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文学性这个词抱有怀疑，我可以理解语言是为了定义模糊不清，而文学性这个词却像是在鼓励模糊不清。这便令人遐想，文学性和语言本身存在着某种界限。当我们谈及文学性，我们联想到人的情感、人的经验、人的记忆。所有一切存在于人身上的模糊不清的东西，都可以被文学性来象征。因而文学性和人性一样都有着某种崇高的地位。它们唯一的不同便是，文学性被加入了语言的限制。因而我们更乐于讨论文学性，而不是人性。
即便如此，我依旧反对所有关于文学性和人性的说法。这一切都不过是在利用语言的边缘来麻醉人的思维。语言确实可以创造模糊不清的效果，但语言依旧无法代替模糊不清本身。在我们谈及文学性和人性时，我们是在强迫着所有人认同文学性和人性的终极定义是在语言的范围内的。也就是说，我们幻想着文学性和人性有一个完整体，一个等待被描述的完整体。但这样一来，语言便是在压榨着人的。
语言不应该强调其本身，因为语言作为一种创造物，它的原意是服务某种模糊不清的东西。而在现代的环境下，模糊不清变成了语言的敌人，诗意遭到排斥，人们都在渴求着定义着什么，而不是去体验什么。这种母子关系的断裂，正在不断扩大着这个时代的危机感。
因而我假设人思想发展的历史，便是人与语言进行权力斗争的历史。何时模糊不清更进一步，定义便会加紧步伐跟上。很难说哪一种更好，因为模糊不清相对于定义来说，缺乏某种实用性，而这种缺乏是致命的。
语言的任务应该是扩大其边缘，而不是利用其边缘来营造一种迷惑人的图景。当代，我很难找到一个生活在边缘的艺术家，我观察到的是所有人都在这一端，都在某种语言的怀抱中沾沾自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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