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道德，康德的那句：“在我心中有两件是极为重要，一直天上繁星，二是心中的道德律。”他说的是本体论和伦理哲学，这两件事的重要性。康德的道德律有三点：普遍的行为，人是目的，意志自律，统一之后的问题在于，当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定言命令”，他们依然有在大地上进行协作的必要性。换言之，道德本质是个体的，特殊的，在一般情况下，要求他人按自己的“康德式目的”履行行为，一是不合理的，二是不可能的。
我还记得，在周濂的散文集里引用过马雅可夫斯基向祖国的表白：“我想让我的祖国了解我，如果我不被了解——那会怎样？那我只得，像斜雨一样，从祖国的一旁，走过。”这句话说的可能是习俗，可能是法律。如果将这句话放在我们考虑的语境下进行思考，我们也许会得到一些启发——那便是，在一个国家或者是一种建制之中，个体脱离了既定道德的另外一种崇高理想是不会被满足的，在这种情况下，禁锢于肉身的限制个体的自由将不会得到满足，换句话说，一个人的内心不足以有外化的实际物质来供给他形成自己内心的道德律。
如果读者认同上述这种道德相对主义，那么此时我们又不禁的可以尝试着，对自己进行驳论。如果道德真的是相对主义的，那么也就是意味着，道德在不同的时空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语境下，将不同的解释，那么我们将不得不追究一个问题，这种解释的权力归于何人？是归于习惯吗？还是归于成文法？亦或是归于某个领导人，或者是某个组织的首领，他们随意的解释道德的倾向的权力是谁赋予的，具不具有某种合法性？如果道德真的是相对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希特勒屠杀犹太人以及发动世界大战的行径，是他履行作为德国程序正义公选结果赋予领导人的义务。即，带领德国，在他经验范围内，努力走出一战战后的困境。实际上他将自己的道德律和国家的公序良俗绑定在一起。我们不难看出，一旦个人在实际上具有将自己的道德律和国家的公序良俗绑定能力的时候，一个国家建构协作的模式和目的，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将为个人意志服务，那么这种道德本质上便是坏的，是不应该追求的。
在戏剧作品中，可以进行思想实验，在加缪的《卡里古拉》剧本中给出了尝试性的思想实验，该剧本讲述的是一个君主，在家庭的种种变故苦难中难以自拔，最终成为一位暴君。该剧的最后甚至对他产生了一种，作为暴君的哲学，他通过不断的滥杀无辜，无差别的杀戮，就像漫威电影中灭霸那样随机的杀戮。在这种杀戮里，他的目的是为了让他的百姓意识到，生命的无意义，恐惧将会蔓延。这位暴君如是说“我登基至今，天下实在太清平了，没有发生蔓延全国的瘟疫，也没有宗教的残杀，甚至连一次政变也没有，总之，没有发生任何事让你们作古的事，正因如此，我想稍微弥补一下谨慎的命运，我的意思是，不知道你们明白了没有，说穿了，就是由我来代替瘟疫。”其实该剧本作为加缪的初期剧本，完成度并不是很完整，但是从这样的思想实验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东西，比如人治的不稳定与可怕；比如说“骑象者”的荒诞和众象的卑微；比如认识相对道德的危险。
真正的道德应该是一个，社会中各个阶层都有发言机会并且在社会实践中不断碰撞，互相纠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踩刹车的力量，也需要踩油门的力量，只有当两种力量，势均力敌，慢慢的牵动社会变革时，才是健康的。如果像法国和俄国的革命一般突然，必定会造成大面积的流血和伤亡，就像没有热开的筋强行抻拽，结果是危险的，本质上和人类发展精神是相反的。
无论我们在讨论宗教、哲学、政治或经济；无论它是有关繁荣、道德、平等、正确、正义、进步；无论是从哪个科学方法加以研究，我们最后都会达成以下结论：解决所有人类互动问题的答案是不断变化的。怀疑一切而不失奋进，勇于负责而不受拘束，善于创造而不狭隘，独立不倚而又平等待人，守住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界限，不期盼一种横亘古今的道德模式，这是我们这一代人该做的。
最后送纠结者：
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始皇六十头入土，何干我祖养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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