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生道路选择中的矛盾性
人的一生就犹如是远洋中漂浮的帆船，免不了起起落落，沉浮不定。但如果人生中有了合适的选择和坚定的目标，那人生的帆船便有了导航的灯塔。路遥在《人生》的扉页引用了柳青的一句话:“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路遥笔下的农村青年们由于他们处于城乡交叉这样一个特殊的生存处境中，这使得他们在面临人生选择的时候，也往往受到现实条件的制约，不得不做出适当的妥协。
1.农村青年矛盾的精神世界
01.奋斗主义和英雄情结的交织
路遥在其小说中，塑造了大量的勇于战胜生活艰难的强者形象，在这些不折不挠，越挫越勇的奋斗型人物身上，作者寄托了自己的入世思想和儒化的审美理想。但同时单纯的个人奋斗并不能改变弱小人物的命运，自我价值的实现往往要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去完成。路遥笔下的青年出了典型的个人奋斗之外，还表现出渴望改变命运，解放社会的伟大抱负，例如孙少安创办砖厂的初衷并不仅仅是改变自家的经济状况，还设想带领整个双水村的村民们脱贫致富，过上能够填饱肚子的生活。这其中体现了主人公不甘平庸，渴望成为杰出人物，以及其身上潜在的反抗意识、挑战意识、创造意识和牺牲精神。个人奋斗和英雄主义之间看似相互矛盾，却又在矛盾中实现了相互统一。
高加林虽然自身性格上有一些缺点，如好胜心很强，面对感情时优柔寡断，但他也是一位不甘平庸，勇于超越自我的杰出青年。在农村，他在多年污秽的水井里撒下漂白粉，不顾乡亲们的反对，搞了一场“卫生革命”，在这个过程中，他既是孤独的个人奋斗者，也是具有英雄主义情怀的创造者和改变者。《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身上的英雄主义品质表现得更为突出。他在黄原县城揽工时以失去自己的工作为代价，解救了被包工头凌辱的年轻姑娘小翠，在他本人还很弱小的情况下，依然嫉恶如仇，表现出强烈的正义感和悲剧性。后来他成为煤矿工人，在人与自然的搏斗中，他用自己的汗水和过人智慧，显示出了自身的价值，将一个普通人的英雄主义情结发挥到极致。
02.高自尊和低自尊的共存
路遥笔下的青年大多出生贫寒，在生活物质方面相对匮乏，饱受饥饿、寒冷的折磨，同时贫穷所导致的屈辱也使得他们在心理上有了创伤，如在《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在中午打饭的时候只能够吃两个黑面膜，丙菜对于他来可以说是用来改善生活了。他用少年本有的稚气，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一颗敏感又自尊的心，总是等到所有同学用早餐之后，才一个人偷偷拿着自己的碗去吃饭。再比如在《人生》中，高加林退了民办教师后去城市里卖馍时在人群中躲躲闪闪的窘迫的样子，他怕遇到高中时的同学遭到嘲讽，去城里掏粪也等着晚上去，怕遇到熟人戳伤自己的自尊。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属于孙少平和高加林的骄傲，也能够感受到因为缺失和不足，他们在人群中所感受到的孤独。高加林的高度自尊正从侧面反映出了他的自卑，说白了，他不能够正式自己的贫困，并且在巧珍从村子里来到县城给他说家乡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迹，他也表现出极不耐烦的态度，他没有清晰的自我认知，这体现出了他性格中虚荣的一面，是小说中人物性格矛盾、人性灰色的体现。与此同时，高加林和孙少平都是很有自尊心的男子汉，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和智慧，加之他们身上农村男子特有的刚强不屈，坚韧耐劳，努力上进等品质，也在人群中赢得了自身的尊严，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所以说，路遥笔下知识青年的形象是饱满的，圆形的，多面的，矛盾复杂的，灰色路遥对这种灰色持有的更多是理解和同情的态度，而不是一昧的嘲讽。
2.乡土情结和远方情怀的矛盾
路遥在他有限的生命里为我们塑造了众多矛盾的青年形象，其中《在困难的日子里》的马建强，《人生》中的高加林，《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这三位男性主人公则是其小说中矛盾青年的典型代表，作者让一种相似的性格同时在这三位男性青年身上展现，让读者深切感受到处于城乡交叉地带普普通通知识青年的痛苦和挣扎。
城乡交叉地带是路遥独特的创作敏感区，体现了他独特的审美视角。其地理空间是指陕北镇、县、地区级的中小城市和环绕这些城镇的农村。路遥小说中对黄土高原地区民情风俗的描绘涉及到方方面面，其书写呈现出复杂性和丰富性，例如他笔下的农村特有的风景，陕北地区特有的窑洞、碧水涟涟的小河、半红的枣林、南来北往的大雁、悠悠漂浮的白云、傲然挺立的白杨树、以及村民们口中悠然哼出来的信天游。同时路遥在其作品中对陕北高原农村地区的婚丧嫁娶、节日风俗、分娩治病等文化民俗进行了深刻再现。此外，路遥还在他的小说中着重体现了陕北农村人宽厚善良、自强坚忍、吃苦耐劳、努力上进的民性特征。而路遥笔下的知识青年正如同他笔下的黄土地一样，充满了英雄主义热烈的心肠，对从小生活过的家园有一种爱恨交织的凝重的归属感，即便是进入都市后，生于斯，长于斯的黄土高原也永远是他们梦牵魂绕的精神家园。故乡联系着人类最为久远的历史，联系着人的童年，所以往往被看做是人类灵魂的栖息地，因而乡土情结是个体在寻找人生归宿的愿望在心灵上的体现。
路遥笔下身处城乡交叉地带的知识青年从农村到城市最终又回归农村，在这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中，他们也在尽力超越自我的局限性，追求心灵中本真的东西。这种出走——归来的心理路程体现了农村知识青年的怀疑、否定、舍弃，又不断地相信、肯定、重寻，显示了他们在自身所构筑的理想世界和身处现实世界之间的思索、徘徊和追求。一方面他们摆脱不了生命中固有的乡土气息和长期农村传统文化的浸染，另一方面他们又渴望逃离农村庄稼地的束缚，想要在城市里谋求一片能够让自己大显身手的地坛。
《在困难的日子里》的马建强带着长亲们的期望，对未来满怀憧憬走进了全县最高学府，开启了自己城里人的第一步。而《人生》中的高加林与《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则更为鲜明地体现了这群特殊的青年人他们的矛盾性。他们和马建强一样，因为升学而进入城市。高加林作为一个有才华、有学识、有能力的年轻人，他渴望能够在城市立足，成为“公家人”。刘巧珍从乡下到城里来探望他时，对他热情讲述家乡里“猪娃”的生产情况，他表现出极大的不耐烦，他通过叔父的关系成功挤进了县城煤矿的通讯社，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但是“进军城市”的征服意志也在客观上损伤了原有亲人的感情，“身在农村而不甘于农村”，最终“”高加林成了一个遗弃了故土却又被城市所遗弃的人。”孙少平，同样是农民的儿子，不甘心将自己的一辈子束缚在黄土庄稼地里，他在读书和游历中充实着自己的精神世界，在农村他娴熟各类农活，是家人的好帮手；在建筑工地，他勤勤恳恳，是有力的劳动者；在煤矿，他浑身洋溢着英雄主义情节，是合格的旷工。从双水村到黄原县城，从学生到农民再到工人，孙少平实现了自己从农村人到城市人的华丽蜕变，最终也用自己的精力和汗水赢得了他人的尊重，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无论是身处农村还是城市，路遥笔下的知识青年最终都得以不同程度的回归，那便是回归到平凡的生活之中。高加林回到农村，孙少平在煤矿被毁伤面容，但毫无疑问，这种出走——归来的经历恰恰是主人公面对现实生活时反抗、挣扎、和解甚至妥协的真实写照，是他们面对人生诸多选择时矛盾心理的外在表现。
3.理想和现实的落差
我们常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在路遥的作品中，通过生硬的现实世界，明确地告诉了我们“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的道理。但路遥笔下的进步青年在被动接受残酷现实的同时，并没有放弃自己一颗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心肠，他们身在严峻的现实中做着那理想的卧底。罗曼罗兰曾说:“这世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便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高中毕业后回到家乡做过教师，在地里种过庄稼，去黄原县城里揽过工，在这期间，即便是作为一民普通的劳动者，他也没有放弃过读书，一直阅读田晓霞寄来的报纸和《参考消息》，没有放弃让自己成为理想中的样子。此外，孙少平和田晓霞也是理想中的情侣，他们在物质和世俗化的生活中差距很大，但在精神世界里是相通的，他们有相近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所以他们接受对方也正是双方在感情上理想主义的体现。然而后来的事实是田晓霞遭遇洪水逝世，而孙少平也在煤矿毁掉了半边脸，最终，曾经的热烈和激情渐渐飘散，他一复一日背负着生活干瘪的驱壳慢慢前行。《人生》中高加林也一样，他最终没有在记者编辑的岗位上走下去，回到了他曾经一度看不起的故园，他没有成为自己理想中的那个人，而是在沉重的现实面前做回了一个真实的自己。
路遥小说中的知识青年在面对理想和现实的时候存在诸多顾虑，二者在本质上是处于矛盾的状态之中，这也许是所有人在成长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事情，但因为农村知识青年他们本身就处于城乡交叉地带的特殊位置，就使得他们的矛盾更为明显。
二、感情矛盾
农村青年对人生道路不同的选择，注定了他们会在行走过程中与不同的人结伴。矛盾的道路选择也就注定了农村知识青年们矛盾的社交关系和情感世界，这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影响他们一生的爱情和婚姻矛盾。
01.爱情矛盾
鲁迅在《伤逝》里写到:“人必须活着，爱才能有所附丽。”路遥作为一个现实主义文学创造者，其作品中谈及爱情的时候，也表现出了残酷的一面。路遥笔下的青年男女对爱情表现出强烈的憧憬，但也因为现实条件的制约，恋爱双方最终未能实现情有归处。
路遥笔下的爱情故事不仅仅是单一的相爱过程，而是往往受制于诸多现实条件，其结果往往表现为有情人难成眷属。路遥小说中的爱情矛盾主要集中体现在高加林和刘巧珍、高加林和黄亚萍（《人生》）、孙少平与田晓霞（《平凡的世界》）这么几对恋人身上。
《人生》中的高加林和刘巧珍的爱情注定没有后来的故事。首先，高加林作为一个高中毕业的学生，他的学识和眼界在村子里已经算得上是比较高了，他虽然被迫交出了“公家饭碗”，回到了他土生土长的农村，但他还很年轻，不甘心这辈子只做一个庄稼汉，他还有很大的发展潜能，也需要一片天地去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而巧珍在长相方面虽说是村子里的佼佼者，但她的生活环境只局限于农村，她也不识字，没有读过书，她所关注的问题仅仅是停留在物质层面，而在精神领域里和高加林没有任何交集。因为二者在生活阅历方面的差距使得高加林对巧珍的感情只是一种在落魄失意时混杂着感动于男性冲动的感情，高加林在面对这份感情是是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之中，而巧珍对高加林的爱也带有盲目的成分，她并不能够完全懂得高加林的内心世界，只是以自己的方式全心全意地爱着他。相比之下，高加林和黄亚萍可谓是两情相悦，他们的学识和眼界相当，拥有太多可以交流的话题，若不是成长差距和门第观念的影响，他们是很有可能将彼此留到最后的。在后来的现实中高加林戏剧性的从县城小有名气的记者变成农民，而黄亚萍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去挑战世俗世界，他们的恋爱也最终以分手而告终。
《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打算与田晓霞结果的时候，田晓霞却意外被洪水冲走，两个相爱的人儿从此阴阳两隔。他们在学校相遇，虽然两人在家境、生活条件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但由于相近的性格爱好，两人冲破了世俗的眼光，成为了知己恋人。高中毕业后，孙少平在乡下教书务农，田晓霞则在黄原师专上大学，后来田晓霞也曾悲观地推断孙少平返回农村后的精神世界可能会被小农意识所埋没，而孙少平也在面对残酷现实时也悲观地质疑着他们的爱情。后来孙少平成为煤矿工人，田晓霞成为省报记者，一方面，田晓霞的爱给了孙少平极大的心理安慰，面对女强男弱的现实状况，孙少平的自尊心也不停地被田晓霞刺伤。对现实的接受和肯定又使他必须把田晓霞和他们之间的家庭、身份、社会地位方方面面的差距看得极为严重，使他必然时时怀疑这种爱情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在这个意义上田晓霞是必死的。（注释:吴三冬，《孙少平的人格悲剧》）小说评论1994年4月）即便田晓霞不会在洪水中遇难，在她与孙少平的感情接受了世俗世界的考验、攻击和颠覆之后，他们双方依然会相背而行，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可以和现实世界达成统一。
02. 婚姻矛盾
路遥笔下青年们的爱情矛盾必然会导致他们的婚姻也不尽人意，这些青年们在步入婚姻生活时也体现出了从相互折磨到最终和解的过程。恩格斯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在路遥的作品中，无论是《人生》中的刘巧珍和马栓，还是《平凡的世界》中的田润叶和李向前、孙少安和贺秀莲，他们的婚姻都更像是一种社会上约定成俗的一份契约，促成他们结合的更多的是一些功利的因素，而非爱情本身。
例如在《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安和田润叶自幼青梅竹马，具有十分坚厚的感情基础。高中毕业后，田润叶留在县城里教书，而孙少安则在家里务农，于是他们便成为了两个世界的人。田润叶曾多次托在县城上高中的孙少平给孙少安送信，也在信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钦慕之心，但她的坚持最终败给了现实。在关乎一生的重大问题上，田家希望田润叶能够找到门当户对的好人家，而县城中李主任的儿子李向前正好中意润叶。在旁人看来，家境相当，郎才女貌的他们是不可多得一对，但只有润叶自己知道，她并不爱李向前。至于孙少安，他家境贫寒，就连最基本的彩礼都出不起，并且他和润叶在社会上的身份地位悬殊，最终孙少安在世俗和现实的逼迫下选择了逃避，迎娶了山西农村姑娘贺秀莲，虽然在后来共患难的相处过程中孙少安与贺秀莲逐渐建立了感情。但贺秀莲在这段感情中做出了太多的牺牲、奉献、同情和救赎，可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以来提倡的贤妻良母的典型，无论是从一开始出嫁时的不要彩礼，还是多年来操持一大家子人的生活，又或是从娘家拿出钱来帮助孙少安打窑洞、开砖厂，她始终都像一尊佛，坚定地立在孙少安身后，成为他坚强的后盾。然而在捱过所有的艰难之后，在他们的生活如日中天之时，贺秀莲却患上了肺癌。贺秀莲在他们的婚姻中更多的是母性的牺牲，而孙少安也是尽力做到一个好丈夫的责任，在他眼里生活大于一切，他明白生活的沉重，将道义、责任这些沉甸甸的东西看得很重，他的婚姻里可以没有爱情，但不能缺少这些。
而田润叶和李向前的婚姻里也多的是隐忍和妥协，田润叶根本不爱李向前，李向前在与田润叶结婚的那一刻起，也将自己亲手推进了冷冰冰的深渊。他和田润叶之间没有夫妻生活，没有交流，他过着一种生不如死的生活，这使得他郁闷无助，开始抽烟酗酒，最终因为醉酒驾车出了车祸，双腿高位截肢。在得知李向前双腿瘫痪之后，田润叶陷入了无尽的自责之中，这使得她决定和李向前一起走下去，帮他生孩子，帮他建立钉鞋铺子，成全他生而为人的尊严，让李向前重拾对生活的信念。小说中作者以温情的笔触给了田润叶和李向前看似还算完美的婚姻，但在本质上，田润叶只是背负着道义、母爱、责任和感动和一个不怎么相爱的人结伴而行，共度生活的难关罢了。她的爱在本质上是救赎的，施舍的。
《人生》中刘巧珍最终在万念俱灰时选择了爱慕了自己很久的同村人马栓，马栓人很好，但巧珍就是对他产生不了爱情，作品结尾，高加林落魄回村，巧珍还想着让高加林去村子里的学校教书，对他的疼爱丝毫不减。但当姐姐提高加林若是早点回来，他和巧珍便还有结合的希望时，巧珍如是说:“这是不可能的，我已经结婚了。再说我也应该和马栓过一辈子！马栓是好人，对我也好，我已经伤过心了，我不能再伤马栓的心了……”由此可以看出巧珍真的是懂得珍惜的人，并且她的婚姻里除了爱情，还有责任感，还有对男方功利的情感依托。
三、人物自身命运的矛盾性
01.家庭出身对人物命运的影响
家庭出生对于一个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一个人的出身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人生起点所在的位置。而路遥笔下的青年大多出生于农村地区，他们钟情于陕北那块贫瘠而又具有无限生机的黄土地，即便成年后因为求学或工作走出这里，也无法割舍他们浓郁的乡土情结，从小耳濡目染的乡土文化和风俗习惯也对他们处理和解决问题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在困难的日子里》、《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中以马建强、高加林、孙少平为代表的进步青年，他们虽然在努力突破自我，出生于农村但自己的精神追求又超越了农村，却也无法完全摆脱自身的局限性，他们既融入了城市又无法完全融入现代都市生活。除了求学或务工，他们都没有其他更好的方式进入到城市，他们的农村出生也就决定了他们尴尬的身份认同，注定他们只能是处于城乡交叉地带的边缘人状态。例如孙少平在骨子里觉得自己配不上田晓霞，高加林放不下自己高学历人的身段，去城市里买馍馍掏粪的时候觉得丢人，这些自卑情结都是他们农民阶级的家庭出身带给他们的。
02.农村青年的个人奋斗模式
即便是出身微寒，即便是掉进生活的泥沼，路遥笔下的青年们也是一直保有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他们在时代的浪潮中奋勇争先，与苦难命运做着不屈的抗争，他们的奋斗虽然有不足的地方，但也充分彰显了黄土高原人们彪悍的生活态度。
在个人奋斗模式上，可以分为三中情况:为理想斗争、与命运做抗争、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人生》中高加林可谓是为理想奋斗的典型，他曾经有过一个在他人看来是玩笑的梦想，那便是进联合国，虽说这样的梦想遥不可及，但高加林确实一直保留阅读的习惯，勤奋刻苦，努力接受新的东西。虽然他生在农村，也没有考上大学，但他已经在城中接受过了相对较高的教育，收到了现代都市文明的洗礼，他已经拥有了现代思维和开阔的眼界，不甘心将自己局限在黄土庄稼地里，不甘心这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复一日活着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当他民办教师的工作被大队书记通过不正当手段换给自己的儿子时，他感到无限的痛苦。后来他通过叔父的关系到县城县委通讯处工作，他用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份短暂的工作中。除去出身和对感情的犹豫不决，他英俊潇洒的外表，独立进取的思想以及炽热的理想主义情怀，使得他成为一个合格的有志青年。
相对而言《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他的成年之路有很多坎坷，贫困的家庭、狭窄的人生路、无果的爱情、艰辛的劳动，这一切都使得他在面对现实时有一种苍白的无力感，然而，即便如此，尝试在泥泞中抬脚，也好过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孙少平一直保持着向上的力量，他拒绝跟哥哥一起回到村子里办砖厂，即便他深深知道自己的既定命运和改写命运的渺茫。他在黄原揽工的时候也不忘记阅读，后来在煤矿他并不满足只成为一名普通的矿工，他不断学习，不断挑战新的事物，不给自己的生命设限，准备考煤炭技术学校。他的奋斗模式是艰难的，但他是艰难现实世界的叛徒，他不断与命运作斗争，不向困难低头的勇气，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
而他的哥哥孙少安，在时代的浪潮中审时度势，即便没有受过很高的教育，即便也在庄稼地里辛苦劳作，然而他也已自己的方式改变了贫困生活，在土地改革的浪潮中，积极改变，以适应新的农业生产，在大家可以解决温饱问题之后，他又敏锐地把握住时代的脉搏，趁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商机，抓住了赚钱的大好时机，自办砖厂，抢先发家致富，成为了村子里的表率，即便后来经历失败，他也是总结经验教训，以便再一次更好地开始，不仅是经济方面，孙少安牵挂着村子里的教育文化，为村子里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学校。
他们的奋斗模式虽然只是个人的，单一的，甚至不那么成功的，但也是农村青年们敢于尝试，敢于改变，敢于超越的表现。
03.农村青年的悲剧命运结局
无论是原生家庭的局限，还是个人奋斗的勇敢，都没能改变农村青年的悲剧命运结局，这是属于他们自身命运的矛盾，也是由他们处于城乡交叉地带的特殊社会地位所决定的。《人生》中高加林带着一腔不甘回到了黄土地，《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失去了爱人，最终自己也在煤矿中受伤毁了面容，孙少安虽然在事业上很成功，但却妻子得了不治之症，也将失去圆满的家庭……
路遥笔下的每一位农村青年，他们都是处于各种各样的纠结、矛盾和挣扎之中，他们的形象是真实的，鲜活的，多面立体化的，他们的命运也是带有着英雄主义的悲剧元素在里面的，雄放中透着一股世事苍凉。
四、路遥小说中矛盾问题的成因分析
01.作家自身经历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在我国文学批评史发展的过程之中，很早就提出了“知人论世”的理论，作品是作者主观情感的投射，而“创作是作家心灵的表现，作品是物态化了的作家心理。”（钱谷融，鲁枢元主编:《文学心理教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p181-182）路遥的小说中的主人公身上多多少少含有路遥本人的影子，小说中主人公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作家本人人生经历及其相应人生经验的阐发和证明。”（刘新生:《对一种现实主义的重新解读——路遥小说创作新论》，《山东社会科学》1999.4）
著名心理学家阿德勒在其作品《自卑与超越》中写到:“每当我研究人的时候，我总会发现，他们在儿童早期留下的印象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在家庭中的地位和生活样式上留下了无法逝去的印记。”一个人在童年时期的经历的成长体验是他在心理发展过程中不可跨越的初始阶段，童年中遗留下来的问题对一个人的成长起着关键性作用。
路遥在儿时的感情记忆中有一次让他刻骨铭心的经历，那就是在他七岁那年，因为家庭贫困，他被父母按照当地的风俗过继给延川县农村的伯父抚养，所以路遥在其潜意识里一直感到一种被抛弃的焦虑和屈辱感，虽然伯父伯母对他视如己出，供他最基本的物质生活，供他上学。然而这并不能弥补他在原生家庭中的感情缺失，尤其是母爱的缺失。
“我的作品，好多是因为引起了我感情上的强烈颤动，震动，我才考虑到要把我这种情绪、情感表现出来，……我七岁的时候，家里没办法养活我，父亲带我一路讨饭，讨到伯父家里，把我给了伯父。那时候的贫困生活的经历，给我留下了十分强烈的印象，……，我特别伤心，觉得父亲把我出卖了……，父亲没法供我上学。尽管眼泪唰唰地留下来，但我咬着牙，没跟父亲走。……这种种给我留下了非常强烈的印象，这种感情上的积累尽管已经是很遥远的了，我总想把它表现出来。”（路遥:《答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问》，《路遥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p451）由此可见，路遥童年时期所体验的饥饿、贫困、自卑和情感缺失给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情绪记忆。他的作品中有大量情节都来源于对自己童年生存历程的回忆和记录，这些情节中都包含了太多作者自己的影子。童年的难忘经历给了作者太多伤痛，但同时也激发了路遥顽强的意志力和文学创作的冲动，他努力去重塑自己的世界，最终在文学创作中找回自己的热爱。
因为他是从黄土高原走出来的农民的儿子，童年时期，他体验过的饥饿、贫困、挣扎的矛盾和痛苦。路遥上学时学习成绩十分优异，但因为贫穷他也遭受过太多歧视和冷落，二十岁时他成为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然而这仕途经历只有短短的几个月，他便返回家乡务农，从事体力劳动，包括后来的民办教师，在感情上他经历了婚姻和爱情的失败，在文学创作中他也是屡屡受挫，多次被退稿……这些艰难的经历也就很自然浮现在了他的作品之中，并且将儿时那份体验描绘地生动真实，他熟悉这贫瘠的乡土，这里的一切都是路遥萦绕于怀，牵挂一生的，他对那些出身贫寒，生活卑微的底层人物，不是嘲讽，而是表达了自己最为深切的理解和同情，给了他们一颗一个作家该有的慈悲之心。
而路遥本人也作为一个从农村走向全国的作家，他也深知农村知识青年在走出时充满进取精神的同时，也经历过无数次想要放弃却又不甘失败挣扎心理，这也就注定了他笔下的知识青年和他本人有一定程度的相似。
02.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影响
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要求作者着力探讨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作家通常采用写实的创作手法，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进行写作，要求创作出来的作品忠于现实情况，紧密结合人生，能够凝练出作家所处的时代的整体状况，从而揭示一个时代的历史面貌。五四以来，在我国文坛上现实主义创作一直以来里占据着主流地位，并且在文学研究会成立期间现实主义创作达到高峰期。路遥在创作中继承了五四以来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他十分重视“真实”，强调作家自身的经历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在他的很多作品如《在困难的日子里》、《人生》、《平凡的世界》中都体现出了一种明显的现实主义风格。
路遥当时所生活的时代处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期，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重要的社会转型时期，城镇化使得大量农民涌入城市，人们的生产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形成了一个繁荣又复杂的社会面貌。改革开放的浪潮遍及全国，各种商业文化如同雨后春笋纷纷出现，给人一种冰雪消融、万物重生的感觉。但当时的城乡之间还存在着严格的界限，人们想要突破这种界限的愿望也异常强烈，而路遥以史诗般的品格完成了长篇巨制《平凡的世界》，这部书生动再现了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多重矛盾复杂的社会关系，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除了改革开放背景下的社会经济文化因素，农村中的“土地改革”制度也经历了历史上的巨大变迁，农民的生存和发展与土地制度紧密相联系，这些变化，从本质上影响了农民们的生存状况和生活面貌。自“土地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经历了“土改”、“合作社”、“大包干”和“土地流转”四次变革，而在路遥的小说中也涉及到了部分变革。例如在《平凡的世界》中“合作社”作为变革对象最终被“大包干”所取代，作品中的情节充分揭示了“合作化”制度的弊端，也充分证明了土地改革的必要性。与此同时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还揭示了因土地改革造成的农村权力关系的转化所引发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深入体现了以孙少安为代表的新式农民和以田福堂、孙玉亭为代表的老式干部之间的矛盾。
总之作者结合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深入平凡小人物的生活，挖掘他们在人生际遇和主体选择背后深层的社会根源，不仅揭露了处于变革时期矛盾的社会，也体现了动荡变革时期普通人的矛盾命运。
03.改革和城镇化对农村传统文化的冲击
“当历史要求我们拔腿走向新生活的彼岸时，我们对生活过的‘老土地’是珍惜地告别还是无情地斩断？这是俄国作家拉斯普京的命题，也是我的命题。我迄今为止的全部小说也许都可以包含在这一大主题之中。”路遥在其作品中为我们展现了一道充满了矛盾的选择题，在这道题答案的揭示过程中，路遥在他的作品中展现了20世纪80年代站在时代拐点上的中国社会在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封闭与开放的演变过程。
土地改革后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断提高，土地耕耘效率不断上升，农业获得了大丰收。新的农业生产方式使得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闲置出来。而另一方面，城镇化的建设和土地扩张需要大量劳动力，这使得大量农村人以农民工人的身份进入城市，投入到现代化建设之中。但他们并不能完全过得城里人的身份，拥有和城里人相当的权利和地位。一方面，国家也出台了相关政策为他们的身份转变提供便利，另一方面社会阶层的流动也面临重重阻碍。农村人大量迁入城市，这使得原本固有的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被打破，城乡之间的结构形态更为复杂化、多样化，城乡人民在经济、思想文化方面的矛盾也日益增多。
城乡二元结构断裂的同时，也衍生出了城市和农村新的结合地区，那便是路遥笔下的“城乡交叉地带”。这一交叉，在空间上是农村区域和城市区域的交叉，在时间维度上是旧时代与新时期的交叉，而从人类文化的高度来看就是现代都市文明与传统乡土文明之间的交叉。这些交叉在相互融合的同时，也体现出固有的内在矛盾性。
首先是自我牺牲奉献与自我保有和追求方面的矛盾。在传统文化中，做人讲求奉献牺牲，遵守道义和社会准则，我国很早就有“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说法”。所以路遥在作品中也对农村人保守克制的文化心理给予了肯定，例如在小说中塑造了为家庭牺牲奉献自己的男主人公孙少安形象，以及为道义责任感克制自我的女性田润叶、贺秀莲等形象。
而另一方面，现代都市文化更注重自我表达，充满了挑战意识和进取精神。农村青年走进城市，接受了高等教育和现代都市文明富裕的生活风气，他们通过读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拥有了独立的思想，找回了真正的自我，追求心中的理想世界，以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努力奋斗，接受命运的挑战。例如《人生》中的高加林，好高骛远，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梦想着成为名城里人。他在做记者的时候，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去新闻现场，写下一篇篇实用有效的报道。再比如《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兰香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省城的大学，实现了从农村小姑娘到现代大学生的蜕变。孙少平，即便回到家乡务农，也是书不离手，翻看着田晓霞寄给他的《参考消息》。他并不是将自己的一生局限在黄土地上，而是去城里揽工，将自己的户口迁往县城，并最终去了煤矿成为了一名工人。虽然这些过程并不轻松，但也体现了农村青年们往上爬的挣扎和进取心和敢于实现自我、突破自我的勇气。
城镇化冲击了传统文化，也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进步，给了人们更多的选择机会，改变了人们单一的生活方式，那是社会发展，时代进步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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