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困境下，北宋文人的相斗相杀

1046年，范仲淹在纪念重修岳阳楼的文章中写下了这么一句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足以表达作者一生忧国忧民的场景。范仲淹是为了什么而忧愁呢？他是为国家的现状而担忧。

王朝困境下，北宋文人的相斗相杀

三年前，范仲淹向仁宗递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正式提出自己对国家改革的见解。仁宗非常看重这次改革，很多条陈当年就颁布实施了。当时的朝廷面对国家内外的压力都很大，大家都希望通过这次改革来改变现有状态。范仲淹本人更是把改变国家局面作为自己的使命，尽力得推行这个新政。

改革本来就是改变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矛盾，让农民过得好一些;那些权贵阶层怎么可能容许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呢？他们制造虚假证据诬陷革新派有造反的野心，这些猛烈的反抗和诬陷都让革新派感到压力很大。次年，范仲淹因为边境战事而离开朝廷，这样革新派受到的攻击更大，他们已经无力维持了。又一年，范仲淹正式被撤销参知政事的职务，说明由他主导的新政在短短两年内就败下阵来。

此时的范仲淹已被贬职多次，成为了“迁客”;当他看到同样被贬职的好友滕子京时，对自己的处境也是很有感触，对国家的未来也是十分担忧。

这样担忧国家前途的可不止范仲淹一个人，还有一个王安石。1075年，他乘船经过瓜洲时，就写下了那句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当时他刚从家乡江宁出来，应诏回京主持变法的事情。诗中的寓意还是作者对变法遇到的阻力而担忧，为国家的前途担忧。

王朝困境下，北宋文人的相斗相杀

王安石主导的熙宁变法从1069年就开始了，因为有宋神宗的支持，变法得到了很快的实施。但是变法也遇到了很多的阻力，同样是因为变法侵犯了权贵阶级、大地主阶级的利益。其实这都是正常的，想要解决农民的困境，必须要求这些既得利益者做出让步;但是变法也存在一些不适宜的地方，导致当时很多有识之士也起来反对变法，其中就有苏轼、苏辙等人。

苏轼在为其父亲守孝期满后回京，刚好遇到这次变法。他看到变法所带来的后果，只会让农民的生活更加的清贫，他多次想宋神宗陈述变法的弊端，但没有受到重视。

对于变法最反感的文人应属司马光，没错，就是砸缸救人的司马光。王安石也把他列为主要敌人。司马光积极向神宗陈述变法的弊端，只是也没有被采纳。后来，司马光坐上相位后，把王安石所有的变法都给废除了。变法里面还是有一些可以实施的、有利于百姓的政策，司马光竟全数否定了。

王朝困境下，北宋文人的相斗相杀

这次熙宁变法应该在神宗驾崩，哲宗继位时才算真正废除，其中经历了16年之久，但是变法还是不得民心，最终被取消了。变法中间，宋神宗应该是最支持王安石的，但是他本人也没有抵抗住压力，1074年将王安石调离朝廷回到江宁。第二年，神宗又下诏让王安石回京，就是在回京的路上，王安石写下了那句表达担忧的诗句。

北宋为何需要这么多的改革？

北宋建立之初为了防止官员专权，就设置了“一职多官”的制度，就连宰相都有左右宰相之分，只为他们能够相互制约，这种后果就是官僚机构十分臃肿。同时为了防止武将专权，将他们和兵甲分开，且盲目增加兵甲数量而不重训练，导致他们战斗力极差。这么多的文官武将需要国家养活，钱财能从哪里来？只能从百姓身上剥削。当时边境的战事和自然灾害比较多，造成的损失也很多，全数都是百姓买单，百姓肯定不乐意了。这些矛盾越积越多，急需通过变革来进行减缓。

北宋的皇帝都知道要变革，所以才有前面的两次新政。可是王安石的变法确实存在不合时宜的地方，导致百姓越来越穷。

青苗法原本的意图是抑制高利贷商人对农民的剥削，可是现在是剥削者转移了，变成了官府和奸商一起，农民还是需要缴纳很高的利息。

市易法原本的意图是保护中小商贩，让他们不受富商的欺压;可是政府直接从商，对商业的发展是不利的，且官员与富商勾结，最后被欺压的还是那些百姓。

王安石的变法没有考虑那些地方官员在其中所做的手脚，他们是利用变法的政策来谋取自己的利益，导致变法失败，百姓的生活更加艰苦了。这也是司马光、苏轼、苏辙等人积极反对变法的原因。

总体来说，两次变法都因为触动权贵们的利益而被疯狂反扑，就跟后来的戊戌变法遭到慈禧太后的血腥镇压是一样的。最终要解决的，还是权贵阶级如何与农民阶级和平相处，权贵阶级要做出让步，让农民过得好一些，这样他们的矛盾才会缓和。

1086年，当王安石知道自己的变得遭到全数否定时，他一时难以接受而病倒了，最终郁郁而终。而那个全数否定他的司马光也在同一年过世了。

两位相斗相杀的文人最后选择一起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