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联网日趋发达，纸媒日渐式微的今天，报纸相继转战互联网主战场，改变了长久以往的发行渠道，开始了自身的涅槃重生。
但是，报纸所承载的主要核心价值：新闻、观点，她所拥有的重要品质：权威性、公信力，并不会在人们心中消失。
我与报纸的情缘，要追溯到很小的时候。那时没有玩具，没有电视，城里也没有好去处，读书之余看看报纸，图画，就是我最大的乐趣。
记得那时，从认字开始就特别喜欢看有字的纸。小学的时候，闲时就会看哥哥姐姐的语文课本，看遍了没得看的时候，偶然发现了一处可以看报纸的地方。
那是同学家里。他的父亲是个老干部，家中定有《解放日报》和《文汇报》，《新民晚报》，放学以后，因为他家地儿大，总是去那里做功课。
他家有一个报架，分别夹着各类报纸和《大众医学》，《大众电影》之类的杂志。所以匆忙做完功课后，就取下报架上的报纸，从头开始翻看，特别是有小说连载的，一期也不放过。有时候，能坐在地上看到连回家吃晚饭都会忘记。
还记得六年级那次到农村军训，在大队部里，四周的墙上都糊满了报纸。一眼望去，报纸已经发黄。听说那是为了防止墙上落土。
大队部平时不搞活动，门是上锁的，但只要一开会，我必然早早赶到，就为了看这些发黄的报纸。
进得屋里，我就迅速搬开靠墙摆放的桌椅，忽而蹲下，忽而仰视，有时还要站在凳子上，登高看至目力所及之处。时不时还能看到一首自己能懂的好诗，就会背下来，在心里默念好久。
那时候的我，从来没想到有一天，自己的工作也会与报纸有联系，自己的名字和作品也会出现在报纸上。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地区宣传部门工作。经常会往返于单位和报社间，送稿件，送照片，或取小样，与报社的联系多了起来。
由于往返报社的次数增多，感觉当年报社的编辑，记者，都是多么地受人景仰啊：年老的德高望重，年轻的意气风发，个个看上去都那么清爽明朗，一点也没有后来被广告发行任务的压力，压得疲惫不堪的样子。他们中有很多人以文学爱好者和教师的身份考进了报社，放弃了很好的单位，只为热爱文字，追求新闻理想，“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记得转战妇联岗位时，有一知名士家庭的兄弟两为了一台电视机，闹起了矛盾，还厮打起来，哥哥把弟弟打成了乌青眼，半边脸都是肿的，伤情比较严重。使之一段时间不能上班。
当时哥哥是某个区的工商联会长，弟弟是电视台的播音员。为了调解矛盾，我们针对兄弟两各自的身份，晓以“名人本身就自带道德示范”的表率，在家庭中也要争做模范成员的理念。分别有针对性的做细致的调解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总算取得了哥哥同意道歉的承诺。
通过这一事件，感慨良多。总觉得家庭建设的无要性，家庭成员和睦相处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有感而发，我写了一篇《没有一个地方比得上家的温暖》的报道，发往媒体。结果，《解放日报》在婚姻，家庭专栏刊登了此文，还加上了编者按：婚姻家庭矛盾纠纷多源于生活小事，道理，情理，法理渗透其中，家庭成员之间互谅互让，体现了一种人伦和谐的朴素力量。
这一编者按，再次点醒了兄弟两个，发自内心感叹今后要努力像干事业一样，努力维护和睦的家庭成员关系。
由此，妇联还得到了兄弟两赠送的一面锦旗：“专管家务事，巧解千千结”。
回想当年，我们经历的那个年代真是报纸的黄金时代啊。当时的人们有多热爱报纸呢？上班的人们下班路过报社门口要花三毛钱买上一份晚报回家，如果有一天买不到就像没抢到红包错过了一大笔钱般的失落。
报社门口常有带着车来接记者下基层采访的；坐公交车来找编辑送稿件恳请赐教的；附近小区的老人们每天出来散步经过报社门前要驻足阅报栏前浏览，每个版面都不会错过。
那时候在报纸上发稿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一旦见了报那又是多么值得荣耀的事。
那年，邻居的姐姐读小学六年级，学校搞了个忆苦思甜会。请了当年的老红军做报告。听得同学们泪流满面。邻居的姐姐当晚就写了《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文章，表示要继承老一代革命者的心愿，好好学习，不能再受二茬罪，再遭二遍苦，投了稿。被《解放日报》刊用，成了轰动地区学界的大事件。
九十年代的报纸，党报类不必说了，本地生活类报纸有《新民晚报》《新闻晨报》《都市生活报》。据说当年销量最大的是每周一期的《每周广播电视报》，最高到了几十万份的销量。老百姓看一周的电视节目预告，就指望它呢。
当时报纸的发行一般有两个渠道，一种是通过邮局代办发行，另一种就是报社自办发行。《解放日报》和《新民晚报》就是两条腿走路，开启了自办发行的第二渠道。
报社发行点在全市街道的热闹地带。记得那晚一觉醒来，仿佛一股红色旋风吹遍了大街小巷，闹市地段都会在路口矗立着一个个红白相间的书报亭向大家示意。屋顶统一设计为一本金色的被风儿翻开的书本，三面落地玻璃，红色的门框，窗框和报架，端庄典雅，成了城市的又一道风景。每天早上报纸印出来，由分发人员贴上标签，送到每个区县的书报亭中。开始售卖。
当时我在宣传岗位，报纸要发展报摊零售，就派我和另外几个同事负责整个区域的报纸零售工作。也为了安排下岗人员再就业。记得工人们每天在报社门前摆张桌子发报纸，我和另外两个同事就负责把散发着油墨香的报纸，一撂撂地数好，再分到每个人手中，去各个书报亭送新报纸，收回旧报纸和他们前一天卖完的报款。
那份工作工资不高，也不算累，却非常受欢迎。因为它兼顾了工人们下班接孩子，烧晚饭的需求。预计接收了40多位下岗失业工人。也算是为当时的再就业工作出了份力。
还记得那天下午，我去办公大楼送集定的晚报，出来的时候无意中翻开了晚报《夜光杯》副刊，看到自己的一篇小文被刊登在最下角，欢喜得几乎要蹦起来。还兴奋地买了几份带回家里去。
从那起，我就格外注意晚报的副刊的唐敏，日报的副刊徐蓓，联合时报的潘真，静安时报的副刊朱老师，都是我经常关注的版面。那些副刊的编辑老师们本身也都是作家，其人其文，让我仰望。
当年发表在副刊上的那些不多的诗歌和文章，我都剪贴下来，至今还保存着。
慢慢地在工作中积累了素材，经常有记者写稿给我挂名，最好的收成是曾经一个月在《解放日报》发过三个内版头条，分别记录了《吃苦夏令营》，《创办玩具图书馆》和《家庭教育不只是家事》。从此，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工作创新”。
记得当年，我就是凭着这些剪报，跨入了一个崭新的领域。
近十年的宣传工作，见证了报纸的逐渐冷清。在与记者的交流中，从最初单纯的写稿发稿，慢慢到怎么完成征订任务，怎么完成经营任务，合办栏目，付费版面，赞助活动等等。
报社正在慢慢从重视有才华的人到重视会拉广告的人转变。但是不管他们怎么自嘲，记者在普通百姓眼里，仍然是一份很风光的职业，报社，仍然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地方。
后来我到局里工作。仍然与报纸有关——来了之后协助创办了一份机关内部报纸，出了整整四年，后来才又改为通讯。
现在写文可发的范围更广阔了。可以发自媒体和各种平台。把想说的话写下来发在自己的平台上，慢慢地就会拥有一批读者。他们看了我的文章后，会留言或通过微信与我交流内心真实的感受，与读者互动这一点，报纸是无法做到了。
不管怎么说，在这个每天都在变化着的时代里，眼看着报纸一家一家转业停刊，真是挺让人伤感的。
因为热爱文字，因为有报纸，才让平凡的我有了一点在别人眼里不一样的地方。也是因为报纸，我才有了表达的媒介，培养了自己工作的延申和爱好，还结识了那么多朋友。虽然我也并没有做出什么大成就，但是如果没有报纸，也就没有今天我的一切。
不管报纸停刊与否，它，永远活在我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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