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事人纪保财

自从张家出事以来，日本人为了实施“囚笼”政策，强力推行保甲制，他们以伪蒙疆联合政府的名义，在后大滩实施保甲管理，每村以户为单位，每户家长为户长；十户为甲，设甲长；十甲为保，设保长。那时元山子只有四五十户人家，不足以设保，就与其它村合并为一保，村里专门为了应付日伪的劳役，粮秣，税务等大大小小的事务，推出一名应事人，相当于保甲所安置在村里的管理人员。纪保财就是元山子的应事人，负责管理村里的事务，村里人管他叫纪保长。

自保甲制在村里实施后，日本人以维护治安为名，通过保甲所发布了禁宵令，晚上不允许村里人出去走动；不允许晚上点灯，不允许多人聚集等指令，凡违令者当以违犯保甲之规定的条例论处。

纪保财是一个很会办事的人，处理事务干净利索又能照顾好各方，这才被村里推举为应事人，负责村里的各方面事务。

自从被推举为应事人，他感到头大不已，在这个乱事之中，各种势力犬牙交错，哪个势力都不是他能得罪的，每天过的战战兢兢，生怕没把事办好，引来痳烦。

记得有一天夜晚，正在熟睡的他被一村民叫醒，原来他家晚上点了灯，恰好被从村前经过的一队日本兵发现，要以“红胡子”弄处。

这天夜里，这户村民家的老人肚子疼，剧烈的疼痛让老人实在坚持不住，村民认为这是急性霍乱子，需要用针刺破手指放血，他在黑洞洞的窑洞中替老人捋好手臂，并用带子扎紧手腕。家里实在太暗，没办法用针刺破手指放血，他不得已只如偷偷地点亮了灯，没想到还没有完全用针刺破的手指，日本人就闯进了院子里，砸开门闯了进来。村民将他们的“良民证”拿了出来。日本人看过他们的良民证，还是让他交出“红胡子”，只好与日本人的翻译官好一顿解释，日本人才让他找保人来担保。

没有办法，他只得把纪保财叫醒，随他一起来到自己的家里。纪保财费了好大力气，才和翻译官讲清事情的原委，在他的担保下，日本人才放过了这家村民。

那个年代，人们得了肠胃炎都称为霍乱，在无医无药的情况下，只能用土偏方治疗，刮痧、放血、拔罐等进行治疗，人命真的如草芥一般。

那时的后大滩，日伪顽匪经常光顾，各种摊派，征集民夫，收取税金他都得出面应付。自黑山子修了碉堡后，李守信的警察队每隔月余都会光临，除了收取摊派到村子的粮草外，还要索要吃喝，稍不如意，就会增多摊派。

这天又到了收摊派的日子，一早纪宝财就让人杀好了羊，指派爷爷家帮他做些勤杂事务。

那天天气不错，内蒙的六月天，正赶上天高气爽，苍茫大地已郁郁葱葱的好时候，纪保财一早就让爷爷拿着口袋就挨家挨户收粮去了，他让奶奶和大妈做饭煮肉，又让大爹和四爹喂马溜马，安排父亲烧水端茶，等一切安排好后，纪保财回到了村公所。

日头快升到天空的中央时，总算看到西梁的路上尘土飞扬，纪宝财带着大爹和四爹迎出了村公所的大门，随着达达的马蹄声，一行骑马队飞奔而来，吆喝着跳下马来，为首之人大约三十多岁的样子，颧骨高高的，小小的眼睛看似精明，在唇部，下颏和两颊有着稀疏的胡须，典型的蒙古人特征。穿着土灰色的军服，大跨着一支盒子炮，六个当兵的，每个人都要大跨着一支长枪，手里拿着用牛皮制作的马鞭。

纪宝财笑容可掬地弓着腰，呼长问短地接过那个军官手中的缰绳，转手交给了大爹。四爹接过其他蒙古军手中的马缰绳，牵着马离开了村公所。

纪宝财将这些兵们领入村公所，村公所炕上放着八仙桌。桌上放着一盒“老刀”牌香烟，父亲提着一个铜茶壶，将炖的很酽的茶水小心翼翼地倒入桌上的白瓷碗中，水汽发出砖茶特有的浓厚香郁气味，纪宝财将桌上的香烟撕开，抽出香味十足的卷烟，点头哈腰递给那些兵爷的手中。

很快就晌午了，纪保财安财父亲把煮好的羊肉端入客房，客房内烟雾迷漫，呛得父亲急忙把端着的盆子放在桌上，咳了起来，引得那些蒙古兵哈哈大笑。

父亲将半盆温水放在炕沿，伺候等到那群当兵的洗了手后，站在地下等着他们的招呼，纪宝财手拿小刀，在肉盆内选择肥美的羊肉，用小刀一块块地割下，分别将肉放入他们的碗中，兵们用手抓起肉，在盐碗内沾点盐，塞入口中，油脂从蠕动的嘴角流出。红艳艳的脸上，闪着亮晶晶的油光。

吃完肉的兵们，喝着紫酽酽的浓茶，用枳机杆挑着牙齿中的残食，问询了村中的情况，纪宝财含糊不清的一边回答，一边从炕头一侧的墙壁橱中摸出几盒烟，交到了当官的手中，当官的那肥胖的大脸把小眼挤在一起，伸出了拇指：老纪这个…..

茶余饭后的蒙古兵，接过大爹和四爹手中的缰绳，拍了拍驮在马背上的粮食，开心优雅地跨上了马背，在纪宝财那微卑献媚的笑声中，士饱马腾地冲出了村子。

这样的日子一直维持着，过了几年，张贵林也回来了，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八路军骑兵团的战士，他们从武川向东，一口气拔除了活佛滩，黑山子的碉堡。他说小日本的日子快要到头了，村里人相信他，果然没过多久，陶林城也被八路军攻占，整个后大滩赢得了解放。

保甲所垮了，纪保财又被指定为村子里的应事人，每天忙着安排每户村民们做军鞋，再不用为了减少村民们的摊派点头哈腰，算是挺直了一回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