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一尊佛

      母亲去世的时候是1994年4月21日傍晚。她端坐在椅子上就像睡着了似的。当我从城内赶到油田休养所时，家人和邻居已经为母亲穿好了寿衣。经医生诊断分析为心脏病突发猝死。

      母亲刚过了60岁生日！

      那晩停电，家里和大院里一片漆黑。

      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说，奶奶像一尊佛一样，坐在椅子上睡着了。

      一家人沉浸在悲痛之中。父亲对我说，母亲已经走了，丧事从简，在第三日出殡。第二天我打电话到张掖殡仪馆，并定好了次日火化的日程安排。

        第三日早上，出殡的车队徐徐来到位于平原堡的张掖殡仪馆时，大门口跪着十几位披麻戴孝的人，正捶胸顿挫地与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吵闹着。原来三天前，这家故去的老人正在焚尸炉火化时，突然停电。无奈之下，他们将出殡的亲朋好友打发了，自家人就守在殡仪馆里等待着来电。殊不知，今天第三日了，仍旧没有恢复供电，这一家人已经接近崩溃了，开始闹腾起来。

      我的头发立刻竖起来，上前与工作人员理论，眀明是停电，为什么还要欺骗我呢？他们一再表示歉意，说原以为很快就要来电的，想不到春检时间拖延了这么久。

      一时间出殡队伍里像炸开了锅似的，乱糟糟的，大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家里的亲戚埋怨我，几位年长的老人也絮叨着，说我冒失，为什么没有亲自到殡仪馆现场看一下呢？

      我是欲哭无泪，眼前的残局怎么收拾呢？

      按当地习俗，出殡的队伍只能在安葬或火葬仪式结束后才能返回，最后进行答谢宴会。现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到了进退两难的地步。

      这时一辆桑塔纳轿车在我身边突然停下来。从车上下来一位参加出殡的朋友。哦，老朱！我忘了通知呀？他与我握手：＂老吴，我来迟了！＂他摘下墨镜，继续道：＂我是昨晚上听说的，刚才去家里看望了一下老爷子，老爷子说你们刚走，我赶紧就追上来了。＂

      我说停电了，这算哪门子事嘛！老朱是电力局的副局长，他与殡仪馆的馆长经过沟通后，立即打电话向系统做了安排部署：让附近的一家企业暂时停电3小时，恢复并保证殡仪馆用电3小时。

      很快殡仪馆来电了，当然要首先将那位在火化炉停留了3天的老人烧干净。此时此刻，那一家人闻讯赶来，跪在我面前磕头作揖。 我赶紧将他们拉起来。

      这时候人群里有人说：＂老太太吉人天相！＂

      我想也是，母亲离世的时候是端坐着的，到了殡仪馆发生变故，也是化险为夷。

      想起母亲的这一辈子来，也真是可以用含辛茹苦来形容了。

      母亲于上世纪50年代初期在陕西沔县与父亲成亲后就一直是随军家属，在部队营房里呆到1952年。父亲随部队集体转业到玉门油矿后，她也在油田参加了工作。那是个多事之秋，政治运动没完没了。1960年油矿响应国家号召，为了减轻企业负担，动员职工回农村老家务农，将职工开始往农村下放。母亲积极报名，回到陕西老家盖房子。房子盖好了，下放政策也草草结束，父亲也没有被批准回乡，母亲又只好重返油城，一家人再次团圆。但母亲从此成了家属。母亲是读过书的，但她更喜欢劳动。她风风火火，干工作的热情很高，带领着一支百十人组成的家属队伍干着零时工。在炼油厂背运石油焦，在东湖农场挖排碱沟，在运输处盖厂房，在火烧沟搬砖，在戴家滩农场开荒种地等。早晨离开家门，到了晚上天黑才进家，每月挣上三四十元工钱。母亲的心脏病就是那时候累下的。父亲也忙于审干工作，常年累月出差，家里的事情完全由上中学的大姐主持。

      母亲的豪言壮语，埋头苦干使她获得了许多荣誉。不但入了党，而且还被评为劳动模范，坐飞机上北京，受到毛主席、刘少奇和周总理的亲切接见。

      母亲是实干家，又是家属队的队长，在工作中也常常得罪人。在＂文革＂中将革命队伍中的人分左派、右派和保守派等。母亲是左派，运动刚开始左派还能站住脚，但到了后来造反派反戈一击，母亲遭到批判和通缉。有时候很晚才悄悄回来，见我们睡着了，就将水缸里的水舀尽，洗涮干净后再去外面担着自来水往缸里盛。那时候风声紧，阶级斗争形势严峻，母亲怕坏人给水缸里投毒，所以每天黑夜不辞辛劳换水。阶级斗争是残酷的，即使是许多年以后，每次谈到这一点，母亲仍是心有余悸。

      在改革开放初期，母亲对社会风气看不惯，有时候我们兄妹之间议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主席错误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及晚年所犯的错误时，母亲坐不住了，她说否定毛主席就是别有用心！

      我们吐着舌头，以后不敢再在她面前说那些让她看来大逆不道的事情。

      母亲50岁时，从家属队党支部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忙了大半辈子，闲不住，她找了几位投脾气的大婶大妈，在土地局办了用地手续后，请工匠当天就在油田北坪公交车站东侧盖起了一栋30多平米的饭馆。她要我给饭馆起名，我问她都卖什么，她说臊子面、馄饨和凉皮等。我说就叫＂两角小吃＂！＂两角小吃＂的招牌挂出来，立即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驻足观看。那是1982年的5月初，正值油田春暖大地的时候，一是店名简单直白，一是个体私营饭馆在油田也是开天辟地第一次出现。引得众多市民围观看热闹。过去油田只有几个国营饭店，现在改革开放，个体户也是新鲜事物了。尤其是臊子面、馄饨和凉皮都是两毛钱一碗，更让人觉得新鲜。虽说那时职工的工资不高，消费水平很低，但这个价格绝对实惠。开张以来小店天天爆满，才经营了一个月，因为小吃店干净整洁，面食小吃很合油田人的口味，尤其是手工擀的臊子面闻名油城。母亲不但被评为先进个体户，而且工商局组织个体户在小吃部召开现场观摩交流会。母亲很注重人性化服务。有时候有些小学生吃饭，母亲只收一毛钱，如果孩子忘了带钱，她也会让他们坐下来吃。有一次，有两位姑娘吃完饭后没交钱就走了。一位大妈要去追讨时被母亲挡了回来。她怕伤了女孩子，追问起来太尴尬，兴许是人家忘了呢。我当时受到启发，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小吃部里发生的故事》，刊登在《石油工人报》的副刋上。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母亲一辈子视钱财如粪土，她鄙视那些好逸恶劳的人，可她无意中却成了油城最早的＂万元户＂。不显山不露水，＂两角小吃＂店也成了油城人记忆中的一道风景。有一年，我去河南油田旅行时，在南阳的大街上与几位＂老玉门＂邂逅，彼此间都很开心，谈到了＂双马路＂和＂两角小吃＂等很怀旧的话题，虽说只有几句话，但却让人感动。

      母亲晚年时，常为缴纳党费发愁。她在异地养老，她的党组织关系仍在几百公里外的油城街道办事处，休养所的党小组又不接纳她这个家属工。她通过各种途径总是按规定将党费交给组织。我有时去玉门办事，也要去办事处为她缴纳党费。

      母亲已经离世20多年了，每每想起一些往事来，都会为母亲那坚韧不拔的性格所折服。她由职工变成家属后，从不气馁，对于那些冷潮热讽一笑而过，始终不渝地奉行一个原则：永远跟党走，决不做亏心事。她一生追求真理，埋头苦干，堂堂正正做事。也许是老天有眼，她即使是咽气了，也是正襟安坐在椅子上。

      又想起儿子的那句话来：＂奶奶是一尊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