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苍老，你是否还在？

        接到家里的电话，爸爸说三爷爷去世了，这位99岁的老人，终究是没有熬过百岁大关。印象里，这位老人，常常坐在村口的柳树下，吸着旱烟，迎着夕阳，不知在等待着谁。

      我奶奶说，他在等他去台湾的儿子。

　　记得爷爷说，三爷爷的儿子是国民党，三几年的时候从军校毕业，是我们那个小村庄里唯一的一个大学生，毕业后参加了国民党，南征北战，留下一双父母。在那个乱世，一封家书寄出去也不知何时能到，甚至都不知道能不能到。三爷爷记得他儿子部队的番号，曾经思儿心切寄去过一封信，却石沉大海不知所踪。

　　似乎从他的儿子走出家乡的那一刻，他们就注定再也见不到了，只有偶尔的几封信告知老汉自己的儿子还活着，在打鬼子，升了排长，在南方，在和共产党打仗。最后一封信寥寥几语，似乎是匆忙中写的，告诉父亲他去了台湾，等到战争胜利了会来给老父亲养老送终。

　　那是1948年，三爷爷的妻子因为思念儿子又感染风寒不幸去世，曾经还算幸福的一家，只留老汉一个人，孤苦伶仃，却仍在等待。

　　等待着漫长的时间，等待着新中国成立，等待着国民党缩居在台湾那个弹丸之地，等待着村前的垂柳绿了又黄，黄了又绿，等待着自己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脊背逐渐弯曲，等待着自己的希望从渺茫到更加渺茫，最后只余下了无力却又执着的等待。

　　但是国民党家属的身份还是给老汉带来了麻烦，那个时候的他还不是我的三爷爷，文革时村里搞批斗，老汉的身份让他在50多岁的时候，被赶到了高台上，带着高帽子，手被反绑，颤颤巍巍的蜷缩在昔日的乡邻的眼前，听着那一声声恶毒的辱骂和对他儿子的诅咒。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支撑着他活下去的是什么，应该还是他那在台湾的儿子吧。那个时候，我的老爷爷是村支书，又因为早年的革命生涯在群众中颇有话语权，看昔日好友一把年纪还要受这种苦，冒着风险把他保了下来，认他当了三弟，老汉也就成了我的三爷爷。

　　文革过去后，三爷爷的生活重归平静，照常下地生活，照常坐在村前那棵柳树下等待着什么，数年如一日，以至于常常有人对三爷爷调侃：又来接儿子啊。三爷爷也只是呵呵笑着答一句是啊，即使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大陆台湾在打仗，他的儿子不可能回来，甚至都不知道这么多年他是不是还活着。只是，对着这个可怜的老人，所有人不约而同的说着他的儿子会回来的，明天就会回来了，即使都不知道这个明天什么时候会到来。

　　就这样，所有人都活在这个谎言里，所有人都是凶手，都情愿编织着这个虚假的梦。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80年代，具体记不清是哪一年，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出生。一位自称是三爷爷儿子战友的人带回来了他儿子的亲笔书信。他还活着，在台湾，每天都想着回来，等有机会了就会回家。听家里长辈说，三爷爷拉着那个人彻夜长谈，问遍了所有有关自己儿子的事，甚至拿出珍藏了多年的酒，喝得酩酊大醉，嘴里不住的叫着他儿子的小名，高兴地像个孩子。送走那个人后，他请我们家所有人大吃一顿，巴不得昭告所有人他的儿子快要回来了。那个时候，我父亲已经20多岁，记得说起这件事，他也不住的感慨这位节俭了一辈子的老人头一次这么大方。

　　那位老人在宴会上抱着我当时还在世的老爷爷哭的像个孩子。

　　我父亲说，那是他见过三爷爷最高兴的一刻。

　　这也就注定了，后来这么多年，再一次无疾而终的从希望到绝望的等待。

　　我记事的时候，三爷爷已经80多岁，早已不能下地干活，我父亲和叔叔本来打算接他到家里养老，但老人不舍得离开他住了一辈子的破房子。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老人还在等，可是他们什么都不能说，老爷爷有遗言，我父亲和叔叔要给三爷爷养老送终，并且不能干涉他的事，尤其是在他儿子这件事上。这两位一起走了70多年的挚友，太了解，也因为足够了解才心疼，才惺惺相惜。

　　我小时候，常常跟着三爷爷去村口的大树下玩，听三爷爷絮絮叨叨的讲着他儿子的事：他儿子当年是村里唯一的军校毕业生；他儿子打过小鬼子；他儿子是排长；他儿子在台湾给他写信说他快回来了，回来了就再也不离开了，给他养老送终；他在等着他儿子回来。

　　是啊，他一直都在等着他儿子回来，等着他那不知道在哪里的儿子回来。

　　后来，他的腿脚愈加不利索，却仍然颤颤巍巍的走到村口下的柳树下望着村口的方向，他看着那条路从泥泞不堪到修成光滑的水泥地，他看着村口逐渐通了公路，他看着那条小铁路建了又拆，他看着那棵垂柳逐渐衰老，就像他越来越拖不动的身子。一切都在改变，除了老人的等待，还有他那执意不修建的几十年的房子，是村里唯一的一处土培房，他怕儿子回来不认得自己的家，由着它越变越老，就像他自己。

　　没有什么是不变的，除了三爷爷的等待，不知道结果的等待，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场虚妄，独独他一个，静默而固执得演着这场独角戏，别人始终不理解的独角戏。

　　回家的路上，望着窗外飞快掠过的风景，突然想起，在我12岁的时候，村里准备把村口那棵不知道多少年的垂柳砍掉，因为它太大了，占了村里要修路的地方。到了那一天，三爷爷不顾我们劝阻执意要去看，我被奶奶叫来陪他一起去。我们站在离施工现场很远的地方，看着那棵大树不断颤动倾斜直到完全倒在地上。三爷爷在我旁边安静的看着一切，树倒得时候，我听到他说：连这棵树都不在了，我的娃是不是不会回来了。我惊诧的回头，“回不来”三个字是家里的禁忌，谁都不许说，而如今这句话却从当事人口中说了出来，让当时的我提心吊胆，生怕三爷爷一口气上不来。只是，没有，三爷爷说完这句话后就带着我回家了，第二天仍旧推着轮椅去了村口。他那个时候已经走不动了，第一次向是我父亲提要求说要一辆轮椅，所幸还有力气可以自己推着轮椅去村口。如今回想，那时候的三爷爷，就好像是受了刺激突然清醒的精神病人一样，清醒后发现这个世界真残酷，连点活下去的希望都没有，索性就继续不清醒下去了，直到他去世。

　　听父亲说，三爷爷去世的时候，还叫着他儿子的小名。

　　我站在三爷爷的墓前，他生前曾求我父亲把他葬在村口，但是村里不同意，说影响不好，这一代人，已经不再理解三爷爷的等待。最终我父亲把三爷爷葬在了我们家里村口附近的那块地里，以此满足三爷爷临终前想继续等着儿子回来的愿望。村支书不允许却也无权干涉，毕竟地方是我们家里的，我们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

　　回想三爷爷的一生，就像是一场过了时的盛装哑剧，如今，这场哑剧，最终还是以悲剧落了幕。印象中有一次过节家里聚餐，三叔在喝醉后问三爷爷这么多年怎么还不放下，不往前看？三爷爷当即变了脸色，不久后就借口身体不舒服回了他的土培房，三叔也被奶奶狠狠收拾了一顿。当年我也不理解，如今回想三爷爷的偏执，却只有几分凄然。在医院做志愿者的时候，每逢有病人去世，常常听到有人劝慰活着的人：斯人已逝，节哀顺变，日子还要过得。只是，再多的明天，还不是从昨天而来，惊惊皇皇。昨天这道坎，有的人迈得过去，有的人迈不过去，而对三爷爷来说，等儿子回来，几乎是他人生的全部，更何况三爷爷的执念曾经两次的死而复苏。可能他本人也知道他的孩子回不来了，可是，万一回来了呢。

　　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国民党南撤的时候，人们要过长江，在长江边上订着一摞白纸，渡江的人在上面留下对家人的话。那些纸在寒风中扑棱的飞，甚至可能你刚写好，转眼白纸就被寒风吹走。每一个渡江的人都知道，写了很有可能没用，可是，要不要写？几乎每一个渡江的人都给亲人留下了只言片语，就像三爷爷的等待，这是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他们唯一能做的事，这种执念渗入骨血，这是那个时代的人最无力的反抗。

　　依稀间，似乎还能看到三爷爷站在村口的垂柳下，望着村口的方向，嘴里念叨着：狗子快回来了。那身影，萧索，脆弱却又带着固执。我想，如今的三爷爷，可能见到了他的狗子了吧，在黄泉路上，奈何桥边。那个我未曾谋面的叔父，可能也在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静默却又执着的，找着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