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最近,我时常梦到父亲陪我在老林子捡蘑菇。我捡啊、捡啊,等捡满一篓子的时候,父亲就已经把他的药篓装满了,老远就能闻到清香的新鲜草药味儿。
照例,父亲回家会把草药晒干,配好风寒、食泻等常见病的方子,一份份用油纸包好。屯子里的老少乡亲要不了多久就会来把草药领走。
这是爷爷传下来的规矩,任何时候都别忘了救世济人,哪怕是在皇城里当医生,每年也要给乡亲们准备好上千份草药,免费发放。
梦总是到这里就醒了,我拿着草药的手伸出去,大彪和狍子的脸就消失了。他们在家乡,都还好吗?
15岁以前,我家就在离松花江不远的一个屯子里,那里没有铁路,也没有工厂。日本人在这边作践了好些年,后来被打跑了,本就人烟稀少的北大荒,越发荒凉。
在没有蘑菇、没有野菜的季节,我们只能饿着肚子,看着母亲每天在罐子里抓出一小把陈米,熬出稀粥,一天喝上两碗,还没等到天黑肚子就空了。
乡亲们和父亲商量了几天,决定把15岁的我,还有屯子里跟我年龄相仿的半大小子们,送到队伍里参军。他们是怕在把孩子留在身边会饿死。
我背着薄薄的被子,在母亲含泪不舍的目光中,咬牙回头跟着部队走了。这一离开,70年间,我再也没回过家乡。
部队要到沈阳打仗,学会父亲几分医术的我,做了随军医生。但是战场上要诊脉的病不多,多的是要止血、包扎、划开伤口取弹壳这样的事,我拼命地跟着外科医生学习,为受伤的男儿们留住他们的生命。
(2)
后来,中国解放了,我可高兴,心里想着父母和乡亲们可算有安生日子了。还没来得及收拾行囊回家探亲,我的部队接到命令,要开赴朝鲜。
一时半会儿是回不了家啦。我和战友们背着药箱跨过鸭绿江,在异国他乡待了两年多。这回,我认识了好几位新的医务队战友,其中就有阿庸。我被弹片伤过胳膊和腿,是阿庸帮我做的手术。
听说我思乡,阿庸说有机会一定要陪我回家看看,我当时没明白他的心思。等我明白的时候,已经是好几年后了。
在战场上的时间过得飞快,每天准备药物,给器械消毒,给受伤的战友们做手术、处理伤口。我的医术也逐渐娴熟。
回国后,我和医务队的战友们一起被送到第一军医大学进修系统的医学知识。我写信告诉父亲,我的医术越来越进步了,希望他能分享我的喜悦。可是,我并没有收到父亲的回信。
我想从报纸上了解家乡的消息,可是那个小小的屯子,哪有机会出现在报纸上?
家乡,让我魂牵梦萦的家乡,什么时候我才能再去看看屯子后的白桦林?什么时候我才能再拉着母亲的手撒娇,给她梳头,替她洗衣?
阿庸用书信关怀我思乡的心灵,他和我一次次描述着回家乡后的情景,一同编织美好的新生活。
从军医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武汉军区总医院。我和阿庸的爱情也水到渠成,在战友们一声高过一声的祝福中,我们结婚了。
(3)
不久,首长们决定组建空降兵部队,我奉命调往部队里为跳伞训练队员们做卫勤保障。
看着伞兵队员们刻苦训练的样子,我真羡慕啊!可是,我是军医,如果我不跳伞,部队都从飞机跳伞跳下去了,那我还有啥用呢?
我跟阿庸说了我的想法,阿庸心疼地握着我的手说,咱国还没有女伞兵呢,首长们能同意吗?
我定定地看着他的眼睛,“我一定要申请当伞兵,女伞兵能完成的任务,男伞兵不一定能完成呢!”
申请书交到师长手里,不到两天,师长就把我喊到了他的指挥室,他说:“小马啊,跳伞可不是踢毽子,也不是跳绳。你回去把身体养好了再说吧。”
我涨红了脸反驳道:“我身体素质过硬,不信,您考核我!”
“1米53,70多斤,伞兵有你这么瘦弱的吗?不行不行!”
被师长拒绝后,我并没有灰心,咬破手指写下一封血书:“身在空降师,如果不跳伞,怎么能叫伞兵?我恳求组织批准,并保证成为合格的伞兵!”
交上血书当天,我叫阿庸陪我去医院做绝育手术。看不起女兵?我绝育了就没有那些娘娘们们的事儿了,我就和男人一样了,你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让我当伞兵?
阿庸直到我进妇科手术室之前才知道我要做什么手术,他伤心得在手术室门口跪着大哭,求我不要做绝育手术,说他再去求师长,哪怕跪着也给我求到批准。
我狠心拒绝了,“阿庸,你两个弟弟可以生孩子,你家不会绝后,你喜欢孩子,我们可以找弟弟过继一个孩子。但是,空降兵,我是当定了!”
(4)
手术后,我在医院躺了一个星期。当阿庸把脸色苍白的我背回家时,师长的爱人送来一大篮鸡蛋,给我补身子。
我没有一点伤心,我的心里,当伞兵是第一重要的事情,我渴望像家乡的雄鹰那样,在天空翱翔。
当我身体完全恢复,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男伞兵们早已投入了训练。
我焦急万分,借着分队测试体能的机会,偷偷学习其他分队的训练动作。晚上,等男兵们训练完了,我就偷偷跑到训练场,趁着月光练习。
过了几天,战友们的训练换到一个平台上往沙坑里跳,这下可让我傻眼了,首长没通过我的申请,我就不能上训练台,不上平台我可怎么学跳?
我记下了沙坑的样式,想去宿舍附近寻找相似的沙坑,可是没找到。阿庸看我垂着头回到家,忙问我怎么了。
我告诉他现在的训练需要跳沙坑了,可我不能跟男兵们一起跳沙坑。阿庸指着宿舍门口的空地说:“那里大小合适吗?”
“好像可以”我惊喜地抱着阿庸,像个孩子似的乱跳,“我们一起来挖沙坑!”
借来铁锹、竹筐,我和阿庸花了十几天时间挖出一个比部队训练坑还大的坑,在沙坑前摞起两张桌子当跳台,开始了长达半年的训练。
每天五百次、六百次,直到跳得头昏眼花、筋疲力尽。脚经常扭,我也不吭气,揉吧揉吧,贴点伤湿止痛膏,继续跳。阿庸知道我要考上空降兵的决心,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做吃的,保证我的营养。
(5)
半年后,空降兵考核的日子到了,我跟着男兵们再次出现在了训练场上。师长眯缝着眼打量我,半年的高强度训练使我变得精瘦但结实,不过身高可没什么变化。
仿佛要故意给我个机会看我出丑,师长同意我编在三队队尾,随队考核。
该我上场了,站在高架上,我两个腿溜直溜直的,一点不打颤,再往沙坑稳稳一跳,一点都不晃荡。
哗!我这辈子从没听过有这么多人给我鼓掌。我抬起头拼命地向战友们挥手,一千多人使劲地鼓掌,好像都在说:“祝贺你,我们的女战士!”
师长远远地冲我伸起了大拇指,我知道他是在说:“好,我批准你跳伞了!”。
从那以后,我开始和其他男兵一起正式训练跳伞,这一跳就是二十多年。
跳过上百次伞后,我发现伞兵经常因落地不稳而脚踝受伤,造成训练(战斗)减员。我的心啊,就好像我自己受伤了一样疼。
我和阿庸一起研制了充气护踝,并亲自穿着跳伞试验,发现它可以使着陆时的冲击力减半,扭伤情况接近零。
真好,我的军医特长又能为战友们服务了。后来我和阿庸还研制了供氧背心,都是为了伞兵们的健康着想。
五十多岁,我和阿庸一起退休了。可当了一辈子军医的我们,怎么都闲不下来,我们把几十年的从医经验写成论文,希望给后辈们留下一些财富,算是两个医生对社会的贡献吧。
(6)
八十多岁了,家乡成了我回不去的梦。梦里的小蘑菇和草药,时常在我醒来之后还清晰地停留在眼前。
我想起送我参军的父老乡亲,想起临走前把家里唯一半袋荞麦面塞到我怀里的父母。想啊想,想得泪水浸湿了肩膀。
当年我随解放军走后,我把用不了的钱都攒下,就是想着有一天要把钱给父老兄弟们。
是他们给了我生命,没有他们送我当兵,我早就饿死在屯子里。没有父老乡亲,没有父母,就没有今天的我。
这么多年来,我也没有孩子,我和阿庸盖了两间砖房,不需要买房子,部队发了不少军装,我也不需要买衣服。
我不需要用钱,我离休后全部的时间都在写学术论文,写我几十年当军医的经验,我要挣稿费,我要攒钱,攒起来给乡亲。
我想联系上家乡的人,让他们来听听我的心愿,一起想个办法,怎样把钱捐出去。
阿庸支持我。我的阿庸,他支持了我一辈子,他是我最亲密的战友、最知心的爱人!
这次战友聚会,我托东北的战友回去之后帮我联系联系。他们真不愧是我的好战友,效率真高!没多久,家乡的县政府就收到了消息,委托县教育局的两位年轻干部来跟我见面。
(7)
我这个高兴啊!我又见到我的乡亲啦!
握着两位干部的手,我激动的泪水止不住往下流。来了就好,我的心愿不会迟到。
两位干部带来了家乡县政府对捐款的使用建议方案:为县里的学校建一个学术报告厅,其余的部分都用于教育事业。
“好!好!”我满口答应,为父老乡亲的后辈们出力,没有比这更合适的建议了。
心急的我约两位干部明天就陪我去银行办理转账手续。我要早点看到乡亲的孩子们用上这笔钱。
在银行,差点闹了误会。银行的年轻人看到我们两个八十多岁的老人要转这么大的钱,急得把民警同志都喊来了。好一番核实,直到银行与家乡县政府联系了,再三确认,他们才放心地让我转出这笔款。
都是好孩子,都是好孩子!武汉是我的第二家乡,这里的年轻人跟我家乡的乡亲们一样善良,一样热心。
我真的放心了。
你问我为什么回报家乡?那是因为父老乡亲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你问我为什么非要当空降兵?那是因为保卫祖国就是保卫家乡!
青春、生命、生活、积蓄都献给国防、献给家乡。
我,没有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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