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服饰史上，1927年8月7日云裳公司的成立，是很精彩的一笔，因为它是中国第一家新式时装公司；又因与其事者，多为文艺界和交际界的顶级名流，如大诗人徐志摩、鸳鸯蝴蝶派大家周瘦鹃、严独鹤、雕塑大师江小鹣等，主事者唐瑛、陆小曼更是有南唐北陆之称的一代名媛，因而深深镌入民国记忆。可是，偏偏有人不长记性，在稍后不久，即在各自的回忆中，就云裳主事者是唐瑛、陆小曼还是张幼仪，打起了笔仗；而且都是大人物，都是说一不二的口气，又都事实与理据不足，让人莫之所从，因此便演成了公案。
一、云裳公司的台湾记忆
云裳公司是当时上海最负盛名的交际花，有着北陆南唐之称的唐瑛的杰作，向无异议，至少在大陆未曾闹出什么异议来。可是，到了台湾，偏居一隅，仿佛割断了历史，大家似乎可以放开了说来。1958年，磊庵在联合报副刊撰文谈陆小曼事，言及云裳公司，说陆小曼“曾与唐瑛等在上海合资开过云裳公司，花样翻新，大多出自小曼的设计”。大家梁实秋对此说甚不以为然，在《谈徐志摩》一文中说：“云裳公司根本与陆小曼无关，那是志摩的前夫人张幼仪女士创设主持的。”就这么简单一句，似难以服人，故作者宕开一笔说：“我无意于此考证此文之疵缪，所以不必多赘。”大约因为“此文作者磊庵先生不知是谁”，是个无名小卒吧，值得多铙嘴舌吧；不过却与前述的“文中所记大致不错，也有些琐节不大正确”的语气有些不同。从文章学的角度来说，一章之内，语气互乖，也可谓“言不由衷”了。只是当年云裳周围的人，去得到台湾的甚少，兼之梁的声名地位，好长时间里竟无异议；两岸隔绝，大陆必有异议者，却无从异议。
直到1967年，容天圻先生因在陆小曼堂弟陆孝冰的遗物中，发现云裳公司的相关照片，兼有陆孝冰夫从的亲口说辞，遂在台湾《传记文学》1967年1月第10卷1期刊发《陆小曼与云裳服装公司》，正式反驳梁实秋，声援磊庵；作者挑战权威的底气还在于，如其在文章中所言，“磊庵是陆效冰先生生前好友，他所写陆小曼与徐志摩的资料全都是由陆先生提供的”。随文刊登的一张照片，“据陆夫人告诉我这张照片是陆小曼与唐瑛等人合办的云裳服装公司时一个童装表演的镜头，照片的中央站着一个小女孩，是宋春舫的女儿，其他合照的则为唐瑛、江小鹣、陆小曼，还有一位可能是张禹九，现在已记不清楚了。”作者藉由对这张照片中人物的介绍入手，以图证史，确立云裳的关系图谱：
徐志摩与陆小曼是在民国十五年结婚的，那年冬天他们即相偕到上海，起初是住在宋春舫家中，直到十六年春天，他们才迁到法租界环龙路花园别墅居住。这时唐瑛、江小鹣、张禹九等人正组织云裳服装公司，小曼正好加入，便与唐瑛成为公司的台柱，照片左边侧立着穿花洋装的便是唐瑛，她是名医威廉唐的女儿，兄腴庐，当过宋子文的亲自秘书，她与小曼是老搭档，不管跳舞，唱戏，吃喝玩乐等交际场合总有她们二人的影子。唐瑛旁边立着一个留着小胡子的男士，那是江小鹣，小鹣是艺术家，廿四岁便留起山羊胡子，十足名士派，他是前清湖南学政江建霞的儿子，早年留学日本，学的是雕刻，后来又去法国留学，回国后任教上海美专，据说云裳公司的服装设计多数是他出的花样。小女孩右边立着一位留短发，穿旗袍的女士则是陆小曼。拍摄的时间当是民国十六年春间，她与志摩初到上海时，算起来当是四十年前的旧物了。
这里面哪有张幼仪的影子？而当时的《上海画报》1927年8月12日刊发的成言、行云《杨贵妃来沪记》，配发了梅生拍摄的一张照片，倒是突出着陆小曼的地位——照片右侧写上“云裳公司发起人徐志摩陆小曼伉俪合影”。所以作者说：“我以为梁先生这段话可能是记错了，因为他本人与徐志摩虽然相当熟识，但他承认与志摩并无深交，他自己说：‘近年来常有人向我谈起徐志摩，多半是打听他的生活故事，很少触及他的文学作品。我所知道的有关志摩的事迹并不多，常常不能餍朋友们的期望。’（见《徐志摩与陆小曼》序）所以他所记的，可能不如陆先生所记的正确。”为了增强说服力，作者又引了后出的陈定山的《春申旧闻》关于云裳公司的记述：“徐志摩偕陆小曼南下时，江小鹣、张禹九、唐瑛正组织云裳时装公司于同孚路口。为上海时装公司的第一家。小鹣、禹九皆美丰仪，善于体贴女儿家心里，故云裳时装的设计，亦独出心裁，合中西而为一。唐瑛、小曼为云裳台柱。二人的美，可以玫瑰和幽兰来做比方。玫瑰热情，幽兰清雅，热情的接近学生界，清雅的接近闺门派，以此云裳生意鼎盛，而效颦者踵起。唐、陆不久倦勤，并刀钿尺间，不复见二人裁量倩影，而南北交际花之名乃大噪于时。”
作者也还体贴梁氏的人情，为梁的记忆之误作了合理的推测：“究竟是她们二人厌倦后由张幼仪接办了，或是张幼仪自己也有一家服装公司虽不得而知，但云裳公司为唐瑛与小曼合资创办的则是不争的事实。”因为梁在他处还说过曾去云裳做过一件衣服：“（张幼仪）是极有风度的一位少妇，朴实而干练，给人极好印象。她在上海静安寺路开设云裳公司，这是中国第一个新式时装公司，好像江小鹣先生在那里帮着设计，营业状况盛极一时，我带着季淑在那里做过一件大衣。”
摄于梁氏的声名，杂志社在发表前，交其过目，并将复函加编者按，以《关于张幼仪与云裳公司》为题一并发表：
编辑先生：
张二小姐（幼仪）与徐志摩仳离后，因为寂寞，所以才开云裳公司。张住海格路范园，志摩常去，但陆小曼则与张家从不往还。云裳开幕不久，我就偕内人前去订制外衣一件，张小姐引我们参观她的公司，规模虽不大，却颇具匠心。江小鹣是负责策划的一个人。张禹九（八爷）常去走去，却不是负责人。禹九的一位哥哥（记不得是老五还是老七）是颇擅服装衣饰的一个奇人，好像是参加公司的一些业务。
我与志摩无深交，但与禹九及张家好几位颇为熟识。
知道云裳的人，在台湾还有。
我的记忆没有错。
梁实秋 五十五年十一月
梁实秋一句“知道云裳的人，台湾还有”，加上编者“希望确知上海云裳服装公司的人，能够有所补充”，很快就“召唤”出当年新月派的同盟刘英士在第2期刊发《谈云裳公司及其人事背景》。编者似乎很满意，因为云裳的事，“事隔三十多年，以讹传讹者多，而亲眼目睹者少。并承刘英士先生惠赐大作，以亲见亲历撰写本文，道出徐志摩前妻张幼仪女士与创办云裳公司的经过，实为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只是刘英士是说得比梁还绝对：
云裳公司自始自终可以说是张二小姐一人的事业；其他一群朋友只是借此机会来表现一番（如张小鹣），或出风头（如张三小姐和老七老八），或出风头（如若干交际花）。张二小姐是发起人，经理人，日常看守店面，至于他人则初创时兴致很高，大家经济光临，后来逐渐稀少。而二小姐本人则亦因为接受了南京路上中国女子商业银行董事会的一再邀请，转去担任总经理之职，于是云裳公司就关门大吉。
而且说云裳之起，起于张家有一个固定的好裁缝阿梅，“他们有意发挥这一裁缝的天才，想用他来改变国人爱穿“制服”（不论高矮肥瘦，大家穿得一样）的习惯，使知穿衣应该适合各人的身份，配合各人的身段”。因此，“云裳公司的主持人是张幼仪，而其台柱则为阿梅”。至于主持人张幼仪之所以在云裳传说中未有多少声息，一是因为云裳公司是一个小店，并不需要多少资本，而其所以不做老板而当经理，乃是为了招揽股东，“使许多有能力帮助设计，或有声望号召顾客，或有资格做模特儿的交际花等都可以把此店视为己有，格外热心支持”。
然而，对于云裳传说中唐陆的地位就这么容易否定？对于容天圻提供的照片中，不见张幼仪身影的事实，以一句张不愿做老板就能敷衍？刘英士一方面觉得梁实秋说得太过了，明说不敢苟同张幼仪是“因为寂寞，所以才开云裳公司”，也不敢大胆支持梁实秋陆小曼与云裳公司“根本无关”的说法，更明确否定梁实秋“陆小曼与张家从不往还”一语。说着说着似乎自己也心虚了，所以写到后面有点气急败坏起来，大爆粗口，完全没有了老新月派人应的文章气度：
幸亏志摩先后只讨两位夫人，距今不过三十余年，当事人之一尚属健在，立言君子即已张冠李戴，纠缠不清，胡说八道且占三比一之绝对优势；如果后世考据家根据民主原则，取决于多数，梁说就在应予摒弃之列。我真羡慕陆小曼福气真好，别的美人迷昏了志摩，而她坐享其成；道听途说者乱写文章，又将使她夺得云裳。她有资格拍胸脯说：“我的天下得之于李闯，而非取之于大明。”
文坛上的李闯，何其多也。
毕竟，梁、刘都只是一家之言，都只是回忆兼想象，都有点自欺欺人的强词夺理；知道云裳的人，台湾没有多少了，大陆却不少；云裳的史料，台湾没有多少，大陆却俯拾皆是，只是长期两岸睽隔，又政治易势，容不得人捡拾，后来的人却又渐渐拾不起来了，以至成了公案了；以至于在美国的张家后人张邦梅写《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竟也完全沿袭梁、刘之说，真是数典忘祖了；以至于博学多识的朱正先生，在新近发表的《鲁迅书信中的服装公司》（2012年6月17日《南方都市报 》），摘录了梁、刘的相关文字，作为鲁迅1927年11月18日写给翟永坤的信中说的一段话（听说《语丝》在北京被禁止了，北新（书局）被封门。正人君子们在此却都很得意，他们除开了新月书店外，还开了一个衣服店，叫‘云裳’，‘云想衣裳花想容’，自然是专供给小姐太太们的。张竞生则开了一所‘美的书店’，有两个‘美的’女店员站在里面，其门入市也。）的补充材料，而完全忽略容天圻之言，真是有点应了“文坛上的李闯，何其多也”。而且，他们为了抬高张幼仪，极力贬低唐瑛和陆小曼，恐怕连张幼仪都消受不起。
二、云裳公司的大陆渊源
待到两岸音讯开通，云裳周围的人，在大陆也差不多没有了，但他们的关于云裳的文字还在，特别是一些年齿辈份、与事程度均高过梁、刘的人的文字，也还可以发掘得出来；《传记文学》编者将刘英士的回忆，视为“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也就显得隘陋无知了。比如说周瘦鹃就是。周氏无论年齿（1895生）、地位（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均在梁实秋之上的。梁氏1903年生，其时出道未几，虽与徐志摩等主办《新月》，至少称不上旗手与主将；新月派较之鸳鸯蝴蝶派已属后起，也绝没有后者曾经统领天下的气概。而其刊于《申报》1927年8月10日的《云想衣裳记》，应该可以说是一文打倒众“李闯”：
静安寺路爱巷（LOVE LANE）之口，有小肆临衢，晶窗内金阑灿然，作流云卷舒状，美乃无匹。檐牙之上，一市招亦金色，幕以零统断素缀合之织，斑斓如百衲衣。双星渡河之后三日午后五时许，门前陈方案，一小郎立其上，周绕绛葩，环列玻盏，斟旨酒满之，有靓状士女擎盏于手，相与致祝。小女郎展其苹果之靨，引手制彩绳，百衲之织应手落，市招上有两字涌现，则赫然云裳也。此特别之开幕典礼成，于是乎云裳公司遂与海上女士相见矣。
云裳公司者——专制妇女新装事业之新式衣肆也。创办者为名媛唐瑛、陆小曼二女士与徐志摩、宋春舫、张小鹣、张宇九、张景秋诸君子，而予与老友钱须弥、严独鹤、陈小蝶、蒋保厘、郑耀南、张珍侯诸子，亦附股作小股东焉。筹备三月，始告就绪，涓洁于七月十日开幕。先期遍发香柬，邀请名流闺彦临观。届日，骏奔麋集者凡五百余人，署名于册者，续续如长流之水，亦云盛矣。（黄子梅先生在场担任摄影）
任总招待者为唐瑛、陆小曼二女士，交际社会中之南斗星北斗星也。……开幕之日，为优待顾客计，概照定价九五折，名媛如谭雅声夫人、张星海夫人、陈善浩夫人、丁慕琴夫人，明星如殷明珠女士等，皆已选样定制，他日衣成，吾人可于珈馆歌场间，在在见云裳新妆矣。招待参观，期订三日。第一日为文艺文艺界与名流闺媛。第二日为电影界明星。第三日为花界诸姊妹。一时上海裙屐，几尽集于云裳公司之门，诚盛事也。
列位看清了，周瘦鹃相对梁、刘，既是文坛前辈，也是大佬；从亲历角度而言，那更要亲历得多——是股东！其黑纸白字说唐瑛、陆小曼是创办者，谁敢说不是？而十数人入股，名流仕女五百余人出席的开幕典礼，也不是刘氏所说的小店的架式。而在这么重要的场合，被梁、刘称为“总经理”的张幼仪，怎么能不见踪影？
如果说陆小曼如梁、刘所说的交际花般地玩玩，唐瑛可不是。转年，她还在附近另开一家时尚店来着。而且时人对其能力也充分认可：
唐瑛女士自嫁李君祖法，爱好甚笃。女士性聪慧，不亚须眉。鉴于其夫之有为，亦颇有志于自立，故去岁云裳公司，女士亦为创办人之一。今者又约宣君、厉君组织一化装店，名之曰巴黎店，西名VOGUEO，地址在静安寺路西摩路口，如粉镜粉盒烟盘烟夹皮包洋人珠圈翠戒以及一切化妆品，无不应有尽有。虽泰运自巴黎，而间亦有女士手制，皆精妙无比。闻取价极廉，非若市侩之故昂其值也。女士语余曰，所售钟表，皆巴黎产，种类最多，亦最时式。余知此店一开，海上士女，风气必当一变。姊妹出游，或将相告曰：“到巴黎店去。”（《申报》1928年5月23日二十二版吉孚《巴黎店》）
因此，五年之后，李寓一总结此一时期新装发展的文章《新装五年之一回顾》（《申报》1931年1月11日第23版）说到云裳公司，更加突出唐瑛、陆小曼的地位，说“江小鹣、张辰伯诸子，均舍身其中”，乃是“承欢裙下”，“云裳公司，以是而彰著”。
当然，像陆小曼这种人，或不会像唐瑛这样管多少具体事的，唐瑛则一直在努力地经营着云裳，即使在她新开了巴黎店以后；当时的报章关于云裳公司的文字中，也只有唐瑛而小曼不再。比如1927年8月间的上海女界慰劳北伐前敌兵士的游艺大会，压轴的“最时髦的‘时装表演’”，正是由唐瑛领衔出演，一登场即大撒云裳的广告卡片，随从模特也“把各人手中的卡片好像雪花一样的向台前飞着，大做云裳公司的免费广告”。尽管做得有些过分，观众还是欣然接受，因为一方面八位模特“都是穿了极美丽极奇突的服装，看得我（记者）眼花缭乱”，另一方面时髦与商业在现代社会里，原本如同孪生姊妹。（《申报》1927年8月8日金华亭《关于中央剧艺的几句话》）再从云裳在媒体上大打广告看（“空前之美术服装公司”；“采取世界最流行的装束，参照中国人衣着习惯；材料尽量采用国货，以外货为辅；定价力求低廉，以期普及。”；“要穿最漂亮的衣服，到云裳去；要配最有意识的衣服，到云裳去；要想最精美的打扮，到云裳去；要个性最分明的式样，到云裳去。” ）云裳是有发展的，规模绝不会如梁实秋、刘英士所说，仅靠一个裁缝阿梅就能搞掂的一个小店。
再者，云裳的设计制作，也在在打着唐瑛的烙印。比如说当时最新式的披肩，“类古钟形，表演时以手抱裹之，令腰部紧凑，则似印妇之裹巾而行，亦略能示体格之美。然试垂手而立，则又如卫生部之大蝇模型，殊不雅观也。独有唐瑛女士者，短裳及膝，狭袖齐肘，不似一般，而号为最新”。（《申报》1931年1月11日李寓一《新装五年年之一回顾》）如此看来，云裳若离了唐瑛，真还不行。
再回过头来讲，像容天圻接过陈定山《春申旧闻》的话——唐、陆不久倦勤，并刀钿尺间，不复见二人裁量倩影，而南北交际花之名乃大噪于时——说：“究竟是她们二人厌倦后由张幼仪接办了，或是张幼仪自己也有一家服装公司虽不得而知。”倒是真有可能。因为张幼仪插手云裳，实合乎逻辑的：她既与徐志摩做不夫妻还是朋友，也是孩子他妈，禹九也是她哥，因此算得上两大股东的代表，在唐、陆渐倦，接手经营，合乎情理。但是，在陆小曼尚在前台的时候，像梁实秋讲就是张幼仪的操持了，那就等于坊间传闻，陆小曼再婚时，前夫王赓做徐志摩的伴郎一般扯。
不过，进一步的证据也表明，即便张幼仪有接手，也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一重证据是，张幼仪并非像梁实秋所言的寂寞无聊，据张邦梅的《小脚与西服》讲，是一直在找事做，“开始四处谋教职，后来在东吴大学教了一学期德文；正考虑教第二学期的时候，有几个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的女士跑来与我接洽……”看吧，在德文教师和银行经理之间，并没有什么云裳经理的经历。而且银行找她去，也不是看中她的经营能力，而是因为他的四哥为了践行向妈妈承诺的要照顾她的责任而要她们来的，她们也直言不讳，“她们说希望我到她们银行做事，因为我人头熟，又可以运用四哥的影响力守住银行的钱——四哥是中国银行总经理，又参与创办了《银行周报》这份讨论中国问题与经济问题的刊物。她们不得不讲明，找我进银行主要是看我的关系，而不是能力”。当然后面也讲到了张幼仪经管云裳公司之事，但很令人怀疑是否受了《传记文学》的影响。因为从《申报》1932年11月14日寄萍的《关于妇女职业的谈话》中，接手云裳公司的谭雅声夫人甘金荣女士说：“云裳是文艺界诸位先生费了几许心血的产物，如由它无人负责，而职其自然演化，结果是辜负了许多人的愿望，便决心把它中兴起来，显然只能更加辜负人们的愿望，由式微更趋没落。”这段话也从侧面说明了两点，一是唐瑛乃至其她风流人物，早已不管或不怎么管“云裳”了；二是张幼仪根本没有管或者管了也没有好生打理过，至少也直接否定了刘英士的说法：“因为接受了南京路上中国女子商业银行董事会的一再邀请，转去担任总经理之职，于是云裳公司就关门大吉。”因为张邦梅的记述是做银行总经理之余过去看看云裳而已；前后关系，彼此颠倒。
总而言之，不管张幼仪有无参与云裳的管理，至少没有产生多大社会影响，因为到民国晚期，像1946年10月7日《申报》第六版本报特稿《上海妇女服装沧桑史》，谈到云裳，还是认为无关张幼仪事：“最初为上海仕女设计打样缝制的，要称云裳公司，创办人均为海上名流，像交际花唐瑛，名律师江一平，艺术家江小鹣皆是。由唐女士在外宣传，江则设计打样。可是不久转让给他人了，现今当然要推鸿翔公司为巨擘。”
可以说，所有关于张幼仪主持云裳公司的记载，均出自台湾《传记文学》发表相关文章之后。笔者深感奇怪的是，当诸位大佬在《传记文学》打笔仗时，无论唐瑛、陆小曼还是张幼仪都尚在人世，如果说陆小曼在大陆发不出声，唐、张均在海外，为何不问问她们这两位当事人？为何她们俩均任由别人当枪使而不发一声？或者在她们看来，文人无行，虽大腕亦不免，不值得置喙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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