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0年，鸾山中学还有最后一届高中生。在招生比例极低、住宿条件极差的情况下，我不仅应届考上了初中，还幸运地成为了本部的一名寄宿生。
那时我只羡慕五种人：食宿无忧的教师子女；除了上课，吃住在家的全通学生；只寄早中餐，每天有新鲜的下饭菜的半通学生；只寄餐不在学校住宿的学生；顿顿热饭热菜，在食堂吃菜的学生。
我不是教师子女，也不住在学校附近，更没有在周边的兽医站粮站供销社纸厂银行农技站等部门上班的亲戚，无法享受全通半通学生的优待。在食堂吃菜，虽然不是南瓜就是萝卜，不是白菜就是海带，不是猪血就是豆腐，虽然一个月只需四块五毛钱，但对于五毛钱可以花上一个学期的我来说，简直是一种奢望。
通学生有通学生的优越，寄宿生也有寄宿生的滋味。
寄宿生的下饭菜多为炒豆子、干辣椒炒虾米鱼仔、霉豆腐，条件好的也有带腊肉腊鱼油豆腐的。
初中三年，感谢母亲每个礼拜变着花样给我准备的下饭菜。我带得最多的菜是干辣椒炒虾米，一个礼拜一罐头壶。八一年下半年，大姐家乔迁新居，我跟堂弟到她们家带过一次“冻”（各种剩菜混合熬制而成）。姑父是砖匠，带了好几个徒弟，过年过节，徒弟都要送礼，有时还帮人家做厨子，常常会攒些普通人家吃不到的猪肉。每年正月过后，小姑常让我礼拜天去改善生活。返校前，还会特意为我炒两壶腊肉。
寄宿生每人一个木箱，里面除了一身换洗衣服外，就是要吃一个礼拜的菜。睡下铺的，木箱用红砖或木板垫着放在床底下；睡上铺的干脆把木箱放在床上。每天晚自习下课，寝室里那微弱的灯光下，全是开箱吃菜的室友：他们或趴在床底下用头顶着箱盖，或坐在上铺打开箱盖，整个寝室弥漫着各种菜的味道。不用去看，就知道谁谁谁带的是什么菜。大家一边吃着，一边计划着剩下的餐数，往往是先紧后松。要是计划不好，后面几餐只能靠着几颗豆子、半块盐蛋下饭了。
寄宿生菜品单一，一个礼拜就一种菜，吃得让人发腻，特别是那又苦又涩的咸鱼仔。有时候，几个玩得好的同学换着吃，确实是一种享受。南源同学的酸菜炒春笋全是春天的味道，江冲同学的辣椒炒豆子香气袭人，琴陂小年家的腊鱼回味无穷，水晶岭新民家的竹鸡斑鸠最是难得。有一次，我在小舅家用麦乳精壶带了一大壶新鲜野猪肉，第二早上吃就觉得味道不对了。中午，我央求几个同学帮忙解决。接下来几天，我只得轮着吃别人的了。有时，有同学的菜不幸变馊了，有同学的菜不幸被人偷吃了，只好到处借钱到合作社买那两毛钱一斤咸得人死的萝卜条来对付。
对每个寄宿生来说，最美的声音莫过于吃饭铃声。铃声响过，冲到最前面的仿佛是“饿麓山”下来的寄宿生。寄宿生最恨的是喜欢拖堂的老师，哪怕拖堂一秒钟，也会改变吃饭的进程；最想巴结的是负责值日的老师，哪怕是提前一秒钟进食堂，也会有满满的幸福感。
拥进食堂，挤近餐桌，筷子、叉子、调羹朝着同一个目标。一盆八块饭，手快的选中中间最大看上去也最干净的一块，手慢的只剩最小块。虽然食堂用划饭器分饭比席长分饭进步了许多，但也难免存在着些小误差。要知道，在那个正是长身体的黄金时代，多吃那么一钉点都是大赢家。八个人同班还好说，同时下课，再怎么也亏不到哪里去。最惨的是编在混合席：几个班下课时间不统一，最后赶到的恐怕只有那惨不忍睹的一小块，负责洗盆的甚至还把它倒扣在饭桌上。
那时，食堂偶尔发生打架事件，不是争风吃醋，只因分饭吃了亏。直到后来食堂废除了大盆蒸饭，改用专人专盆，才减少了这方面的纠纷。
那时，几乎人人能吃。食堂把三两换成了四两后，还常有男生吃到最后，眼巴巴地望着窗口，等着难得的加餐机会。碰到有人请假未停餐时，其他几位就会毫不客气地平分那一份。我们总怀疑食堂蒸饭时米没下足量，常把问题反映到学校。学校组织学生会干部“监钵”：学生代表半夜三更到食堂监督工友称重淘米分盆上蒸笼，在我们自己称重淘洗的那盆上做好标记。也不知怎么回事，我们标记的那盆竟比没做记号的还少一些。
寄宿生住在老教室里，几十个人一间，上下床。夏天蚊子多，冬天脚屎臭。冬天，起床铃后，各班要派人分热水洗脸，一人一水斗。周三不上晚自习，没回家带菜的常溜到隔壁纸厂看电视。
熄灯铃响过，老尹的哨子准时响起。大家轻轻地锁好箱子，蹑手蹑脚地爬上床，生怕弄出声响。不幸被老尹逮着，罚扫寝室事小，抓到主席台亮相可就尴尬了。
那时，你要是在鸾山寨小路上碰到一个用肥料袋子装着米，用塑料网袋装着罐头壶的，不用猜，准是像我这样的寄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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