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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想象的共同体》
沒有什麼比無名戰士的紀念碑和墓園，更能鮮明地表現現代民族主義文化了。這些紀念物之所以被賦予公開的、儀式性的敬意，恰好是因為它們本來就是被刻意塑造的，或者是根本沒人知道到底是哪些人長眠於其下。
佛教、基督教或者伊斯蘭教在許多不同的社會中存續了千年以上，這一驚人的事實，證明了這些宗教對於人類苦難的重荷，如疾病、肢體殘廢、悲傷、衰老和死亡，具有充滿想像力的回應能力。為何我生而為盲人？為何我的摯友不幸癱瘓？為何我的愛女智能不足？宗教企圖作出解釋。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所有演化論 / 進步論形態的思想體系的一大弱點，就是對這些問題不耐煩地無言以對。
這個時代所亟需的是，通過世俗的形式，重新將宿命轉化為連續，將偶然轉化為意義。在下面的討論中我們會知道，很少有東西會比民族這個概念更適於完成這個使命。
正是民族主義的魔法，將偶然化成命運。我所主張的是，我們應該將民族主義和一些大的文化體系，而不是被有意識信奉的各種政治意識形態，聯繫在一起來加以理解。
這些古典的共同體從未設想過一個和語言高度分離，而所有語言都只是和它保持等距關係（所以是可以互換的）符號的世界。事實上，本體論上的真實只能通過一個單一的，擁有特權地位的表象系統，如教會拉丁文的真理語言（ truth-language ），古蘭經的阿拉伯文或科舉的中文，才能理解。
正是這種可以經由神聖語言改宗的可能性，才讓一個「英格蘭人」可以成為教宗（ Pope ） 而「滿族人」得以成為天子。
雖然在反宗教改革期間拉丁文曾有短暫的復興，但拉丁文的霸權已亡。我們也不只是在談論是否廣泛流行的問題而已。稍後，以一種同樣令人暈眩的速度，拉丁文喪失了作為全歐洲上層知識階級的語言的地位。 17 世紀時，霍布斯（ Hobbes,1588—1678 ）因為使用真理語言寫作而享譽歐洲大陸，而莎士比亞（ Shakespear,1564—1616 ）卻因以方言寫作而聲名不聞於英吉利海峽彼岸。
從 11 世紀以來（如果在此之前真的有過的話）就再也沒有一個「英格蘭的」王朝統治過倫敦。這是一個典型的例證。而我們又該把波旁王室（ the Bourbons ）派給哪一個「民族」呢？
即使在詩人波普（ Pope ）和愛迪生（ Addison ）的時代，安‧斯圖亞特（ Anne Stuart ）仍然在使用以皇族之手觸摸病人的方式為人治病。在啟蒙運動時代的法國，直到舊政權瓦解前夕，波旁王室的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也都還在做這種事情。
在一個相當特殊的意義下，書籍是最早的現代式的大量生產的工業商品。
合在一起，這些觀念遂將人類的生命深植於事物本然的性質之中，對存有的日常宿命性（最重要的是死亡、損失和奴役）賦予某種意義，並且以各種不同的方式提供從這些宿命中獲得救贖之道。
印刷資本主義使得迅速增加的越來越多的人得以用深刻的新方式對他們自身進行思考，並將他們自身與他人關聯起來。
有很多土耳其人，包括凱末爾本人，一直都認真地把西台德人和蘇美利亞人看成他們土耳其人的祖先。在笑過頭之前，我們應該提醒我們亞瑟王（ King Arthur ）和包迪西亞女王（ Boadicea ）（卒於公元 62 年，英格蘭東部 Iceni 女王，曾反抗羅馬）的存在，並且思考一下托爾金（ Tolkien ）的神話故事何以在商業上如此成功。
路德領路，眾人緊隨，由此一場在下個世紀蔓延全歐的巨大的宗教宣傳戰初露端倪。在這場巨大的「爭奪人心戰」中，新教正因其深諳運用資本主義所創造的日益擴張的方言出版市場之道，而基本上始終採取攻勢，而反宗教改革一方則立於守勢，捍衛拉丁文的堡壘。
舊的行政語言就只是那樣而已：它們就只是官吏為其自身內部方便而使用的語言。當時並沒有要將君王的語言系統性地強加於各個不同的臣民群體之上的想法。
這些印刷語言以三種不同的方式奠定了民族意識的基礎。首先，並且是最重要的，它們在拉丁文之下，口語方言之上創造了統一的交流與傳播的領域。
我們可以從截至目前為止的論證中扼要地總結說，資本主義、印刷科技與人類語言宿命的多樣性這三者的重合，使得一個新形式的想像的共同體成為可能，而自其基本形態觀之，這種新的共同體實已為現代民族的登場預先搭好了舞台。
我們也不應該忘記很多北美 13 州殖民地獨立運動的領袖是蓄奴的農業大亨。托馬斯‧傑弗遜本人正是在 18 世紀 70 年代的時候，因為效忠英王的總督宣告解放那些與他們從事叛亂的主人決裂的黑奴而被惹惱了的弗吉尼亞農莊主之一。
除了巴西以外，南北美洲沒有一個地方曾認真地嘗試再創王朝；而如果不是因為葡萄牙國王自己在 1808 年為逃避拿破侖而避居巴西的話，或許連巴西也不會出現君主制。 [ 他在巴西待了 13 年，然後在返國之前在當地立其子為巴西國王彼得羅一世 (PedroⅠ)
發展標準化的國家語言，助長了文書的可互換性，而這又增強了人員的可互換性。
就算他是在父親移民之後的一星期內出生的，出生於美洲的意外卻使他淪入庸屬的地位——縱然在語言、宗教、家世或禮節各方面他大多和在西班牙出生的西班牙人無法區別。這個情形任誰都是無能為力的：他無可救贖地就是一個歐裔海外移民。
從君主的觀點來看，美洲的歐裔海外移民由於世代相續人數不斷增加，並且在地方上扎根越來越深，已經變成一個在歷史上頗為獨特的政治問題了。母國有史以來首次必須處理——就那個時代而言——遠在歐洲之外的，數目龐大的「歐洲同胞」 ( 在西屬美洲到 1800 年時已經超過了 300 萬人 ) 。
防止那些政權的掠奪；換句話說，經濟利益、自由主義或者啟蒙運動這三個因素都沒有提出一個新的意識的架構——和他們僅能看到的位於視野中央的喜愛或厭惡的對象正好相反的是，一個能夠看到先前所不曾看到的，位於其視野邊緣的事物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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