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有言：“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一代政治学术非海上仙山、空中楼阁，必以前代为借鉴、为基止，而后王制度尤切近，孔子《春秋》所以“新周故宋”而作。大易革之象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近代学术变化自清代（比较章实斋《文史通义》与章枚叔、刘申叔之史学，暨《经传释词》、《马氏文通》，可知）,故昧於清学源流者，我知彼亦不能衡当世学术。
论清学者之恒言：一曰汉、宋，是说造于清儒江声、方东树辈。然天水一朝兼备“尊德性”“道问学”，清儒经学、字学亦异于东西京之旧。界说模糊、名实淆乱，容易引起意气之争。一曰吴、皖、常州，此说大成于章炳麟。以为“太湖之滨其民佚丽，故好浏览而无纪纲”;而“休宁於江南为高原，其民勤苦善治生，故求学深邃”。实为援引西人史学之“地理决定论”。一曰复古求解放，梁卓如所发明。盖毗清学于欧罗巴之文艺复兴。然以三说为清代学术之一斑，可；以三说为备，忻忻然游于藩篱中，未知其可。今人具局外特识者，始得与论清学源流。
一、刘继庄与颜李学派
清初南北学风渐趋一致，气象博大非后来所能及。我在《双琅玕·唐刘合论》中提到：“唐甄、刘继庄之学归于‘有为’‘历练’，与北方颜（习斋）李（恕谷）之学的实用主义精神是相通的。”刘继庄的至交王源说过：“继庄殁后，不意乃逢君（恕谷）”, 并拜颜习斋为师。那么，刘继庄本人与北方颜李学派是否有过直接或间接的交往呢？确实有。
恕谷弟李培辑《灰画集》，中收《秦边纪略》一种，即刘继庄手抄梁份（字质人）《西陲今略》之本。《广阳杂记》卷二称：“梁质人留心边事已久。辽人王定山，讳燕赞，为河西靖逆侯张勇中军，与质老相与甚深，质人因之遍历河西地。河西番夷杂沓，靖逆以足病，诸事皆中军主之。故得悉其山川险要部落游牧，暨其强弱多寡离合之情，皆洞如观火矣。著为一书，凡数十卷，曰《西陲今略》。历六年之久，寒暑无间，其书始成。前在都中，余见其稿，果有用之奇书也。壬申之春，余与质人遇于星沙，狭路相逢，而其书在簏。别来一载有半，质人亦鹿鹿道途，未尝改订一字。余留星沙尚有旬余，趁此光阴，夜以继日了此一愿，则河西五郡即为我囊中物矣。书凡五册，册各百余纸，共计五百余纸。思欲节其繁文，撮其纲要，然不敢太略，亦不下四百余纸。乃缩为蝇头小草，草草成形，一纸可括其三四纸，不过百余纸耳。遂奋然下笔，与日竞先后，夜焚膏以继之。经始于辛未二月初一日，至二十二日，近疆夷地暨诸夷小传皆录毕矣。尚有一册，乃西域诸远国及筹边方略，皆质人未定稿也。此则俟之异日。纵有余力，亦不必写。而余书已成全璧，乐何如之。”已而刘继庄本为姜子发抄录，耐安氏照录姜子发本。博野令赵用熙复得耐安氏本，李刚主从赵处借来此书，遂为其弟李培采入《灰画集》。
李培《灰画集》本后有耐安氏识语，曰：“己亥岁，刘继庄先生来谒学院颜公，假馆于安乐窝。继庄先生与外父祝棠村老友也，携是纪相示。而外父已作古人，姜子发兄见而录之”云云。校理者以己亥岁为乙亥岁（康熙三十四年）之误，是矣。盖刘于壬申之春始录得副本(计其路途，辛未秋继庄尚在汉上，录副定在壬申。“辛未二月”之辛未衍）且矜为秘宝。刘继庄“漠不为枌榆之念”，所交皆卓诡之士。然考王源《墓表》与《广阳杂记》，继庄乙亥春至杭州玉泉寺观鱼、重游壑庵，七月六日则已返吴而卒。以是书示耐安氏，必在此数月间。
耐安氏识语称：“刘继庄先生来谒学院颜公”。校理者以颜公为颜元，未谛。颜习斋非学官，不得称为“学院颜公”，且继庄南返至吴而卒，亦不可能径往河北博野。清代学者谭献《师儒表》将刘继庄与李塨、王源并列为大儒颜习斋弟子。我理解，更多地指思想谱系的类同，而非直接师承。西北边情为当时南北学者共同瞩目，刘继庄固然留心已久，颜元也曾说过：“近善望气者言，西方气盛，西方或可虑乎？”（《秦边纪略·李培自记》引）。 “西方气盛”即暗指为康雍乾三朝大患的蒙古准噶尔部。《秦边纪略》末有“嘎尔旦传”，为最早记载噶尔丹雄图的汉文史料，称：“嘎尔旦盛，顾易视北方，耻与并为雄长。有远攻之心，其事多秘而不宣。喀尔喀于是有戒心焉”。迨康熙二十七年夏，准部兵锋逾杭爱山而击溃喀尔喀三部；二十九年，以追击喀尔喀部为名，进兵至乌阑布通，距京师仅七百里。
二、李兆洛的经世学
魏源《武进李申耆先生传》一文，将李兆洛的经世学与常州今文学并举。“乾隆间经师有武进庄方耕侍郎，其学能通于经之大谊——西汉董、伏诸老先生之微缈，而不落东汉以下。至嘉庆、道光间而李先生出，学无不窥，而不以一艺自名，醰然粹然莫测其际也。”时人亦有将李申耆与庄氏外孙刘逢禄（字申受）并称“二申”。庄刘之今文公羊学传入五岭以南，康长素本其说论政，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然后有戊戌“百日维新”剧变。此派学术源流明晰，也为众人所了解。李兆洛经世学的传承较隐微，但同样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魏源称，乾嘉诸朴学大师争治声音训诂之学，而摈弃昆山、常熟二顾（顾炎武、顾祖禹）与四明黄南雷、万季野、全谢山诸公为史学非经学，为宋学非汉学，从而造成“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的恶劣后果。李兆洛“独治《通鉴》《通典》《通考》之学，疏通知远、不囿小近、不趋声气，兼有同辈所长”。魏源所论未免偏激。表面看，乾嘉学较关注经部文献，琐碎饾饤、近乎无用；李兆洛之学关注史部文献，疏通知远、经世致用。但实际上，李兆洛学术的思想资源和治学方法都与乾嘉学密不可分。“三通”不祧之祖为《史记》之书暨《汉书》诸志。太史公有意模仿孔子，壶遂拟诸《春秋》，而班固《沟洫》《食货》诸志亦皆推本经术。李兆洛生长于东南朴学之乡，以朴学治经方法治专门史，故创获甚多。
那么，经世学的特质究竟是什么？李兆洛史地之学渊源自昆山、常熟二顾。不妨证以顾炎武、顾祖禹之说。顾炎武之论《天下郡国利病书》，曰：“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趣向上，有应对时代挑战的强烈意愿。顾祖禹之论《读史方舆纪要》，曰：“函关剑阁，天下之险。秦人用函关，却六国而有余；迨其末也，拒群盗而不足。诸葛武侯出剑阁，震秦陇、规三辅；刘禅有剑阁，而成都不能保也。”取径上，特别留意治乱成败兴亡之际。魏源本人也有类似说法，讨论治乱枢要尤显豁。“秦之方强，九国之师不能入函谷一步，及陈胜中夜一呼而九州瓦解；匈奴之猖獗，汉高、汉武两世雄主不能逾漠扫庭，及宣元不折一矢而呼韩稽首；曹操、苻坚不审机而锐议恢复，遂再蹶赤壁、淝水之师……故摘果於未熟，与已熟不可同年而语；拔儿齿于已龀，视未龀不可同年而语。”“天时有从逆，地理有险易，人情有爱恶，机事有利害，而攻取之局生焉。或逸之而得，或劳之而不得；或拙之而反得，或巧之而不得；或奇之而正，或正之而奇。”（《默觚·治篇》）
李兆洛的经世学由魏源传入湖湘，胡林翼与左宗棠皆其后劲，毛泽东亦深受影响。徐复观在延安与毛论学，毛泽东曾提到：“中国史应当特别留心兴亡之际，此时容易看出问题，太平时代反不容易看出” 。名著《矛盾论》极注重“矛盾”在具体事务中的应用，称：“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诚然，马克思本人也用辩证法解释历史事实，如“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作为笑剧出现”。《矛盾论》当然渊源于马列，但也带有湖湘经世学特征。这无可讳言，正如马克思本人的唯物论祖述德谟克利特至伊壁鸠鲁的“原子说”，阶级斗争的学说也受了李维《自建城以来》叙述古罗马“平贵斗争”的某些启发。
建国后一些重要文稿依然体现出对“治乱成败兴亡之际”的重视。如《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各个社会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式不同，但是社会的发展总是在不断的矛盾中进行的……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不会是每个人都是完满无缺的……人们之间也还将有斗争，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罢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成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党和国家的任务，就在于依靠群众和集体的力量，及时地调整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各个环节，及时地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错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论十大关系》：“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皆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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