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要看懂珍贵画作的高妙之处，需有高人的点拨。读文亦如此，特别是要读懂中华五千年的浩瀚文明，更需要文化大儒的指导，余秋雨便是这样一位理想的导师。他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为：文采、学问、哲思、演讲皆臻高位的当代巨匠。二十年前，他孤身一人考察了中华文明诸多被埋没的重要遗址，并将繁杂的传统文化梳理成一条“文脉潜流”---------《中国文脉》，这无疑对我们进一步学习和研究传统文化有很大的帮助。
书中他追溯文明起源，探讨文化精神，介绍文化精华。从诸子百家谈到魏晋名流，从稷下学宫谈到科举制度，从诗词歌赋谈到书法绘画，从秦始皇废黜百家，只尊儒术，谈到唐代的文化大融合......内容之广博，文采之精妙，哲思之深刻着实令人叹服。
在享受高级的阅读体验的同时，有几个问题引起了我的思索。
1. “政脉”和“文脉”的关系
汉代，由于汉武帝本人的喜爱，汉赋成为了汉代朝廷的主流文本,许多文人成了“润色鸿业”的训臣。看似抑扬顿挫，流光溢彩的汉赋，内里却空泛呆滞，言不由衷。而司马迁的《史记》却用从容真切的朴素笔触，错落有致的自然文句从汉赋的包围中脱颖而出，写出中国历史的魂魄。可见，由“政脉”统治的“文脉”既没有价值，也没有意义，源自真实自然的文学才会有生命力。
魏晋时期，是一个无序和黑暗的“后英雄时代”，许多文人名士被杀。一些文士由离经之议，忧生之嗟走向虚无避世，生命边缘的挣扎和探询，使文化感悟告别正统，向着更危险，更深密的角落释放。彼时，中国文化，更与政脉无关，看似主脉已散，却四方奔溢，气貌繁盛。为中国文人在血泊和奢侈间的人格自信提供了众多模式。最著名的是陶渊明，他以自己的诗句展示了鲜明的文学主张，完全推翻了以前看起来“最文学”的架势。他创造了一种“田园”为标志的人生境界，成了一种千年不移的文化理想。为中国文脉增添了前所未有的自然之气，洁净之气，远淡之气。由此看出，最黑暗的政治也阻止不了文学的蓬勃发展。
鲁迅曾说，魏晋时代是文学自觉的时代，唐朝就是一个文学自立的时代，并因自立而自觉。唐代，文学作为一种强大而壮丽的审美大爆发，让哲学思想都变得黯淡无光。唐灭以后，南唐后主李煜的亡国之痛通过诗句表达出来，使他成了“词”的里程碑人物。
到了宋代，文脉首席苏东坡也曾经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被贬之后他的文化本体突破了官场价值体系，有了他，宋代文化提升了好几个等级。
说了这么多，无非是为了说明：“政脉”和“文脉”是两件事，文学并不依赖政治而存在，与权力，财富，地域均无关系。文学就是文学，是一个自立自觉的存在，它只从人格出发，不从理念出发，以形式为终点， 不以教化为目的，且它的等级只由品味而定。
2.探究文脉盛衰
下面我将以最具代表性的唐朝和清朝作对比浅探文脉盛衰之因。
凭心而论，唐代的军队并不太强，疆域于也不算太大。纯粹从军事，政治的角度来看，还有很多可指摘之处，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繁荣。
盛唐之盛，首先盛在精神，大唐之大，首先大在心态。盛唐的长安向世界敞开了自己，世界也就把长安当作了舞台。它绝不会盛气凌人的把异域民众的到来看成是一种归顺和慑服，恰恰相反，它是各方文明的虔诚崇拜者。那个时候，各国人来唐学习、生活。长安街上外国人比比皆是，3万多名留学生，仅日本留学生就先后来过1万多名。留学生也可以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获得了在中国担任官职的资格。市场上，一派异域情调，拜占庭风格的建筑，希腊的缠枝卷叶，忍冬花纹饰，印度的杂技魔术，饭店酒肆里面的服务员是美艳的中亚和西亚姑娘。帝王更是虚怀如故，虚心求教，平等接纳各种文明。唐代虽实行儒、道、佛并举的方针，但对传入长安的各种西域宗教，即便是被迫害的宗教，也给予平等对待。更有甚者，在他国互相敌对的宗教竟然也在长安安然相处。
一座城市真正的气度，不在于接待了多少大国显贵，而在于收纳了多少飘零智者，一座城市的真正高贵，不在于集中了多少生死对手，而在于让这些对手不再成为对手，甚至成为朋友。
多种思想文化的大交流，大融合在长安形成了多元的精神财富，待积聚有时，政局渐定，名生安好，西域通常，百方来朝，政治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极好的平台，便出现了一场壮丽的大爆发。
到了明清两代中国文脉严重衰弱。原因之一：明清两代统治者实行的文化专制主义已发展到文化恐怖主义（如“文字狱”），这就必然毁灭文化创新，培养出大量的文化侍从，文化鹰犬，文化侏儒。当然也产生了一些文化叛逆者和思考着，但囿于时间和空间，叛逆和思考的程度都不深。原因之二：是中国文脉的各个条块都已在风华耗尽之后自然老化，进入萧瑟晚年，这是人类一切文化壮举由盛而衰的必然规律。
五千年文化，五千年积累，几多辉煌，几多艰辛，成就了这时断时续，断多续少的中国文脉。虽说中国文脉的悠久和厚重无可比拟，但如何将这文脉继续推进，却是我们后来之人要不断探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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