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眼中的乐山

叶圣陶眼中的乐山 文：杨乐生 抗战期间，叶圣陶在乐山待了很长一段日子。叶圣陶先在中学任教，后在国立武汉大学担任中文系教授，最后主持开明书店编辑工作。在乐山他写下了不少散文、小说、深刻诗词，从不同角度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悲惨，歌颂了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坚强不屈的普通群众。在四川，他还参加发起成立“文艺界抗敌后援会”，支援抗日前线的将士。1984年，叶圣陶长子叶至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原副社长)、次子叶至诚编撰《我与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详细记录了叶老一家在四川尤其是乐山的生活以及所见所闻，把年老读者带回昨天，使年轻读者知道历史。叶圣陶先生抗战时期的记录，完全可以作为“民国乐山史”来阅读。 一、关于乐山被炸 1939年8月11日，圣陶先生应四川省教育厅的邀请从乐山到成都，为暑期讲习班作演讲。8月19日，日本军方出动36架飞机，在乐山城狂轰乱炸，叶圣陶第二天赶回乐山。得知全家在大儿子叶至善指挥下，急中生智，砸开封死的后门，带领一家老少冲出火海。去到城外贺昌群(贺昌群（1903—1973），字藏云，乐山马边人，著名历史学家，在宋元戏曲、中西交通史、敦煌学、简帛学、汉唐历史与文学等诸多学科领域有卓著的、开创性成就)家避难。人虽幸免于难，但房屋、衣物、书籍全部烧毁。第二天一早，四川省教育厅雇了辆汽车，送叶圣陶和另几位武大教授一起赶回乐山。车到嘉乐门，叶圣陶正巧遇到一个熟人，得知全家平安，正借宿于友人贺昌群家。这时，叶圣陶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下来了。他急忙跑到贺昌群家，见到了劫后余生的一家人。后来，叶圣陶在《乐山被炸》一文中这样写道： “他们告诉我寓中一切都烧了；那是早在意料之中的事，我并不感到激动。他们告诉我逃难时候那种慌急狼狈的情形；我很懊悔到了成都去，没有同他们共尝这一份惶恐和辛苦。” 叶家从火海中逃出时，刚刚入秋，天气转凉，衣服被褥成了大问题。在城外安顿下来后，夫人胡墨林焦虑地为全家人准备冬衣。全家七口，单的、夹的、长袍、短袄、棉裤，总共得几十件。以前，胡墨林没怎么做过衣服，这一次却出叶老意料地显示出裁剪的才能。各种衣服的大样，都是她琢磨着剪的；全家连老母亲在内，凡能动动针线的，一齐上阵，就连叶圣陶也抽空缝上几针。原来雇的一个女工，在逃难时跑散了，扫地洗衣倒马桶一应家务活，都得自己来。叶圣陶时常和胡墨林一起去菜市买菜，“夫妻两个，你提我负，虽然吃力，却又别是一趣。粗陶碗，毛竹筷子，一样可以吃饭；土布衣衫穿在身上，也没有什么不舒服；三间面对田野的矮屋，比以前多了好些阳光和清新空气。轰炸改变了我什么呢？”(叶圣陶《乐山被炸》)。 叶圣陶在次日日记中还记录了市区惨状： “昨日之轰炸，下弹时间不过一分钟，而热闹市区全毁。死伤者殆在千数以外。小墨（即叶至善）曾见四个焦枯之尸体相抱于路中。较场坝一带，烧死者甚多。右邻一家仅余一儿，此儿与三官（即叶至诚）为同学，路遇三官，言父母兄弟俱烧死矣。军警于救火救人均束手无策。武大同学与艺专同学皆立时出动，拆房子，抬伤人，奋不顾身。余闻传述如是，觉青年有此行动实前途之福，不禁泣下。武大仅第二宿舍中一弹，他处均无恙。死同学六人（文健在内，此人上余之课，为一优秀学生，闻之又不禁下泪），校工二人。同事全家被毁者二十余家，杨端六、刘南陔两家在内。余不胜记。” 是夜，叶圣陶还致书上海友人，信云：“昨日敌人狂炸乐山，诸翁今日见报，必然大惊。今敢告慰，弟家老幼破后门而逃出，火已及于前间，在机枪扫射下趋至江滨，雇舟至昌群兄家作难民。身体皆安好，精神亦不异常。所有家物器用书籍悉付一炬。乐山城内已炸去三分之二，死伤甚众。此时乐山城内已一片颓垣瓦砾，几如废墟。” 　　乐山城被轰炸后不久，叶圣陶举家迁往城郊竹公溪居住。这里前临田野，可观岷江对岸群山;推开后窗可见赭红色的山岩，有“蛮洞”(疑为崖墓)，藤蔓缠绕，十分幽致。房子周围圈以竹篱，自竹篱至屋基有七八尺宽，种些芭蕉杨柳。这间小平瓦房虽然简陋，却依山傍水，环境清幽，叶圣陶甚为满意。小平房出门不远便是清澈见底的竹公溪。长子叶至善在中央技艺专科学校农产制造科学习，次子叶至诚在车子场读联中。这在叶圣陶的《乐山寓庐被炸移居城外野屋》诗中有记叙。 在轰炸前，叶圣陶居住在较场坝商务印书馆的货栈内。房子的后门，是残存的城墙。大轰炸后，叶圣陶奋笔疾书：“乐山被日寇轰炸，其状惨烈，是国之耻。人民要永远牢记的。国家要富强，人民要团结，才不被人家欺侮。” 二、关于乐山的物价 据叶圣陶后来回忆，当时乐山家具价格极低，木床单价仅1元半左右;方桌也是1元半一张；竹椅不到4角一把；竹书架每架1元；猪肉2角一斤；木炭一担仅2元；米7元一担(100斤)。 有一次，叶圣陶与两位书店朋友下馆子，点宫保鸡丁、块鱼、鸭掌、鸭舌、鸡汤豆腐各1份，大曲酒半斤，一共才花1元8角。乐山地处三江交汇，水足鱼肥，品种繁多，价格便宜。当时的江团，每斤售价为1元4角，虽然如此，已是猪肉价7倍。鸡鸭也廉价，鸡八九角一只，鸭五六角一只。眉山所产黄酒，一斤价3角2分。成都产大曲酒，5角一斤。 三、关于乐山汉墓 乐山汉墓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物价值。在《嘉沪通信》中，叶圣陶介绍说:“此地(乐山)沿山，多见‘蛮洞’，凿山深入，高可容人，广约五六尺，中有石台壁穴，相传是昔日‘蛮子’所居。”（蛮洞之说，系乐山人以讹传讹）据有专家考证，“则是汉代及其后之墓葬。”其证为（一）、偶见有雕刻之罘思（古代一种网状屏风雕饰），其图案与汉代无殊；（二）、曾于其中发现瓦棺之碎片，遂推断石台所以陈馆，壁穴则安置明器。两说法未知孰是。要之，即为墓葬，而蛮子据而居之，亦可能也。” 四、关于马一浮的复性书院 1939年3月10日叶圣陶在致夏丏尊信中说：“马一浮先生近应蒋先生、孔院长之聘，即将来乐山创设复性书院，马与贺昌群兄为浙大同事，贺介弟于马，到时当来访。”由此可知，国民政府拟设复性书院，应在1939年5月以前。令人奇怪的是，出面聘请马一浮的，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而不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也许蒋介石自感以军代政有些不妥，于是叫其连襟孔祥熙以行政院长身份在聘任状上共同署名。 1939年4月5日叶致众友人信说：“马一浮先生已来，因昌群之介，到即来看弟，……其复性书院事，想为诸翁所欲闻，兹略述之。先是当局感于新式教育之偏，拟办一书院以济之，论人选，或推马先生。遂以大汽车二乘迎马先生于宜山，意殆如古之所谓‘安车蒲轮’也。（马无眷属，唯有亲戚一家，倚以为生。）接谈之顷，马先生提出先决三条件：一、书院不列入现行教育系统；二、除春秋释奠于先师外，不举行任何仪式；三、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当局居然大量，－－赞同，并拨开办费三万金，月给经常费三千金。而马先生犹恐其非诚，不欲遽领，拟将书院作为纯粹社会性的组织，募集基金，以期自给自足，而请当局诸人以私人名义居赞助者之列。今方函札磋商，结果如何尚未可知。” 信中“当局”肯定指蒋介石及其“智库”，如文宣把头C.C.派的陈立夫等。“感于新式教育之偏”，抗战前蒋介石强行推广“新生活运动”，以尊孔读经。但通过军政首脑下令以尊孔读经为宗旨的旧式书院，在国民党当权时也属不妥，难怪轰动了动文教界。“论人选或推马先生”，一个“或”字，暗喻蒋介石可能曾有其他人选考虑，因为论倡言“国粹”的名望，马一浮决非首选。然而“当局”还是选了马一浮，因为马与蒋介石、陈立夫为浙东同乡，在当局的“择贤”标准上，同乡筹码压倒了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 五、关于“嘉阳石” 今日乐山奇石爱好者们称乐山奇石为“岷江石”叶圣陶则称为“嘉阳石”。笔者认为，称乐山奇石为“岷江石”，地域概念不精确，称“嘉阳石”则更为贴切。民国奇石爱好者叶圣陶、章韫胎教授(武大生物系教授)，他们同到乐山，共同认为嘉州石可爱。章韫胎在报上撰文，把嘉阳石分为《八采》、《八品》，分类准确，影响颇大。叶圣陶也精妙地赞扬过“嘉阳石”，他说：“此间石子至可爱，胜于前往子陵钓台时江中所见者。凡色泽、纹理、形状有可取者则捡之，归来再为淘汰。如是者再，可得若干佳品。蓄于盆中，映日光观之，灿烂娱心。” 六、关于乐山环境 叶圣陶后来回忆：“(乐山)街道亦柏油马路，有街树，不甚修剪；无上坡下坡之麻烦，无汽车奔驰，仅有少数人力车往来，闲步甚安静。人口五万，现在多了一万，不见拥挤。除抽壮丁以外，全无战时气氛。说不好固然不好，说好亦有理由。城门据说十七个，多数沿江便于挑水。挑来之江水经沙滤缸滤过，无殊自来水。水二百文担。” 七、关于乐山地方病 叶圣陶对乐山的一种地方病刻骨铭心。他在《嘉沪通信》中说：“承询乐山之地方病，诚有之，屡次发作乃忘提及。”这种病乐山人叫作PA病(著名漫画家方成也著文佐证过此事)。PA，乐山土话即软之义。患者全身或局部瘫痪, 行动艰难。尤其令人称奇的是患者均为男姓, 无一例为女姓。武汉大学有两位学生染上此病，经校医施某某注射强心剂后, 病情逐渐好转。 山青水秀的乐山景色，勤劳朴实的乐山人民，给叶圣陶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1946年，叶圣陶依依不舍地返回上海，在开明书店继续他的编辑工作。 (约38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