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与彭林教授的“半个人”
我从昨天的一篇什么叫人文精神？联想到当下的教育。从批十七年的苏式教育到读书无用论;从又红又专到白专道路;从七二一大学到岀国留学潮;从国学到公考，好像科举的功利性根深蒂固，它的DNA的复制从未间断过。
科举有它的公平一面，然而在先秦时代，孔子编订《六经》，提倡有教无类，传播儒家思想，但是总体来说是重文轻武，重人事轻科技的，所以在此之后的教育基本上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直至最后科举僵化，中国的教育演变成“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
七十年前，梁思成先生把科举制的应试教育称为“半个人”的教育，换句话说就是在教育中不仅仅要重视传统的国学教育，更要重视对理工科技的教育。为了学生更好的自主学习与选择的机会，学生可以根据自己兴趣、爱好选择自己喜欢的科目与专业。
七十多年过去了，如今我们走到了梁先生的反面，只注重理工科技的专业知识学习，而忘了人文素质的教育。成了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林所讲的另一个“半个人”的教育。在高考与工作的压力下，学生在选择专业时往往与毕业后就业息息相关，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实用主义。把人文素质教育、人文精神培养给弄掉了。
其实与七十多年前，梁思成先生所说的“半个人时代”意思差不多。主要是还是指现代拥有高强的理论知识、专业技能，却严重缺乏人文教育，没有人文素质的人。社会中，这种人屡见不鲜，可以说是高智商低情商的群体，或者可以理解为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的机器人。
机器人可以做到不眠不休高强度完成任务，但是没有人情味，没有一丝人文素养，彭林教授口中的“半人”状态与机器人相差无几。当代的年轻人逐渐走向更专业、理论更强，但是同时也越来越丧失感情。现代的“半人”时代，知识体系得到了完善，但是知识体系背后的人文精神严重缺失，社会上有关的案例比比皆是。
那大学教育有什么用呢？
耶鲁大学原校长，理查德·莱文在他的演讲集《大学的工作》中这样提到：“耶鲁致力于领袖人物的培养，本科教育的核心是通识，是培养学生批判性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为终身学习打下基础。”通识教育的英文是「liberal education」，即「自由教育」，是对心灵的自由滋养，其核心是——自由的精神、公民的责任、远大的志向。
自由地发挥个人潜质，自由地选择学习方向，不为功利所累，为生命的成长确定方向，为社会、为人类的进步做出贡献。
他还说：“如果一个学生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居然拥有了某种很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这是耶鲁教育最大的失败。”
因为他认为，专业的知识和技能，是学生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在大学毕业后才需要去学习和掌握的东西，那不是耶鲁大学教育的任务。』
从梁思成到理查德·莱文，再到彭林教授，他们对教育的认知好像是有一个共识，就是大学培养的学生需要德、知、体全面发展，才不会成为一个“半人”。相对于专业知识，人文精神的培养好像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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