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吃过晚饭，母亲过来说，大明堂放电影了。大明堂就是村中央留置的一大片空地，面积少说也有好几百个平方，混凝土浇筑，平平坦坦亮亮敞敞，专门用来举办村里面的大事件，比如演大戏、迎灯、放电影；从前农忙时也用来晾晒稻谷和麦子，现在改变了生产方式不种稻也不种麦，农忙变成了过去式，明堂也就成了过上美好生活的村民们的免费停车场。
母亲说的电影是露天电影。不知从哪年开始，每年都来溜达几回，上半年特别是暑假，放映员来得更勤一些，开着简易三轮车，载着数码机来到村里美其名曰：文化下乡。带来的影片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国产片主旋律，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然而看者寥寥，但并不是大家不爱国了，而是爱国的方式变了，或者说大家选择过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更自由了，上百个频道的数字电视、一点走遍世界的互联网成了大家工作娱乐的主战场。
谁都喜欢躲在自己的个人小空间里，安安静静自娱自乐，露天电影隐入沉寂，也是必然而然的了。我本以为再也见不到这种场面了，但是政府还惦记着它的人民，让它重现，不过我相信这样的“惦记”，最终会成为很多人温馨的回忆，露天电影会慢慢走进记忆的博物馆，而这座博物馆也仅仅建立在70后、60后、50后、40后这些人群的内心里头。
我来到大明堂，电影已经在上映，喜剧，不知道影片的名字，但认识里面的几个演员，来自香港。我扫视了一下现场，
人数上每一回都差不多，三四十个观众，而且很多都是租住在村里的外乡客。女儿坐在一把小椅子上，小手托着两腮，一旁坐着她的几个小伙伴。小脸蛋的表情既欢快又新奇。要不是这样的文化下乡，她们是很难看到如此“大场面”的。我想起来，我差不多也是在女儿现在这个年纪接触到了露天电影。
那时能看到一场电影是一个奢侈的梦想，我记得我看的第一部电影是李连杰演的《少林寺》，一毛五分钱的的电影票是父亲犹豫了很久才买了两张，父亲一张，我和弟弟两人共一张，母亲舍不得花钱没有去。
没有钱，我们又很想看电影，心里老想着村里来多放几场露天电影。那时候放电影不是免费的，请人来要付钱，因此放得也很少。如果哪一天有电影了，那么那一天一定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比如是什么节日，比如有人偷东西被抓起来，以掏钱买电影作为惩罚等等。
那年代可供选择的娱乐活动极少，明堂里放电影是一个大事件。连演几个晚上很难得也很少，那真是比过年还要开心。抬凳子拿椅子抢位置，早早做晚饭早早吃完，呼朋唤友来了一大群，电影尚未开演，大明堂已挤满了好几百人。有时还能遇见一两个小摊小贩卖小吃兜售小玩具，旁边围满了年轻人和小孩子。如果那一晚碰上停电或者天气不好下大雨，大家虽然很失望，但都会耐心地等下去，等着来电等着雨住天晴。附近的村庄当然也有放露天电影的时候，这种消息很灵通，一下子就会传遍全村，到时我们会约了小三小六，兴高彩烈地赶过去，意犹未尽地回家来，躺在被窝里回想着剧中人物情节，慢慢醉入梦乡。
“露天电视”也是我们少年时代的特殊产物。也不知道是几几年的事了，电视刚兴起那会儿，村里只有一户人家有电视机，
而且还是黑白14寸的，县里刚开办了电视台，首播引自香港的老版《射雕英雄传》，到点开演，一听见“依稀往梦似曾见”的曲调，群情振奋。由于村民太多，那户人家只好将电视机搬到了院子里，不大的地方挤得水泄不通，有些人看不到，骂骂咧咧悻悻而归。 我的父亲也是一个电视迷，当年，他从一个当乡干部的亲戚那里借来一台“西湖”牌14英寸黑白机，放在家里显摆，可不管怎么摆弄就是收不到《射雕英雄传》，急归急，但也无可奈何。家里有了借来的电视机，很多村民"慕名而来"，家里那么点地方是容不下的，干脆把电视机抬到了门口“与民同乐”。有一个晚上演《地雷战》，有个小伙子站在后面看不到，便爬到一堵墙上不慎失足掉了下来，受了点轻微伤。他和他的家人没有来找我们麻烦，如果换成是现在，大家都懂一点法，兴许会来问责于我们家也说不定吧。露天里听人说书，也是一件童年趣事。
夏天的晚上，一个大灯泡挂在高杆子上，蚊子旋绕，下面摆上椅子桌子，说书人是村里的黄先生，全县都有名气。那时他说的最多的是《薛仁贵征西》《杨家将》。开场时他把惊堂木往桌上重重一放，吓了下座的人一跳，然后折扇子打开一摇一合，清清嗓门，历史人物开始在他的口中活灵活现一一上场。黄先生说书有一个特点，就是经常挤眉弄眼插一些"黄色荦话"，恰到好处又全非俗不可耐，常引得下面哄堂大笑合不拢嘴。他很会讲故事，说书的过程，也是表演的过程，会随着情节起伏，手足并用表情投入，把人物性格刻画的淋漓尽致，当我们听得入迷时，忽听惊堂木啪地一声脆响，来了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唱新闻”，应该是家乡浦江的"特产"，是一种将戏剧、相声、歌谣、说书、口技等艺术熔于一炉的民间艺术。一人多角是它的独特之处，在同一个节目里能塑造众多的人物和各异的风格，深受农村广大男女老少的欢迎和喜爱。
唱新闻，演艺者古怪，乐器也很古怪。演艺者古怪，因为他是盲人。乐器古怪，乐器有两件，一件称之“渔鼓”，外表看似一个长长的普普通通的竹筒，两头蒙一块布，套在肩上；另外一件拿在手上，是两片一头带弯的竹板。开始演艺时，盲人先叫词，之后手掌一拍，竹板一放一合“无端”就跑出了音乐，很是神奇。
听盲人“唱新闻”，里面的唱词几乎听不懂，但是从那种古怪的乐器中发出的音调虽然沉闷却很有韵味，且盲人高声亮开喉咙时，其脸上的表情丰富多彩，随着“剧情”展开，表现时喜时怒或哀或乐，极大地抓住了我们的眼球。
那时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很疑惑，为什么是瞎子来担当起这个角色，后来才慢慢明白，眼睛的缺陷让他们没有其他选择，要生存就要学会一门吃饭的手艺，他们一代代传承，使得这门手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听说它现在已经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国家保护，甚是欣然。后来我每逢见到或听到“唱新闻”这件事，我对之肃然起敬。
缺陷成就了完美。
说书和唱新闻者，他们一般以此为生没有其他收入，走一路唱一路，生活艰辛，所以表演的节目都是有偿的，他们的要求也不高，酬金大都是粮食：大米、玉米、小麦、大豆等，给多少要多少，从不会计较，所以无论多小的地方都承受得起。他们演唱的场地也不受限制，只要有条凳子坐就可以了。农村中的晒谷场、厅堂、明堂口等只要坐得下人,都是演出场所，自由方便，极其简单。现如今，说书或许在电台电视台里还能听到见到，而“唱新闻”已经绝迹了。
提起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我又回忆起儿时的许多趣事，在明堂在操场，在浓密的树荫下、在圆圆的大月亮底下，我们丢过手绢、斗过地主、摔过纸包，也滚过铁环，我们斗嘴我们吵架，我们向老师打小报告，我们向对方家长告状……
往事追啊追不尽，只能坐下来喝口茶慢慢回味……
致敬那露天的童年青葱的岁月，陪着我们从孩提时代走到少年青年直至银丝华发。随着时光的流逝，所有的不愉快已经化为现在的破涕一笑，所有的年少蛮撞都不过是一缕青烟不着痕迹，总之所有的往事都将成为路上的春日暖阳，再贫瘠的路上，我们走的每一步都因为经历过而显得更加从容、更加坦然、举止也更加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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