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浙江

《红楼梦》里有两句话：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用以形容浙江最是适切的。草长莺飞，乱花迷眼，最是那红尘中一等一的好去处；优美的自然，使一切都怡人眼目；烂熟的文明，使一切都精致风雅。

何处无花？何处无柳？繁华和富贵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只有“温柔” 二字，最是浙江的可贵处。沾衣欲湿的杏花雨，吹面不寒的杨柳风，如青螺黛的山，如碧玉簪的水，一切都和煦、柔软、平缓。

在浙江，没有强烈对比的色彩，只有张爱玲所谓的“葱绿配桃红”，一切都温柔而又“参差”地对照着：绿的水绕着青的山，白的墙衬着黑的瓦，一株杨柳一株桃，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虽然不免女性化之讥，但儒家的人格理想，岂不是“温柔敦厚 ”吗？  

从“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的浙北，到“兰溪三日桃花雨，半夜鲤鱼来上滩”的浙中，再到“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浙南；从“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的浙西，到“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的浙东，浙江是古典诗意的集中体现。

谢灵运在永嘉当太守的时候，苏东坡在杭州当太守的时候，应该算是“诗意地栖居”了吧？而谢苏的遗韵，百代之下，千年之后，在浙江的山陬海隅仍有不绝如缕的回响。 

在这块土地上，一切都未死去，它仍然活在现代生活的丝丝缕缕中，自然与人文、玩古与赏今是合在一起的，文明的涓涓滴滴汇在一起，终至于发展成为一种烂熟的文明，既传统又现代，也乡土也前卫。

浙江丘陵众多，只在北部的小块平原与苏南有共同点，历来有“七山一水两分田”之说，它北滨太湖，西、南皆为山脉，东临大海，有舟山群岛为屏障，形势天成，当年靖康之变，宋室南渡，高宗皇帝一路逃亡，应天——扬州——建康——杭州——越州，最后出海到了定海，就是今天的舟山群岛。

浙北平原面积不大，却有着杭州、嘉兴、湖州、宁波以及绍兴五座名城，以鱼米之乡和丝绸之府名满天下，在《大明王朝1566》开局就讲到嘉靖年间内忧外患，国库亏空，淳安、建德两县百姓被逼“改稻为桑”，朝廷的救命稻草再度被贪官污吏转化为巧取豪夺的伎俩，本剧也曾一度被诟病现实指向性太强而遭禁播多年。

浙江虽然多山，可它的山却远没有水来的有名，西湖、千岛湖、富春江和新安江如雷贯耳，这边是浙江的自然气质——山水相依，空灵澄净。

孔子修《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除华夏正统之外，周围的民族均被冠以蔑称，古时的浙江就属于“南蛮之地”，以至古人一提越人，就以“断发文身”相称，直到20世纪考古工作者在杭州市郊与余姚陆续发现良渚文化遗址、河姆渡遗址，世人才对“南蛮”刮目，从此，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的伟大摇篮。

从吴越争霸到永嘉南渡

如果熟读吴越争霸的历史，不妨换一个视角，读读伍子胥。“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看看这位太史公笔下的“烈丈夫”是如何“挟持甚大、其志甚远”的，刺王僚励精图治、破郢都倒行逆施、佐阖闾威震东南、叹夫差身死国灭。

富阳人郁达夫曾说：“吴越国人，一向是好战、坚忍、刻苦、猜忌，而富于巧智的。自从用了美人计，征服了姑苏以来，军事上虽则占了胜利，但民俗上却吃了大亏；喜斗、坚忍、刻苦之风，渐渐地消灭了”，似乎江南人的性格特点也从此变得有迹可循。

永嘉南渡后，琅琊王家和陈郡谢家来到了浙江，成为浙江最大的土地与财富所有者，也就是所谓的“名士”，他们在会稽建起很多“田墅”——一种有山有水、自给自足的庄园状态。谢安近20年不出仕，时称“谢东山”，41岁那年为振门阀，才转思仕进，结束了东山高卧，住进了乌衣巷，这就是“东山再起”的典故。

南渡的北人为了抚慰受伤的心灵，除了享受山水文学之美，就将剩余的注意力转嫁到探究宇宙人生的大问题上，浙江能够成为一个文化大省，基础应该是永嘉南渡后打下的，随之而来的经济发展也可比肩北方，从此中华大地南北人民融为一体，“华夏”与“蛮夷”的区别也随之消失。

从大运河到五代吴越国

《晋书·诸葛恢传》说：“今之会稽，昔之关中”，就是今天的绍兴，会稽自古是越过的中心，可见绍兴是浙江最老牌的历史名城，绍兴的人，是浙东精神性格的代表，是苎萝村的浣纱女；绍兴的物，是会稽山阴之兰亭，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绍兴的事，是沈园的两心暗许，是轩亭口的凛然无畏，凡此种种，千百年来，从未间断，如鉴湖水酿的黄酒一般，每次回味都是烈而香醇。

至于杭州，则是一个后起之秀，京杭大运河的开通，是杭州城发展之滥觞，运河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五大水系连成一个整体，从此杭州便以“咽喉吴越，势雄江海”的气势成为“东南名郡”。唐末天下大乱，参与黄巢起义的钱镠一跃成为吴越王，从此为杭州跻身“六大古都”之列，得以与苏州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