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上英子:我真的不知道中国的情况，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有关战后日本的历史，我认为仅仅的好事是，至少日本民众能够与政府保持一些距离，不再像战前那样愚蠢与疯狂，完全受到意识形态的蛊惑。他们具有民族主义情感，也非常热爱日本，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习惯于代表日本政府来阐发观点。以前，许多日本人出国，自我感觉良好，心里想“我代表日本来到美国，所以我得表现好点，才能维护好自己国家的形象，学好技能，回报祖国的养育之恩”。
但是，到我这一代，年轻人出国并没有什么代表国家的感觉。他们的心智已经与政权相分离，出国是为了个人的前途与生活，与国家的力量强大与否没有必然关系。政权对于日本人来说并不是必要的，也没有如此重要。不仅如此，日本学生通过学习，尤其是接受海外的教育，更加怀疑国家的意识形态目的。
其实代表的主要是自己，是个体，心态上不光代表不了国民全体，甚至有时以出身为尴尬之处，因为之前上百年前辈们留下了固有印象和偏见。如果想代表国民的正面进步，那也很难，因为总体人太多，即便如马云潘石屹之优秀也无济于事，像年轻美好的谷爱凌，还不确定那国籍是几重，更多的特征还是倾向于西方文化。
所以就别想太多，别想改变什么，代表自己最好自己就行，至于那个大问题，期待未来每年更多中外人口交流，更优秀的总体基础素养，更多年轻人具备谷爱凌或者梁启超、胡适先生所提倡的国民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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