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的书籍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的作家不同的版本，层层叠叠鳞次栉比，而蒋廷黻先生的这本是所谓开中国近代史研究风气，奠定学科基础的书籍。”后来的大部分近代化研究者都在不同程度上重复蒋先生在60年前构建的话语体系和分析框架“。（沈渭滨语）为什么这本书会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首先，从结构上来看，全书是一种政治史为经，事件史为纬，以点带面，一线相系的线性结构。全书共四章，第一章七节，主要讲外患；第二章共四节，讲内忧；第三章共五节，专讲自强运动（洋务运动），第四章七节，分别讲了甲午战争战后的瓜分狂潮、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军阀割据和北伐战争，一直到抗日前夕。一、二章是大背景，为后面的自强运动做铺垫，三、四章是全书主旨，依次论述为抵御侵略、学习西方而出现的四个救国救民的方案。从整体上看，一、二章为因，三、四章为果，前后因果关系，脉络清晰，通俗易懂，好读耐看。
从写作方法和宗旨来看，全书以记事为主，以时序为先后，细节注重成败得失分析；以政治上的”鉴戒“和道德观念上的”垂训“，对治乱兴衰做出价值判断，为现今社会寻求历史借鉴。
学者们称”蒋廷黻对现代中国史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而在于为起步不久的近代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参酌的分析框架”。
从历史史实作者分析和观点上来说，蒋有很多独到且极具深度的论述。现列举一二：
中国在十九世纪已经面对早已接受近代文化的西方对手。为了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处于中古状态的落后的中国，只有向对手学习，改革内政， 才能有光明的前途。这个学习先是从不彻底的器物层面开始，然后到学习政治体制层面的，之一进到更深层的精神层面，才能真正实现近代化。
中国人为什么不在鸦片战争后就开始维新、改革内政呢？一是“中国热守旧性太重”；二是士大夫以传统文化为生命线，“文化的动摇就是士大夫的饭碗的动摇，所以他们反对改革；三是”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的是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
在对林则徐和琦善的评价上，也是独树一帜，有自己独有的见解。
蒋廷黻认为林则徐仅仅只是旧时代的精英，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的被革职使他逃过了“千古罪人”的骂名，十足幸运！蒋廷黻认为琦善与义律签订《穿鼻条约》是其外交的结晶，并认为他在鸦片战争的外交方面远超时人，林则徐于中外的形势实不及琦善那样明白。蒋廷黻在《琦善与鸦片战争》中称赞琦善是中国近九十年大变局中的第一任外交总长。
同时，蒋廷黻认为有两个林则徐，一是士大夫眼中之林则徐，一是真实的林则徐。士大夫眼中的林则徐，百战百胜，洋人闻其名而丧胆，惜奸臣琦善收受英人贿赂，致林去职，局面遂不可收拾。其实，真实的林则徐彼时已然觉悟：我方军器、实力皆远逊于西。他竭力买外国炮、外国船，且派人翻译外国刊物。他在广东搜集到的大量资料，后来都给了魏默深（源），魏氏据之撰成《海国图志》。说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并不为过。
另他在《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中对琦善的外交是基本给予肯定的，认为“他的外交有时人的通病，也有他的独到处”。一是尊重英国人；二是基于中英实力的悬殊而坚持以交涉的方式来结束冲突，堪称“中国第一任外交总长”；三是当谈判破裂后，签订了一个实际上令英国政府极为不满的《穿鼻草约》，与后来的《南京条约》相比，这是“琦善外交上的大胜利”。蒋廷黻认为林则徐的软肋是过于顾惜“羽毛”，为“士林清誉”而惧受“清议”指摘，无勇气登高一呼而醒世人，感叹“林的运气真好：他病大重，以后不久就死了，他的名誉借此保存了。”
蒋廷黻认为,琦善在军事上“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而另有学者则认为“琦善无可称赞是实在的,无可责备则说得不对。因为琦善在军事防卫上,是存在许多问题的,理应受到应有的谴责”。林则徐和琦善都注意知己知彼,只是在目的上各不相同。林则徐重视调查研究,注意了世界情况特别是英国情况,目的是寻求“制夷之策”,是为了对付侵略者;琦善了解英人情况,则是为讨侵略者欢心,是为了妥协投降。
对于蒋廷黻的观点,陶元珍于1935年5月2日,即在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第77期发表《读〈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提出过批评。该文列举事实,指出“琦善在外交方面应受责备的地方似乎比值得称赞的地方还要多”。他对政府缺乏起码的诚实,对外人“不免卑屈”,对敌方的认识除了船炮的利害而外是“一无所知”,对汉奸式或烟棍式的人物鲍鹏“根本就不该用”。“琦善未能坚持禁烟就是外交的失败”。目前的一些学者对蒋廷黻所持的林则徐和琦善的部分观点也是持批评态度的。
观点、文章众多，对这段历史感兴趣可以持续的学习和关注。
总之，历史不应偏执一词. 历史无非是前人留下的经验和教训，读历史，晓昨天，看未来，在不同的评价和对历史的看法中懂的辨析，懂得如何客观的理解、看待当时环境下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如何在当下给予历史于恰当准确的评价，并予以反思、总结、借鉴、学以致用，我想这才是读历史的必要和意义所在吧！
蒋廷黻(fú)(1895年12月7日－1965年10月9日)，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湖南邵阳（今邵东）人，1911年赴美求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曾在南开主持历史教学达6年，1947年12月，任中国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代表。此后从事职业外交生涯，长达15年。作品《中国近代史》（1938年），《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中）、《蒋廷黻选集》（台北文星出版社）、《蒋廷黻回忆录》，译著有海斯著《族国主义论丛》。
另附思维导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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