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自我割裂成好的和坏的两部分而不能整合起来,作为一种防御过程,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到了他生命的末期才认识的。
勇人显然,这是一种不成熟的防御。儿童不是把自己或别人看作完全好的,就是看作完全坏的,而不论哪一种极端的看法都不持久,以致常常在两极之间变来变去。刚才还既生气又伤心地说着“坏爸爸,坏爸爸”,可爸爸一哄他,亲热地抚慰他,眼泪还没有干,同一个人立即变成了“好爸爸”,甚至骄傲地说:“我的爸爸可好啦!”
儿童看电视或电影时最常提出的问题便是: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由于缺乏整合能力,儿童只能将世界在他们心目中的图像尽量简单化,待人接物和处理事物惯于使用“非黑即白”的断语。在绘画写字时,有一点得意之处便把整个作品捧之为完美,而一旦发觉有“败笔”就恨不得把它撕掉从头再来。由于孩子的情感易因偶然的事件而大变,对自己或对别人的评价从一极转变到另一极常常是不可预测的。
有时,孩子们也感到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这是由于他们正在体验着两价性情感和意向(ambivalence),这是孩子们需要指导和帮助的重要时刻。成年人前后一贯的态度和父母亲态度的一致有助于孩子渡过难关。要不然,孤立(isolation)这一防御机制就会发展起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将孤立视为“阻抑之“显著对立面”,这意思是说,“阻抑”是把观念逐出意识而把情感保留在可觉察到和体验到的范围内,孤立则是把情感逐出意识的领域,观念却保留在意识之中。有人视孤立为把情感跟观念内容分离开,使前者隐去。限人阳后自墙克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认为,孤立这一防御机制对于强迫症来说是独特的(peculiar)(1926)。但不少分析家并不以为然。有些人在经历一次精神创伤后能够回忆事件的经过,甚至包括认知上的许多细节,但事件发生当时的情感体验却怎么也说不出来,充其量只是说“完全蒙了”“吓呆了”“吓傻了”之类。这种经验不少人有过,显然与强迫症无关,对受伤的心灵却显然起了保护作用。
诚然,在强迫症中,孤立的表现突出而持久,确实典型而特殊。病人的意识成为各种观念角逐的舞台,任何一个判断正着说和反过来说对于病人都同样站得住脚。如果A和B两个不同的观念对于病人来说不涉及任何情感,毫无利害关系或价值等于零,那么,A=B和A不等于B这两个互相矛盾的判断对于病人便都言之成理了。病人没完没了地纠缠于形式逻辑之纷争与困惑之中,也就势所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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