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2015-09-22 08:02
【原编者按】本文原载于美国《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2015年10月号，原题《18世纪的一位哲学家如何解决了我的中年危机》，作者：Alison Gopnik，译者：彭渤。
大卫·休谟
2006年，我50岁。我正在土崩瓦解。
在此之前，我一直知道我究竟是谁：一个非常幸运和幸福的女人，满是不合常理的生气勃勃，每天都很欢喜。
我知道职业上的自己。我16岁时，就已发现了认知科学和分析哲学，并立刻知道它们可以给我我想要过的那种意志坚定、严谨的智慧生活。25岁时，我就已经得到了博士学位，之后便就成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和哲学教授。
我也知道作为个人的自己。首先，我喜欢男人。我并不漂亮，但吸引异性、与其调情一直是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我最亲密的朋友和同事都是男人。
但最重要的是，我是一个母亲。我23岁时生了一个儿子，接下来几年又有了两个。对我来说，抚养孩子一直是我经历中最富有智力上的趣味性和道德上的深刻性，并且是最幸福的事。我同一位好男人有过一段很长的婚姻，他参与照料我们的孩子，跟我一样多。我们最小的儿子快上大学了。
我能够结合这些不同的角色，也是另一种好运气。我一生的工作已经证明科学和哲学对儿童有多重要，我在我的办公室里放了围栏，即使我的孩子很久前就已经用不上它了。孩子一直是我生活和工作——工作奠定了我的身份——的中心。
然后，突然之间，我完全不知道我是谁了。
我的孩子已经长大，我的婚姻已经瓦解，我决定离开。我搬离了教授住的大房子，在那里我曾带大了我们的孩子。在一座摇摇欲坠的老房子里我租了一个房间，第一次独自一人生活，满是愧疚与焦虑、希望和兴奋。
我爱上了——一个女人，这出乎我的意料，我们谈论一起开始新生活。之后，我的爱人却结束了它。
喜悦消失了，悲伤取而代之。我选择了我的新空间，因为它那褪色的庄严：黑橡木横梁和镶板，代替了集中供热的煤烟砖壁炉。但我没有意识到在加州北部，多雨的冬季会是多么阴暗和寒冷。我强迫自己像曾经哄我的孩子（“再吃三口”）那样的方式吃饭，但两个月后还是瘦了20斤。大哭之后，我每天都测量过去了几个小时（“好样的，早上11点后没有崩溃”）。
我工作不了。家庭解体后，一想到孩子们我就难以忍受。我已经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拨款，来研究儿童学习的计算模型，并签了一份合同，准备写一本有关儿童哲学的书，但每每经过游乐场，我都要掉眼泪，更不用说为三岁小孩设计一个实验，或写父母之爱的道德意义。
定义了我的一切都消失了。我不再是科学家或哲学家或妻子或母亲或爱人。
医生给我开了百忧解、瑜伽和冥想。我讨厌百忧解。瑜伽也做得很烂。但是冥想似乎有帮助，至少它有趣。事实上，研究冥想似乎同实际去做一样有用。它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它能施效？
我一直对佛教感到好奇，虽然，作为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我怀疑任何宗教。而进入50岁时成为双性恋和佛教徒，远超出我的预期，像是一种伯克利成人仪式，一种为北加州老迈的犹太学院女性准备的标准成人礼。但尽管如此，我开始学习佛教哲学。
在1734年的苏格兰，一名23岁的年轻人也处于土崩瓦解中。
作为少年，他认为他无意中瞥见了一种新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努力解决它，并通过一本伟大的书将其传达给别人。这一努力简直把他弄疯了。他的心在狂跳，胃在翻腾。他无法集中精力。最重要的是，他无法让自己写成他的书。他的医生诊断出郁气、精神虚弱，以及“学问病”。今天，我们对此有不同的术语，但并没有更深入的了解，我们会说他得了焦虑症和抑郁症。医生告诉他不要看这么多书，并开了抗癔病药，要他骑马、喝红葡萄酒——这是那时的百忧解、瑜伽和冥想。
这个年轻人的名字是大卫·休谟。不知怎的，在未来三年中，他不仅成功康复，还写成了他的书。更引人注目的是，它竟然是哲学史上伟大的一本书：《人性论》。
在他的论文中，休谟拒绝了传统宗教和哲学对人性的描述。相反，他把牛顿作为一个模型，并宣布了他在观察和实验基础上发现的心灵新科学。这一新科学引导出他激进的新结论。他认为，没有灵魂，没有连贯的自我，没有“我”。“当我最亲密无间地进入我所谓的自己，”他在论著中写道，“我一直跌落于某些特定或其它的感觉，或热或冷，或光或影，或爱或恨，或苦或乐。在任何时刻，我从未能发现自己没有知觉，并且从未观察到除了感觉之外的任何东西。”
休谟一直是我的偶像之一。从读本科起，我就知晓并喜爱他的著作。在我自己的学术论文里我像休谟一样论辩说，连贯的自我是一种错觉。我的研究已经使我确信，我们的自我是我们所构建而非发现的。我发现，我们小时候，不会将目前的“我”和过去的“我”、未来的“我”相联系。我们习得自己是谁。
休谟之前，哲学家已经探索到了支撑我们日常经验的形而上学的基础，即一个万能的神或我们的头脑之外的超越现实。但休谟瓦解了这一切。他认为，如果你很难看清你认为自己知道的一切，那么这基础就崩溃。至少，笛卡尔说过，你总是知道你自己的存在（“我思故我在”），但休谟甚至拒绝这一前提。
休谟阐明了一个彻底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存在性质的怀疑。在论文中，他报告说，当他自己第一次面对这些怀疑时，他吓住了——他感到“惊恐，不知所措”。它们让他觉得像是些“有些奇怪的粗鲁的怪物”，难怪他要向医生求助。
但此处有休谟真正伟大的想法：最终，形而上学的基础并不重要。经验本身就足够了。你放弃上帝或“现实”，甚至是“我”的时候有何损失？月亮还是一样明亮；你仍然可以预测到下跌的眼镜会碎掉，你仍然可以采取行动，抓住它；他人痛苦时，你仍然可以感到共情。科学和工作与道德都没有变。怀疑危机后继续下棋游戏，休谟写道，这游戏还是老样子。
事实上，如果你让自己这样想，你的生活实际上可能变得更好。放弃对死后生活的预期，最终才能真正体会此生。放弃形而上学，你可以专注于物理世界。放弃你认为自身宝贵、独特、不可替代的想法，你实际上可能更同情别人。
休谟是怎么得出这些想法，如此深刻地与他那个时代的西方哲学和宗教产生分歧的？是什么使得这个神经质的长老派小少年，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伟大创始人？
在我破旧的房间里，自从我读起了佛教哲学，我开始注意到之前未曾注意的东西。一些佛教哲学的观念听起来很像我读到休谟的论述。但是，这太疯狂了。在1730年代的欧洲，可以肯定几乎没人知道佛教哲学。
不过，只要我读，就一直能找到相似之处。佛陀怀疑一个万能的、仁慈的神的存在。在他关于“空”的学说里，他认为我们没有真正的证据证明外部世界的存在。他说，我们的自我意识同样是一种错觉。佛教圣人那先比丘（Nagasena）阐述了这一想法。他说，自我就像是一辆战车。战车没有超越性本质；它只是轮子、框架和手柄的集合。同样，自我也没有超越性的本质；它只是观念和情感的集合。
“在任何时刻，我从未能发现自己没有知觉。”
对我来说，这听起来肯定像佛教哲学——只是，休谟当然不可能知道任何佛教哲学。
或者，他知道？
我陷入了一种新的生活规律。不是去治疗，而是沉浸在二手书店的神学架子中，每晚孤独地阅读。我会坐在我的大壁炉边，让一个木屑块闷烧，裹在羽绒被里，细细了解佛教。
我发现，在1730年代，至少有一个欧洲人，不仅知道佛教，而且研究过佛教哲学多年。他的名字叫伊波利托·德思德里（Ippolito Desideri），他在西藏当过传教士。1728年，就在休谟写出《人性论》之前，德思德里完成了他的书，这是20世纪以前欧洲人对佛教哲学最完整、最准确的描述。美中不足的是，它没有发表。如果没有梵蒂冈的批准，天主教传教士不能发表任何东西——那里的官员声明德思德里的书不能发表。这份手稿于是消失在教会的档案里。
我还是没法去想或写孩子的事，但也许我可以写写休谟和佛教，并将德思德里当作一种侥幸——一个他们中间失去的连接。
我查询了欧内斯特·莫斯内（Ernest Mossner）那本经典的休谟传记。休谟写《人性论》时，住在一个叫拉弗雷切的法国小镇里，距巴黎西南部160英里。 莫斯内说，休谟住在拉弗雷切乡下，可能是因为那里生活便宜。但他也提到，拉弗雷切是耶稣会皇家学院所在地。
因此，休谟写作《人性论》的时候，住在法国耶稣会学校附近。对我要写的文章来说，这是一个有趣的巧合。但是，这并没有将他和德思德里联系起来，这自然是因为他生活在罗马和西藏。
当我搜索伯克利分校的图书馆数据库时，我发现数以百计的书籍和数以千计的文章能读到大卫·休谟，但只有两条和伊波利托·德思德里有关：一篇文章和一篇被大量删节的1932年英译著作。文章曾于1986年发表在孟买一个不起眼的杂志Indica上，我不得不把它从其他储存分馆中运来，在那里数以百万计的伯克利分校的馆藏图书和文章无人阅读。自从我的恋情结束，我曾经每天睡觉前都害怕第二天到来。但是现在我发现自己竟然期待明天，期待书本到达。
它概括了我以前读过的大部分内容。但作者，一个叫作卢西亚诺·伯戴克（Luciano Petech）的意大利人，提到他曾经手编辑了1952年收集的传教士文件《西藏和尼泊尔的意大利传教士》（I Missionari Italiani nel Tibet e nel Nepal），并且加入了一些德思德里的手稿。而且，在后文中，他为我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新细节。 “1727年1月，”伯戴克写道，“他离开印度，再一次登上法国的船，抵达巴黎。”
德思德里借道法国回到罗马——又一个有趣的巧合。
删节的德思德里译本只能在善本室阅读，因此我第二天去了那里。这是一本美丽的书，装饰有红色大写字母、雄伟的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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