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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国纵横》
石濤讓史學家一頭霧水。史學家孜孜矻矻探究他，因為他是赫赫有名的畫家、理論家、詩人，結果只弄清楚他生歿的大概日期、他幾個朋友的名字、他去過或住過的一些地方。但即使已查明的事實甚少，我們知道他生逢中國歷史最戲劇性的時期之一，為了說明石濤所經歷過的社會、政治情況，在此值得更仔細檢視那個時期。因此，先思考三個範圍逐一縮小的領域：首先，石濤所處的中國；其次，石濤所處的省；第三，石濤的交遊圈。目前為止，歷史學家就只能探明到這程度。
從一六四四至一六七一年石濤三十歲生日時，清廷大權至少四次易手。而今人對這些事的清楚程度，大概高於當時石濤和其友人。第一階段，從一六四四至一六五 年，當權者是攝政多爾袞。多爾哀是順治皇帝的叔叔，名為攝政，實為皇帝。就是他的政策使滿人成功征服中國，使中國經濟漸漸恢復。他沿用了大部分明朝體制，遵循舊制以定期的科考選取文官，為讓文人放心滿人會尊重其傳統，這是不可或缺的作為。
石濤生於廣西，把人生不少歲月花在四處遊歷上，但在江蘇揚州有個清楚無誤的活動基地，在南京或安徽度過不少時間。因此，或許可把他當成江南人，江南省是清朝行政區，涵蓋今江蘇、安徽兩省。江南是清初文化的核心地帶，朝廷稅收的主要來源，具有最濃烈的個人英雄主義、反清傳統。
石濤對明朝的忠心未強烈到使其抗拒博爾都的主動示好，特立獨行的程度也未強烈到使其痛惡他的風格。兩人或許透過梅清這層關係在曹寅或納蘭性德的北京交遊圈裡相識，相識之後，博爾都表示願贊助石濤。石濤接受，一如其他大部分藝術家所會有的回應。石濤寫道：「數年來得東皋博氏收藏人物甚富，皆係周昉、趙吳興、仇實父所寫。」大概在一六四四年明滅清興之時，博爾都的父親拔都海獲賜明朝某王的府邸和其家產，拔都海家一夕之間成為中國藝術品大鑑賞家所仰慕的聖地。一棟開闊的大宅，屋主是富人，宅中又有如此收藏品，除了最堅決反清者，任何人都會想登門一覽。
據記載，張伯行以理學家和清官之名著稱於世。他的操守無懈可擊，但細加檢視歷史紀錄，鎖定一七一四年給他招來禍害那個夏天，可看出這樣的名聲係在什麼代價下取得，也讓我們更加了解康熙的為人。
江蘇省財政頗亂，張伯行重審噶禮認為已滿意結案的複雜貪污案。秋天，張伯行再也無法忍受，以年老且有病為由請辭。皇上不准。噶禮指責張伯行懦弱，未盡職追捕上海周邊區域的海賊，張伯行隨之逮捕一名被認定為海賊的噶禮下屬；該人還未受審就死在獄中。一七一一秋，兩人再度在揚州科場案上起衝突。康熙派欽差大臣前去解決噶禮、張伯行互參案。歷任欽差大臣皆判定噶禮無罪，裁定張伯行無能、誣告上司，但康熙駁回他們的裁定，理由係康熙有調解滿漢紛爭的職責，而且張伯行清廉正直。最後，噶禮遭革職，張伯行續任巡撫。
張伯行的一生令人好奇，若寫成傳記，讀來會很有趣。但即使長江海賊橫行的詳情、以噶禮等主人公為核心的派系、張伯行的友人和人脈、他的哲學著作和其他著作的內容，都得到細心的剖析，史料還是讓人不滿意，主要謎團還是未解。我認為，要弄清楚張伯行的生平，尤其一七一四年的危機，必須把精神病研究納入其中。
事實上，以儒家君主自許的康熙皇帝，把張伯行丟進極錯綜複雜的處境裡，而且這些處境非他流於理想化且太漫長的受教經歷所應付得來。說來諷刺又好笑的，康熙皇帝突然把張伯行抽離充滿壓力的處境，讓他全力處理他所處理得來的例行工作，從而突然找到今日治療專家所一致認為在治療妄想狂上往往有效的一個辦法。
錢穆寫此文的緣由和鄧爾麟以它作為其著作之最重要組成部分的原因，肯定是：若要理解並描述他的雙親，只有把他們擺在他們的家族和共同體的大環境裡來談才能辦到。把他們抽離大環境來剖析，會毫無意義。正是在人際往來中表達了內化的價值觀一事，讓他們受到肯定，留下名聲，因此，父親去世數年後，錢穆到店裡買日常必需品時，店老闆仍不願收他的錢。但在錢穆看來，此事毫無枯燥乏味或限制意涵，只證明世界井然有序。在那裡，溫情始終深厚。
十八世紀初，甘薯已成為東南沿海省分窮人的主食之一；上諭勸人民多種甘薯，甘薯往西、往北擴展。據何炳棣估計，至十八世紀末「在多岩的山東沿海地區，甘薯往往占去窮人一年食物的將近一半」（出處同上，頁一八七）。玉米於清初改變了雲南、貴州、四川的農業生活，係使來自人口過剩的長江三角洲的移民，得以在內陸長江沿岸省分的山地和陝西、湖北的漢江流域境內高地耕種的主要因素之一。至清中期，同樣在這些區域，白馬鈴薯使別的農民得以在貧瘠到種不成玉米的地方養家活口（出處同上，頁一八八）。花生所帶來的改變較不顯著，但何炳棣還是覺得影響甚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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