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生活过得较为苦了一点,但喂养小动物和自己的一些爱好,还是给了我许多乐趣。也许是日子过的比较艰苦的原因,也许是男孩子发育晚一些,我的个子并不高,而且,比起妹妹来,脸色总归是“黒黑”的,同学中甚至有人喊我“非洲人”。
母亲要么不看我,一看到我,就说我不会洗脸,总是没洗干净,动不动要用香皂重新给我洗一次。这种状况即便是长大后,也没有太大的改变。我有点烦母亲了。
其实,烦母亲的还有一件事,就是对我的身体状况有点“过敏”,动不动就带我去医院看病。看病时,面对医生提问,喜欢夸大事实,这也不舒服,那也有问题,逼得医生左检查右检查。等拿到诸如化验单、X光透视结果,以及病历上没写什么大的毛病后,便立刻带着我离开医院,至于这些检查结果全都给扔进垃圾箱里去了。
我的新衣服不多,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倒是每年开学前,母亲是一定要给我买一双解放鞋的。每次买回来的新鞋,我都要放在自己床上的枕头边,好几天都舍不得穿。反倒是对于我的学习,不论是父亲,还是母亲,似乎都很放心,具体指导很少,基本上就是我自己在管自己。
不过,父亲有的时候也要象征性地抽查。也就是让我背书。这是最让我头痛的事情。因为背不出来,或者结结巴巴地,父亲一定要给我“颜色”看的。记得有一年的夏天中午,父亲让我背书,我背不出来,就被父亲罚我连读十遍。读完后,就让我马上背。其实,我还是背不好。可突然发现父亲已经昏昏欲睡了。我便悄悄地打开一点点书页,将课文“背”了出来。“背得不错,去睡一会儿”。父亲突然来这么一句,吓了我一跳。父亲这是睡了还是没睡呀?
就这样,一直到小学毕业,我的成绩始终是中等水平。语文,特别是作文写不好。数学,因为刚进一年级的时候,算术课本就写着“数学”两字,兴许是这个基础打得好,数学还可以。至于音乐、画画、体育就一般般了。总的来讲,成绩没有太大的起伏。
那年月,政治上特别强调根红苗壮,强调出身,父母政治上的任何一点变化,都将影响子女在社会上的政治地位乃至他们的前途。我和妹妹就是这样一种被编入了“另册”的人。受父亲政治上所谓“污点”的影响,我直到小学三年级才戴上红领巾,这如同我在后来入团那样,让我永远难以忘怀。
尽管因为“牵连”让我从小就有一种自卑感,但毕竟给我带来“麻烦”的,也就是机关里那些所谓生下来就是“根红苗正”的几个厅长处长的子女,以及一些趋炎附势小人的子女。他们把你当下饭菜,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我的痛苦上。
当时,这种无端的歧视,是很普遍的社会现象。墙倒众人推、划清界限、站稳阶级立场,等等,诸如此类的政治环境,尽管我不大明白,但都给我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压力。班上除了一两个机关大院的同学外,大多数同学并没有歧视我,依然和我玩在一起。
而在机关大院里,我却是个被排挤的人。玩游戏什么的,那些人一般是不邀请我,也不大愿意和我在一起的。我尝试过作为发起人召集小伙伴们来玩游戏,但很快我就会被那些人给挤走。
特别是那几个厅长、处长的孩子,非常高傲,根本容不得你的存在,甚至干脆就一句“右P分子的狗崽子,滚蛋”,将你赶走。对于一个十余岁的孩子来讲,这是多么大的屈辱和打击。
我没有朋友,也没有依靠。那时,只觉得学校的何校长是个很可亲的人。很多时候,我把她当作我的母亲。她常常站在校门口迎接我们的到来。记得,在“文G”刚刚露出一点端倪的时候,学校就有人把“大字B”贴了出来,矛头指向学校的主要领导,但针对何校长的最少。
尽管如此,对政治朦朦胧胧的我也时常在“大字B”跟前与人争论。其中有几张是我们班主任的,说她欺骗学生,混淆是非。原因是,她在课堂上讲了她家如何吃苦受罪的话,甚至还哭了。后来听说,我们班主任的出身不好,她在课堂上诉苦,就是欺骗学生,就是在混淆是非。出身不好?不是说,出身不能选择,但道路可以选择吗?我不能理解。
那时,我正面临着毕业。由于我的所谓的“出身”不好,毕业后进什么样的中学,一直来让我心神不定。当时,长沙市最好的中学主要有一中、三中、四中(女子学校),还有就是八中和十中。每个人都渴望被录取到好的中学。那时虽不像现在学校可以明目张胆地“抢”学生,但名声在外的学校,还是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的,不是你想读就能读到的。
那些所谓的当官的子女,相比我们,个个差不多都喜形于色的。那是即将离校的前一天,我们与老师、校长一一告别,何校长摸着我的头说:你是个好孩子。记住,好好读书。在哪所学校都一样。我记住了。而且,我记住了一辈子。
但很可惜,以那份“关于开展文G的通知”为标志的“文G”的全面爆发,彻底地打碎了我继续读书的梦。什么好学校差学校,全都停了课。而且一停就是两年多。这是后话。只是没想到,我就这样以小学毕业生的面貌,开始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文G”,和因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带给我的更大的冲击。
我小学毕业了,这一年,我12岁。《毕业证书》上签署的日期是:1966年7月17日。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