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交易费用与社会决策
帕累托最优配置的效率观点对于今日的经济思想影响深远。
自兰格等人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何实施最优配置分析后，人们已清晰地认识到，经济体系的运行并非不要代价，资源的配置和产品的分配是需要成本的。但是，这样的代价和成本如何进入经济分析的视野，却依赖于科思提出的“交易费用”。
以前，经典的经济分析中无视交易费用的存在，认为帕累托最优状态由三个边际代替率相等，即消费产品的边际代替率相等，生产要素的边际技术代替率相等，连接生产与消费的产品代替率相等即可自然而然地达到。而这三个相等的获得是自洽的，无费用的。然而，科思却深入思考了前人忽略了的交易如何进行和获得的问题，发现市场交易中必然存在着的成本——交易费用。从这一缝隙的微光中，发现了一个广阔的新天地。
在这束荧光微芒指导下经长期的探索，人们最终恍然大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之所以人类的生存形式会演变形成现在的市场价格体系，用它来解决人类社会生存中的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导、生产协作、资源配置与物品交换，从而解决人类整体向大自然进行最有效率的索取，是因为市场价格体系是一种费用最低的体系，套用力学的语言，它是一种摩擦系数最低的体系。理论上的其他各种经济体系并非不可行，但实际地运行必然导致运行费用过高，偏离了最优化经济状态（但极可能并非是最优化，而是次优化。在本书中，将提出和证明如何的经济状态才是最优化的经济状态），从而在运用有限的稀缺性的生产资源解决人类生存问题时，运行费用大增，从而缩小了人们本可达到的经济水平，不能够使整体性的人类需求获得最大满足。
以交易费用为发端，新制度学派们紧紧地抓住了为达到这三个相等时存在着的最显眼的交易费用，并从中引申出对于产权、社会意识形态、法律、政府、民主等上层建筑的研究和论证，发现了所有为经济制度运行的社会活动，都是有费用的。而这些费用的支付又是必要且必须的，舍此，即无法找到实现整体性人类需求最大满足的途径。
理解这些后，对于人类社会决策行为就有了一个更坚实的、更唯物的思考基石。
如果，社会决策中采取投票形式作出，但由于人类个体趋于个人利益极大化的动因和行为，并且，在不受到外界——大自然的约束时，分散投票的决策形式，无法在多自由度的可能性中获得惟一结果。这就是投票悖论的深层原因。由于阿罗对于投票悖论的发现，把它从隐性的黑暗中表象成显性的光斑，使得人们思考社会决策形成结果就有了一个理性、清醒认识，同时也可站在稳固的考察基点上进行实际的分析。
既然阿罗说，由分散个人按照自己价值作不出社会的统一决策，社会的决策或者由外部给定的，或者由独裁决定的。但是，自然总是默默无语，社会决策毕竟得由人类内部作出，那么，外部给定的，而又必须由人类内部操作做出的决策，是通过什么途径出现呢？
就是独裁！
但是，这时所指的独裁决策并非由个人，或者一小部分人的自由意志作出，它必须要能够，且充分地、间接地反映外界大自然对人类的约束。它是既受客观大自然强力约束，同时又通过人类主观能动性才达到的理性结果。
独裁性地进行决策后，两个因素掺杂在一起产生作用。一是，决策的结果将影响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人与自然之间由索取产生的效率关系。二是，决策的结果将影响人类内部的制度运行费用，即克服社会内部阻力，使得社会正常运转的“摩擦”费用，这是人类社会内部的效率关系。
因之，一个好的“独裁”决策，不但应使人们的生产消费范围达到最大的边缘地区，也要让保障社会内部正常运行费用降至最低限度。开“源”节“流”，才能得到所谓的经济术语中的效率最高境界，或者说是考虑了“摩擦力”后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做出这样的决策决不是一蹴而就的容易事。有时，获得这样的“独裁”决策，得通过长时期的，甚至是成本高昂、代价痛苦的摸索。
中国自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革命战争的结束，暴风骤雨般的阶级斗争本也应随之趋缓，而解决人民的低下生活水平，发展落后的民族经济和建设现代化强国的任务就摆上了执政党的议事桌。但是，党的中心工作却长时期偏离了发展国民经济这一目标。只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中国共产党才清醒地意识到，必须把党的中心任务坚定不移地放在经济建设上，不能为其他任何干扰所动摇。就是这个决策，为中国的经济起飞奠定了思想基础。
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是解决了方向问题，以什么样的体制来实现经济建设，这才是途径问题。在此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也经过了相当长时期的摸索。从抛弃传统的计划经济，实施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到后来提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一直到党的十四大，才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过程大致用了１５年。
市场经济中的生产主体是企业。对于公有制于企业中如何实施的问题，也通过长期的理论争论和实践实验，于党的十五大才明确地提出了它的实现途径。这个过程如果从１９９２年算起的话，大致也经过了５年左右时间。实际上，就简政放权，实施承包制开始算起，一直可以追溯到１９８４年。
整个地说来，经历了对于市场经济是一种效率最高、运行费用最低经济制度的认识，到最终决定采用市场经济作为实施现代中国腾飞手段，整整耗费了将近半个世纪时间。
另外，降低社会运行的成本费用问题，虽然不是在清醒意识，有理论指导情况下进行。但是，中国共产党是成熟的执政党，政治领袖是睿智的，相当清楚中国近代史上内乱不止、积贫积弱的现象，且又从文化大革命吸取了自乱阵脚导致极大损失的教训，从而从政治稳定视角中思考中国的经济转轨问题。这就是现在明确了的稳定、改革、发展关系。这三种关系互相形成正反馈的良性循环圈：稳定保障改革，改革才能发展，发展促进稳定。
与俄罗斯相比，由于它们轻率地采取了所谓的“休克”疗法来进行经济制度转型，“毕其功于一役”，费用实在过于高昂。现在，比较一致的认识是：应该在保持政治局面稳定的同时，建立和维护市场经济法制，逐步转轨。看起来，这才是经济制度转轨运行具有较低费用的方式。
然而，这些决策并非是全民投票的结果，而是执政党的政治决定。但它反映了人民的迫切愿望，也反映了自然对于人类的约束作用，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理论思维水平高超与政治决策成熟的统一与表现。
在这一阶段中，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个理论丰碑——邓小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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