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历史的天空，
时常被硝烟弥漫，
如果不能拨开这些迷雾，
我们就看不到历史的真相。
辛亥革命对中国的意义已无须赘言，但是要说明“辛亥革命是谁领导的”这个问题，就要剖费工夫了。因为世人都知道辛亥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然而实际却并非如此简单，最直接有效的证据就是，辛亥革命起于武昌首义，而武昌起义毫无疑问是熊秉坤和吴兆麟直接领导和指挥的，而且起义前的筹备工作，孙中山也没有参与其中，而是黄兴、宋教仁、谭人凤、蒋翊武、焦达峰等革命派人士筹划和组织的。至于武昌起义之后，由此在全国，尤其是长江以南各省引发的起义浪潮，也非孙中山的领导，何以革命胜利后，其时远在美国的孙中山反而成为了革命的领导者了呢？要说清这个问题，就得回头看历史了。
孙中山因为家庭的关系，十几岁便随父母到了美国檀香山（今夏威夷），较早地接触到了西方的思想和教育，正是这些思想和教育使他在1883年回国时，对目睹到的国内愚昧落后的状况产生了很大的抵触，有了革命思想的萌芽。在当时，反对大清统治的声音是很多的，但是这些反抗和暴动始终没有脱离旧社会旧思想的束缚，仍然是以“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思想而循环的。比如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其的胜利也不过是诞生出一个新的天王（相当于皇帝）而已，他们颁布的所谓《天国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不过就是一个空架子并无实际内容或有内容而无实施的土壤，终究还是回到封建等级的旧社会路子中去。直到孙中山这批人的出现，“共和制”思想在中国的出现才有了生根的土壤和实施的可能。
以革命而言，暴动当然是解决政权交替的最直接有效的手段，因为没有一个政权是在没有武装硬实力的支撑下而通过谈判谈成的。作为革命的先行者，所有的企图都是猜想，所有的努力也都是摸索，因为前人并没有在“共和”的问题上给后人留下多少可供参考的经验作为借鉴。孙中山于1894年在檀香山建立的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是探索民主共和制度的有效尝试，而且与以往的暴力冲突相比，兴中会的成立，还意味着严密的组织和严明的宗旨，他们是作为一股力量，为实现“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这个目标而存在的具有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团体，而不是散兵游勇般的存在。
孙中山创立和领导的兴中会，是中国第一个民主革命团体，它的存在，对培养和发展革命人士、宣传民主共和思想作出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如果不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就很难想象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进行革命活动时所面临的困难和处境，也就不容易把握孙中山在革命派中的影响和地位。在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的早期，也就是1894年兴中会的成立到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期间，国内的主要改革势力是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也叫立宪派，他们的主张是建立一个虚君共和制度，而革命派主张的则是彻底推翻大清的统治。在当时，革命派并没能获得国内大多数人的支持，而且作为暴力的团体，他们总是政府追捕和杀害的对象。
为了提高革命派的影响力，在梁启超和康有为逃亡日本的时候，孙中山曾试图与康、梁合作，并最终在宫崎寅藏的安排下，成功和梁启超见了面并达成了两派的初步共识，共同组建了一个新团体，宣扬民族主义。但是作为初次尝试的结果，这次合作却是失败的。因为与梁启超的合作，不但没有扩大革命派的影响力，反而削弱了兴中会的实力。因为梁启超从日本来到檀香山后，他带着孙中山的信主动接触了兴中会的会员，并在他的鼓动下，檀香山兴中会的大部分成员加入了保皇派。在1903年孙中山重回檀香山之时，檀香山已成为了保皇派的天下，兴中会影响甚微。面对这样的结果，孙中山当然不能接受，他一气之下，便终止了与梁启超的合作。不过，在他回来后，兴中会很快便得到重新巩固，那些曾加入保皇派的兴中会成员也退出了保皇派。在革命派的心里，孙中山的地位是非常不一般的。
与梁启超的合作，孙中山意识到他领导的革命派与康梁为首的立宪派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与立宪派的合作失败了，而作为对手，立宪派又是挡在革命派前面不可能绕过的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显然要赢得革命的主动权，立宪派是他们不得不搬离的障碍。
1905年，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与蔡元培、陶成章领导的光复会（会址在上海，势力范围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黄兴、宋教仁领导的华兴会（会址在长沙，势力囊括湖南、湖北一带）进行合作，组建起第一个统一的全国性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同盟会的成立，让在海外进行活动的孙中山获得了长江中下游以及大陆腹地的革命基础，并进一步确立了孙中山作为革命派领袖的地位。为了打击康梁的立宪派，扩大革命派在全国的影响力，孙中山领导同盟会在日本东京创办《民报》，并以此为阵地，向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发起论战。通过此次论战，革命派获得了更大的舆论支持和群众基础，吸引了更多的追随者和继承者。也就是从此次论战开始，革命派的影响力超过了保皇派，成为了国内改革政治的潮流。
同盟会会员发布范围很广，日本、南洋、北美，以及全国各地都有它的组织机构和领导核心。孙中山因为革命活动，长久以来都被大清通缉，没有办法回到国内。所以，孙中山的活动范围便被局限在海外。为了破坏大清的统治，削弱大清的实力，由同盟会会员组织和发起的起义此起彼伏，其中以发生在广东境内的起义（包括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黄花岗起义等）以及发生在安徽境内的安庆起义最为影响深远。然而在大清的镇压下，这些起义都失败了，但是由此在全国引发的反抗大清统治的浪潮却一浪高过一浪，革命形势已如箭在弦上，爆发只是早晚的问题。面对这样的形势，越来越多的人，包括各地方的实力派官僚意识到，革命运动已不可能避免，大清的覆灭基本已成定局。这就是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各地方军不但没有进行镇压，反而宣布独立，脱离大清的统治，走到革命的一方来的原因。
这些起义，孙中山并没有直接参与其中，但是他在海外的活动，如宣扬同盟会宗旨、宣传三民主义、为国内起义事业筹集资金，都是作为起义的重要一环在活动着的，他始终是与革命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的民主共和思想、三民主义主张，是作为中华民国的建国纲领而存在的。这也就是他为什么被国民党称为民国国父的原因。
对革命派来说，尤其是辛亥革命前后，虽然在武昌起义之后取得了很大的战果，但是当时派系林立，其中不乏临阵倒戈的投机分子，而且这些投机分子大部分还是手握重兵的实权人物，可以说，辛亥革命之后，在中国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可以作为凝聚革命力量的核心，且令各派系信服的人物。孙中山作为同盟会的核心领袖，在全国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以其资深的革命经历，在当时的国内基本找不到第二个可以与之比肩的人物。另外，孙中山没有自己的武装部队，他的存在不会对任何一个派系造成直接的威胁。所以，辛亥革命胜利后，延请孙中山回国接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也就成为了当时最好的选择。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近300年的统治，将封建世袭制彻底剔除出中国历史的舞台，表面上是革命派取得了绝对的胜利，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那个时候，虽然各支军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革命”渗透，然而革命派由始至终都不是军队的指挥者，比如鄂军的军权掌握在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的手里，滇军的实际指挥者是蔡锷（虽然蔡锷和同盟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蔡锷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自己是同盟会会员）；再比如桂军的实权者是赵恒惕，粤军是龙济光，晋军是阎锡山等，这些人都不是革命派人士，而是清朝的既得利益者，地方豪强士绅。辛亥革命胜利后，这些人摇身一变成为了革命的既得利益者，革命派反而不得不依附于他们。这种情况下，谁能站出来替代清廷呢？显然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合适，因为不管是谁站出来，必然会遭到各方的反对。孙中山作为革命的精神领袖，这时候被请出来也就顺理成章了，既能保证革命的成果姓“共和”，也不会损害各方的利益。所以，孙中作为革命的领导者，是历史选择的结果，与孙中山本人的意志其实关系并不是很大。
民国成立后，孙中山担任了几个月的临时大总统就不得不做出让位的决定。有人说这是孙中山的妥协，其实不是，作为一个没有武装部队指挥权的大总统，只是门面上的总统，实际并没有多少实权。孙中山的让位，其实是无奈的选择，因为在袁世凯提出自己的要求后，并不是孙中山答应了这些要求，而是各方势力迫使他不得不接受。辛亥革命胜利了，因为它终结了千年帝制；辛亥革命也失败了，因为革命的指挥权被袁世凯等各方势力瓜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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