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人在经历了诸如“9.11”事件或失去所爱的人这类创伤性事件后能够重新振作起来,而有些人会被一些小麻烦打垮?我们所感受到的压力不仅取决于压力情境的性质和强度,也取决于我们对应激源的解释。
人格特点影响了每个人对压力情境的反应,也相应地影响了面对应激源时我们的苦恼程度。个人因素如何影响我们的应激反应
应激源通常会导致压力,压力造成疾病。如上图,个人因素影响了我们的应激反应。注意在图中有两个实施干预的机会:一个位于应激源与压力之间,另一个位于压力与疾病之间。换一种表述方法,即一组因素能够防止应激源带来压力的感受,另一组因素能够防止压力升级为身心疾病。我们称前者即能够干预应激源与压力之间关系的因素为缓解因素,因为它们调节或控制着应激源对我们所感受到的压力水平的影响。大多数这类因素是认知评估概念的变形。换句话说,这些缓解因素影响着我们对应激源的判断和解释。
思考这样的场景:德梅特里亚和克里是一对新婚夫妇,他们一起规划着未来的生活。他们想尽快买一栋房子,有自己的家。然而,他们最近开始为一些问题争吵,因为他们对目标的展望非常不同。德梅特里亚很乐观,相信他们在一年内能付得起首付款,而且只要他们细心管理金钱,便一定能实现目标。克里则不那么乐观。在他看来,虽然每次离实现目标都很近,但总有什么事情阻碍了他,他相信这次也不会例外。对他来说,“要发生的事情总会发生”。他担心如果他们希望在一年内买下房子,那么难免会失望。
在这个例子中,你是否看到了你自己或你认识的某个人?如果长期用某种方式(积极的或消极的)来感知和应对事件,而且这种方式具有跨情境的一致性,与其他人的方式类似,那么我们便称之为人格特征。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人格特征对应激源与压力之间关系的影响,其中包括A型人格与敌意、控制点、坚强性、乐观主义和复原力。今天和大家分享A型人格与敌意。
A型人格与敌意
心脏病专家迈耶·弗里德曼和雷.罗森曼雇了一位家具商来修理等候室中的家具。家具商注意到了医生们没有注意到的一些事情:大多数椅子的前部边缘处出现了不同寻常的严重磨损。当注意到这一点后,医生们开始思索病人的心脏问题是否与应对压力的特定方式有关,比如他们总是坐在椅子边上。于是医生开始了一系列研究来验证他们的假设,与病人的访谈显示出一个惊人的共同行为模式。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现,病人面对压力时的反应是没有耐心,好竞争,具有攻击性和敌意。许多病人还承认他们是有名的工作狂。弗里德曼和罗森曼最终发现这些态度与行为的集合不仅与心脏病有关,而且能够预测心脏病。他们把这种模式命名为A型模式,而用比较放松的方式应对生活的人则具有B型人格模式。具有A型人格的人患心脏病的风险是B型人格的两倍。
自从最初发现A型人格以来,严谨的研究显示,正是A型人格共有的愤怒与敌意增加了患心脏病的风险。如果没有愤怒和敌意,时间紧追感、完美主义和争强好胜并不会构成风险因素。充满敌意的人比较不信任别人,容易发怒,比其他人更具有敌对性。你或许注意到了它与认知评估的联系,没错,充满敌意的人比其他人更有可能感知到威胁。这种风格使得他们比较难以保持人际关系,因此可以获得的社会支持也比较少。敌意还与各种危害健康的行为有关,比如抽烟、喝酒和暴饮暴食。这些行为本身也会增加患心脏病的风险。
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在面对潜在应激源时,敌意强的人会很快被唤起,并且唤起程度更高。当应激源过去后,他们需要更多时间才能让唤起水平恢复正常。敌意还与更高的细胞因子水平有关,细胞因子会延长应激反应。不过,研究者还不确定这些生物学上的差异是完全源自先天,还是部分源自童年早期的环境,比如家庭中充满冲突,而且接纳与支持程度比较低。生活在这种家庭环境中的男孩更有可能发展为充满敌意的成年人。目前,研究者认为,天性与教养在敌意及心脏病的形成中都具有一定的作用。可以确定的是,敌意会通过多种渠道导致心脏病。
虽然很多人有时会感到愤怒,但正常的愤怒与敌意人格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异。面对消极的情境,我们都会生气发怒。在这种情况下,愤怒是健康的,甚至具有适应性:它告诉我们出了问题,并为我们提供采取措施以改变情境的能量。正常的愤怒与敌意人格的愤怒截然不同,后者反映的是长期的敌意行为模式,它会在不同情境中经常表现出来。唤起的程度也是一个区分因素:当蜗牛速度的汽车挡住了我们的路,感到生气是正常的,但如果觉得肺都要气炸了,那这就是不理性的,而且很危险,特别是这种情况在现在的生活中很常见(日常的烦心事)。
除了心血管疾病,其他疾病也与A型人格有关,比如过敏、伤风、头疼、胃病和单核细胞增多症与之类似,A型人格的完美主义倾向与焦虑障碍和抑郁症存在联系,试图达成不可能的目标会引发焦虑,最终的失败则会导致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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