整体而言,我们有何可做?这一百多年中国人做得太多了,如今还剩下多少值得我们保护而坚守的信念或事物么?
一些零零碎碎的旧风俗、老习惯、好教养,倒是正在这里那里被些许个人勉力恢复着、维护着,哪怕是茶道、莳花、礼貌的语言、有教养的沉默、耐心倾听、委婉拒绝……我可能离题了。我们是否应该先开个单子,看看曾被视为“保守”的事物是些什么。
《新周刊》:你是否期待文化保守主义的盛行之风出现?
陈丹青:文化激进主义列车百年来不断提速,目前一时煞不住。假若我们终于意识到“保守主义”的真意,可能迟了。譬如城市建设,那么多珍贵的城镇街区,拆都拆了,还能怎样?再譬如种种伦理道德,你讲孔子,开国学班,收取高额学费招揽企业主管高等白领来听讲,你真的相信他们听过之后,做起生意就开始讲点仁义道德吗?
所谓保守,反过来说,即尽可能阻止太多太快的毁坏。不止中国,世纪以来世界范围的种种败笔、灾祸、大不安,都因为太激进,太聪明、走得太远了。先进国家近年大致都选择了保守派领袖,但愿为时不晚。
《新周刊》:谈鲁迅,他的保守做派何为?
陈丹青:鲁迅是点燃文化激进主义的那一代人。在他之前、之后,陈独秀、胡适、瞿秋白、王明……比他更激进。不论主张,老牌保皇派辜鸿铭的姿态言行也比鲁迅更激进。这代人的种种激进尚有苦衷、有必要,也有资格,他们确曾活在历史关头。他们没看到文化激进主义在1949年后的伟大景观——废墟的景观——换在今天,我相信,鲁迅会反省自己的言行。他那时就不断反省,譬如对进化论失望,对左翼齿冷,对任何新主义的尖锐的怀疑,等等等等。
“他的保守做派何为”,我不很懂这句话。我只知道鲁迅赞成中小学生用钢笔而不用毛笔,但他毕生使用毛笔、竖着行文、用旧式信笺,从书写的意态看,字字恭谨而享受。他和郑振铎苦心孤诣搜集出版“北平笺谱”,不厌其烦;他不喝咖啡,但建议少读中国书;他不穿西装,但喜欢好莱坞电影,有一回看了《复仇艳遇》,晚上写信告诉两位年轻朋友,一说是“以为甚佳,不可不看也”,一说是“觉得很好,快去看一看吧”。他攻击礼教,讽刺二十四孝图,但至死奉养老母,以旧式规矩给母亲写信,每信开头毕恭毕敬: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
我于是看见五十多岁的鲁迅穿着长衫跪在妈妈跟前,低于膝,变回他与闰土玩耍时那么幼小——中国古文造作得多么好啊:“母亲”而且“大人”,还不够,还要“膝下”,如此恭敬到优美的文字不值得守护么——再看落款:
专此布复,恭叩
金安
男 树(取原名“周树人”)叩 广平及海婴随叩
我并不是说,这便证明鲁迅“保守”。以我私心揣度,他其实这样地写着,可能有点为了好玩。
《新周刊》:再说木心,他在人文上的保守有何表现?
陈丹青:说来话长,仅举一例:二十多年来,木心先生迟迟不在大陆印行他的著作,理由之一,是不习惯简体字。然而国家不愿守护繁体字,明文规定不准许,有什么办法呢。
《新周刊》:中国的当代艺术,需要保守吗?
陈丹青:心静下来就好——静得下来吗?目所能及,我们看不到几例货真价实的“创新”,也不见稳健而自信的“保守”,多是亢奋躁急。说到文艺创作,我在域外目击的保守之状,大致生机勃勃,崭新的创发则悄然潜沉,不声张,忽然就亮了出来——人家从来不提什么创新不创新。
艺术事小,我们国家大局尚且尘埃未定,弄艺术的能够虚静自守,便是大善了。(采访/胡赳赳图/姜晓鸣)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