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有言云：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可看强秦以函谷关塞六国之兵，东汉以洛阳之地掌控天下，便可以明白山河之险固，还是都城之所以为都城的首选要素。
那么把疲天下之利的四战之地开封，定为都城，难道是宋太祖不够睿智吗？！能千里送京娘，能以一武夫出身，将“点检做天子”之谶语，落到实处的赵匡胤，胆略、气慨，没得说，那可真不是一个好相与的主儿。只是在都城的选择中，实在是矛盾，却又无可奈何。
毕竟开封城，仅在城北有一条黄河，四面一马平川，无丝毫山川之险，特别是在契丹收了干儿子石敬瑭献上的礼物——燕云十六州后，但凡南侵，平原之上，其铁骑纵横驰骋，无敌霸王龙的气势。一旦突破黄河天险，开封城便成了板上肉，瓮中鳖。
所以，从军事上考虑，宋太祖对于有着“王者治天下，设险以安万国”之说的出生地洛阳，以及强汉盛唐都城的长安，更为心仪；事实上，他也的确有过以三级跳的方案，将都城自开封迁至洛阳，最终搬去长安的举动——“终当居长安，据山河之胜又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
只不过迁都行动仅开了个头，便无疾而终，最终还是不情不愿的定都于开封。这又是为什么呢？！难不成天子还做不了快意事？！
首先，快意之事，在元明清之前，天子还真做不了。我们印象中一言九鼎的天子形象，实际上，自元这一从奴隶制直接跳入封建制的朝代始，由朱洪武开创的大明定模，进入满清彻底完成塑形。
所以说，在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赵宋，定都这样的大事，更非可以某一个人，一拍脑袋，一跺脚，就能独自做出的决定，即便他是天子。正如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都城的选择，也绝不次于二者，要不然千年来的封建史，升格为都城的城市，也不过寥寥。
其二，时也，势也。
由于历史、经济和文化环境的不同，中国的各个地区间，存在着一定差异。
早至春秋战国时期，便有以太行山和函谷关为界限的山东、山西，或者说关东、关西之差。关东相较关西，人口更稠密，经济更发达，但关西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却又比关东更强大。而此时的南方地区，即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尚属荆楚的蛮荒之地，还没怎么开发。
最终，关西的秦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击败了山东六国，成就统一大业。秦失其鹿后，汉太祖刘邦背靠关西，依靠贤相萧何源源不断的兵力、物资供应，虽数败而不颓，联合各派，最终打败了以关东彭城为基地的霸王项羽，继秦之后，再都长安。西汉之时，虽然关西、关东有别，但二地相辅相成，前者在军事和政治上控制着后者，后者则在经济文化上支撑着前者。
千古难出的贤人，王莽撕下了温情脉脉的面纱，篡汉位、建新朝没几年，便天下大乱，绿林、赤眉等等攻伐不止，待得光武皇帝重整河山，安定四野，关中已然残破，长安也毁坏不堪。
而周初“三监之乱”后，周公和召公于黄河和洛河之间的平原上，建造的坚固堡垒：洛阳，进入了此时刘秀的视野，因为定都此地，既可以绕过残破的汉室旧都长安，亦可以使关东粮食漕运，避开三门峡这一运输的瓶颈，平安地运送到新都，以安定官员百姓。
之后的各个朝代，从曹魏、西晋到北魏、北齐，国都也多在太行山区平原交界处的洛阳、许昌、邺城打转。此时，曾经的经济发展空白区，淮水长江以南，亦在偏安一隅的东晋以及其后的宋齐梁陈开发之下，慢慢发展起来。
以关陇集团为核心的隋唐，继承了西魏北周的传统，再次建都长安，只是关中土地的出产，更难满足朝廷官员及民众的需求；而三门峡之险，仍然是南来的粮食等物资，转运至国都的一个重大问题，所以隋炀帝确立了长安作为西京、洛阳作为东都，两都并立的制度。随后的李唐皇室，也继承了这个制度，他们常会移跸东都，就食于洛。而当年的玄奘大师，在未获出境批准后，便是借太宗就食之机，偷偷混入饥民队伍，溜出关中，赴印度取经。
大唐生命线——粮食物资供应的主要渠道，运河一线的安全是否能得到妥善保障，直接关系着国家命脉。唐末，庞勋、黄巢起兵，中原藩镇混战，运河漕路断绝，大唐便再也无力维持下去了。
随着两汉隋唐的天下一统，关东关西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的差别，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泯灭。而大一统后的大开发，加之接踵而来的天下大乱，血腥混战，使得原本属于关东的富庶黄河流域，遭到了巨大破坏，发展渐渐停滞，而此时淮水长江以南悄然兴起。到了北宋临朝之时，历史运转的轴心由东西方向转为了南北方向，国家的经济重心已经完成了转移。
五代十国时期，长安、洛阳早因唐末安史叛军、唐军、吐蕃、回鹘的混战，残破不堪。而此时，拥有着汴河之利的开封，则是人口稠密，经济发达，所以五代中，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四代均定都于此。所以，赵太祖虽心有不甘，却也不得不继承五代传统，把经济因素列入考虑范畴。毕竟以开封为中心的汴河，单粮食一项，每年可以从南方输入700万石，还不论其它物资。
其三，晋王赵光义的坚决反对。赵光义已任开封尹十多年，经精心培植，在开封形成了一张强大的权力网。宋太祖欲将都城迁出开封，也有着想采用柔和手段，削弱赵光义的意图，以使其这张权力网失效。而赵光义联合群臣的进谏，也是识破了太祖的小九九，继而进行的反击。所以赞成迁都与否的根本，就是朝中权力之争的反映。
因此，宋太祖虽然断言，“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却也不得不接受：定都开封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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