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节的代价

明代于谦的诗《石灰吟》中写道，“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是于谦的志向，也是明代文人墨客对人生的追求。这种人生追求在政治上就是建功立业，流芳百世。为建功立业就要粉身碎骨，要流芳百世就需留得清白在人间。即使不能建功立业，也要有清白的美名。

名利是人生追求的恒定解答。正所谓“名利最为浮世重，古今能有几人抛。”不论身处何种朝代，忙忙碌碌、熙熙攘攘的一生都是在追求名与利。不论普通百姓和社会精英都会追求名利，因为没人能逃脱生存之天道。不论古今，名与利的物与形虽有不同，但本质都是相同的。明代的文人墨客和达官贵人也都是追求名与利，只是明代的官员、宦官的法定薪酬都太少了。于是有人铤而走险，钻制度空子谋取私利；有人则安贫乐道，以求清白名节。

不论是求名还是求利，都是需要代价的。求名节的人并不是个人的格物致知和修身就能实现的，他可能以牺牲他人、家族、朋友，甚至更大代价保留自己的名节。求名节的人要么牺牲个人和家庭，要么是牺牲整个家族。

方孝孺是建文帝朱允炆的智能团中一位非常重要的大儒，备受建文帝的赏识与推崇。方孝孺是朱元璋造“道德标杆”运动的一个产物，首先，提拔奉公守法的方孝孺之父为济宁知府，为方孝儒树立了标准。其次，将方孝孺定性为“品行端庄”之人，并要求太子朱标任用其到老；第三，担任教授，给达官贵人之子讲授道德。第四，，就是朱允炆继位后，方孝孺应诏到翰林院做教授，给皇帝传道受业解惑，担当皇家出版物《太祖实录》、《类要》等的总编，给皇帝提出一些处理政务的政策建议。

一代大儒方孝孺，他为追求名节究竟付出了什么代价呢？个人追求道德为基的生活只是牺牲自身和家庭的物质利益。方孝孺在人品上廉洁奉公，品行端庄，又被太祖皇帝贴上道德楷模的标签。方孝儒以人品、道德起家，就必然在这条道路上一直走到底。他不注重物质生活,但是却非常的注重名节,不怕贫困,但是却知天下为己任。他的成名前期是以个人和家庭的清贫和困苦为代价的。尽管明代严刑峻法下大多数当官仍以饱暖淫欲之利为为官之目的，而方孝儒却能恪守清贫以求名节，在当时实属不易，值得称道。家庭成员只要认同这一价值观，安贫乐道未必生活痛苦。

即使事不成功，也应为社稷而死。为官的方孝儒，为追求名节，甚至让皇帝牺牲。一旦身居高位，必然影响重大。但是作为高官，他在军事上和治理上的能力都是十分有限的。看他辅佐建文帝时期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出的主意，最终都没有成功。尤其是在处理燕王与燕军之事上，既没有疲燕弱燕成功，也没有在朱高煦和朱高炽之间离间成功，也没有在靖难之役中妥协退让成功，也没有让朱允炆弃城保命，而是让其自焚。普通人的失败，最多是丢失钱财，但是方孝孺的失败确实以朱允炆的皇权为代价。政治算计的就是利益得失，在靖难之役本身就是国家权力格局的重新调整，是你死我活之战。那么为了目标保存实力，忍辱负重都在所不惜。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就是一种的以退为进的生存之道。战国时期的国家生存之道尚且如此，在大明朝方孝儒竟然要求朱允炆为国可以牺牲。在朱棣兵临南京城时，方孝孺建议朱允炆坚守南京城以待援军，即使事不成功，也应为社稷而死。后来，金川门大开，燕军入城，朱允炆自焚。朱允炆可以不死，甚至可以继续逃亡南方在立政权，以图东山再起。但是方孝儒却把朱允炆逼上了绝路。方孝儒为什么这么做，其实背后还是名节，“事不成，也可以为社稷而死”。这就是方孝儒看重的名节，是以朱允炆牺牲为代价的名节。

方孝孺成全了自己的名节，付出了牺牲十族的代价。朱棣占领南京城，夺取政权后，为使其政权具有合法性，希望方孝孺能为其写登基诏书。方孝孺誓死拒绝为朱棣写诏书，并以“灭十族”来挑衅朱棣，最终落得十族873人被杀。方孝孺的名节是保住了，但是却让873人不幸被杀。既然这么注重名节，为什么不与朱允炆一起自焚呢，为什么还要苟全性命于朱棣登基呢？方孝孺可以做到一人死而保全家，但最终确是成一人之名节，而牺牲了十族人的性命。

为官贪污受贿以求利，着实可恨；但是为官以牺牲他人来求名，着实可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