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母校，很多人指的是曾经就读的大学。但作为一名重度肢体残障者，我的学生生涯自高中毕业后戛然而止，高中成为我求学之路的终点站。因此它教会我的东西，或者说它赋予我的意义，比起一般人要重要得多。幸运的是，高中母校恰恰曾举全校之力让我明白：应该如何面对和理解“残障”这件事，如何坦然接受身体残障的状态，做一个完好的普通人。
我于2008年9月入读上海市闵行区一所非示范性普通高中，入学距今刚巧十年。毕业七年之后，我很想向你们讲述我高中时代的故事。这些我敝帚自珍的“故事”，是我的一段段真实而生动的经历。母校对我的教育，其意义，也可以或本应该从故事中呈现出来。
如今回忆高中岁月，我依然感念母校对我特殊的“迎来送往”——一次欢迎我入学，一次欢送我毕业。
学校欢迎我的方式，是让我亲自作一次“亮相”。高一开学第一周，年级组长邱老师便请我在年级大会上作介绍学习方法的演讲。其实，分享学习经验只是由头而已，学校和老师真实的目的是把我推到同年级同学的面前，让他们知道我，了解到身边另有一类人有不同的身体状态，但也是一样普通和完好的人，以便我日后更好地融入大家，有什么需要可以及时地从同学们那里获得帮助。从后来看，这个目的确实有所实现——我时常能从同班或同年级同学那里得到非常必要的帮忙，他们也很懂得尊重和欣赏我。发言过后，老师不过引导一句：“身体的残疾并不可怕，我们要避免的是精神上的残疾”，简明扼要，也没有过多的说教。
相应地，高三的欢送之礼，更是高中校园生活的“高潮”。高考前夕的一天，当同学们列好队，预备下楼出操时，班主任高老师忽然邀请我一起去，说老师们要让我和其他同学一起，站在主席台上面对全校师生接受表彰（我领奖的事一般由同学代劳）。也许是为了照顾我的感受，所有与我一样获得荣誉的同学从最开始时就和我一齐站上了主席台，我的身旁有一位搀扶我站立的同学。在主席台上，我经历了十二年学生生涯里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升旗仪式！我第一次站在国旗面前，站在全校师生面前！
我在台上听了教师和学生代表在国旗下的致辞，接受了学校老师颁发给我的奖状和勉励，也亲历了升国旗的过程——当国旗随着国歌声冉冉飘升的时候，我敏锐地意识到，这在我一定是个历史性的时刻，这一刻，是学校为我精心准备的“礼物”，未来人生里不会再有了。因此，我用心留意着升旗的每个细节。直至今日，国旗在风中飘扬的姿态、旗面在阳光照射下闪烁的光芒，依然在我的脑海里栩栩如生……在接受表彰的时候，队列要集体上前一步，走到台子的中心位置。身边同学小声提醒我：“再上前一点。”因为担心我脚力不支，老师便在我站了一会儿之后，为我搬来了椅子，我就在自己站立的位置坐下。这样，除去必须站立的时刻，我以坐着的样子，面对台下全校师生的数百双眼睛，和身边整齐站立的同学形成对照，直到仪式结束。这画面很不和谐，其实又很和谐。
我入学母校之前，还有过一段传奇的前奏。它使我为自己能遇到这所学校，深觉庆幸和感恩：
我是被母校“争夺”而来的学生。
2008年夏天，即便我的写字速度慢于常人，我还是以超出录取分数线近二十分的成绩被母校录取。当时我很不甘心，于是设想去到另一所分数较高的学校借读。可在对方学校已同意接收我的情形下，朱校长对我的借读请求坚决不允，她非常希望我能留在本校度过高中时光。与一般学校面对残障学生的入学请求“互踢皮球”不同，这一次，我成了“香饽饽”！母校一众教育工作者的担当和理想可见一斑。
或许，校领导和老师在当时已经看出，对于我这样一个重度残障的学生，以未来人生命运可预期到的情况来衡量，在少年时期，恐怕有比提升学业更要紧的命题亟待学习——而应试考分之外为我所必需的东西，母校恰好给——得——起！后来，我在学校受到的种种“优待”告诉我，从决定接纳我入学的那刻起，学校和老师便开始为我的到来做着各种准备，他们致力于为我创造一个适宜的环境，以期我能在合理便利和平等氛围的影响下，成长为一个平常人。
首先，在合理便利上，学校为我将一个靠近教室的教师盥洗室的一个厕位作了无障碍改造，并赶在9月1日开学前完成施工。为了解决我如厕不便的问题，学校专门委托一位保洁员阿姨每天带我上厕所。王阿姨为人非常淳朴、尽责。在如厕方面，我有难言之隐，又很羞耻，常有尴尬、棘手的情形出现。幸好有王阿姨三年如一日的照料与付出，才使我得以避免面对非常实际的困难，以及生理上极其糟糕难受的状况。或许一般人很难想像，但我知道，小学初中九年，日常“上厕所”的难题给身体、心理带来的煎熬太剧烈了！母校的安排考虑到了我作为残障者的“缺失”和障碍，满足了我的客观需要，顾全了我的尊严，难能可贵。
在每学年起始时，校领导和老师会召开行政会议——王阿姨很可能也列席其间——来决定我们班级教室的位置。尽管随着年级升高而爬升教室楼层是惯例，但学校考虑到教室与卫生间、楼梯走道之间的适当间距，也是为了尊重我的习惯、保留我业已适应的环境，我们班的教室在三年里始终占据着教学楼二楼的有利位置。
其次，高中校园的人文氛围给予我平等的关怀与关注，这种平等观也影响着同学对于残障的理解。上课时，老师往往会鼓励我发言，会有意无意地让同学注意到我的优点，促使他们认可我、欣赏我。我从前不懂老师的用意，只把老师对我见缝插针的赞美理解为一种友好的信号。其实，老师不是要把我当做什么“榜样”树立给同学看，也不仅是向我示以友好，他们是想让同学知道：残障人士身上也有可贵的品质，这位同学虽然身体不好，但她在一些方面有比你们更为突出表现，值得大家认可她、平等地看待她。
在这样的引导逻辑下，支持和认同老师对我的“偏爱”和照顾，以及随时加入老师，和他们一起偏爱和善待我，逐渐成为同学间默认的一种“政治正确”。同学们看见我出现在他们身边，首先想到的是要来关心、鼓励我，给予我切实的帮助，而非歧视和排挤我。我如果有什么需要，只要向同学老师开口，总可以得到回应和帮忙。不仅如此，当我有烦恼和困扰，也可以向他们倾诉、寻求依靠和建议，班主任老师和亲近的同学常常对我扮演“知心人”的角色。倘若当时的我不那么敏感、内向，那我在学校生活中遇到的障碍一定会更少，而收获的友情和关怀会更多。多年后，我每每听到曾在普通学校上学的残障朋友，讲述他们在学校被同伴欺凌的遭遇，就会很感慨：我可是被全校师生当做宝贝一样“宠”着度过了高中三年啊！包容的校园环境不仅使我得到了来自他人的照顾和尊重、理解和接纳，也使得校园霸凌无处遁形。即便对于弱势者来说，偶然的冷遇与隔膜仍在所难免，但在一个恶意不被容许而善意被大力提倡的场所，无论受惠者还是施惠者，都受到了正向激励。母校通过对残障问题予以引导，提升了学生人文素养的阈值，也使他们守住了人格的底线。
高中校园丰富的文化活动，为我提供了锻炼和展示自己的舞台。进入高中以后，我参加活动的机会比从前多了许多，一方面是我在普通高中做了“鸡头”，竞争压力变小的缘故；另一方面也有学校的意图：引导我发挥特长，发现自己的价值和光彩。几乎所有的校园文化活动，只要我的能力可以胜任，老师无不鼓励我参加，我也乐意被分配以相应的任务和角色，去尽力完成。一些学科竞赛的名额常常落到我的头上；我的习作也常常被校报刊登出来，个别篇目经老师建议、润色后曾在杂志上发表……母校很宠我，但这种“宠”不是搞特殊优待，也不是在校内拉个横幅：“向身残志坚的某同学学习！”而是积极创造条件促进我与健全同学之间的接触、了解和互动。在校园活动中，我经常自然地出现在他们中间，于是，无论是我，还是同学们都可以多多面对残障状态，接纳残障之外，残障者真实平凡的人格，认识到其实残障者也是普通人，有平凡的能力和价值，也有平凡的弱点和（广义的）缺陷。母校面对全体强调对于“残障”的认同和理解，在此基础之上，再根据残障或非残障生个体的情况尽力给予其个性化的栽培，这样来为残障生与非残障生提供同等的机会和公平的地位，让学生与学生肩并肩地在一起展示、交流、竞争、合作。这个过程使每个学生的个性都得到了表现和包容，各自的能力也得到了发展，而残健融合的目标就在这一过程的实践中，被一点一滴地推进着……
高二时，我参与过一次学校对外的文化展示活动，作为学生代表发表演讲。那次活动有上级教育部门的领导及各方媒体记者到场，意在展现学校的文化特色和教育理念。老实说，以我的个性和能力，不适合面对“大场面”作演讲，学校起初也并未考虑让我参加。是因为另一位同学在演讲稿中提及了我，老师才想，不如试试让我“自己说”。其实最初排练下来的效果并不好，但老师看出我有强烈的意愿要参与此事，便宁可作出诸多妥协——经受排练过程中的曲折和障碍、简化演讲互动流程等——不惜牺牲一些展示的效果，以确保我顺利完成演讲。为了缓解我的心理压力，在室内空间局促、坐席有限的情况下，我班四十几位同学和几乎所有任课老师，仍被邀请到场聆听。最终我的表现仍不及我对自己的期望，但好在未出现大的纰漏，也算是安全过了关。我一度对这次经历耿耿于怀。一是因为自己排练时出于个人心理因素的不良表现，或许给指导老师带去了不少阻碍和困扰，很是亏欠她们；二是认为自己在临场发挥中本可以表现得更出色，却没能做到。
令我难以释怀的，归根到底是：我为什么没能向众人展现一个“更好的自己”？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发现，大家所欢迎的正是那个“真实的我”！老师同学对于我的情况早已熟悉，陪伴、见证我身处残障现实之中的困顿和努力，就是他们的心意；而对于校外来宾来说，通过对演讲内容的揣摩，对我整个人身体和心理状态的观察，他们可以了解到学校针对我有怎样的“作为”，采取了怎样的处理方式，据此推测学校的文化和理念在我这样一个“少数”个体身上，已经或将会产生什么影响。我的真实状态恰是对于文化展示最为必要的贡献。所以，对于这次演讲，我应该满足和感恩，不必为自己感到羞耻，也不必为人们感到抱歉。
母校苦心孤诣地作了许多安排，只为让我和同学们都能明白：残障只是一种应该被正视和接纳的客观状态。让我们各自学会理性地看待和接纳残障，并在兼容并蓄的文化氛围中，学会平等地呈现和尊重每个独立个体的真实，为不同个性的发展提供土壤、创造可能，应该就是学校和老师的志愿所在。
高中教育的“融合”部分让我珍视，但学校老师对我教育的“重心”还是放在了“一般性”的部分。老师对我与其他同学一视同仁，同时又根据我的个性需要对我予以具体、独特的引导，让我——和其他同学一样——吸取普通教育中自然平常的养分。他们向我传授知识、分享见解，关心我在学习和生活上的需要，疏导我的心理困境，激发我对于“人”的精神与人格崇高性的向往……老师试图给予我一种平等的教育，一份适用于普通人生的教养，使我最终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普通人。
以今天的眼光看，母校曾为我与同学所做的种种实践，或不足以成为“融合教育”的范本，但它们作为一所全日制普通高中对于“融合教育”的制度化探索，其诚意和决心日月可鉴。可以想见，以上所提及的那些“场景”的搭建，以及其所体现的教育意义和成效，都不是分散的个体行为——一个个老师凭借自身素养，经由孤立的自我思考和实践——可以实现的，其背后有学校一以贯之的制度和理念、有众多教育工作者戮力同心的信仰和努力，在为之提供有力的支撑——制度自上而下地促进了融合教育的质量和效率。相应地，老师们的言行也时时处处反映出学校所恪守的理念，以及他们对于残障议题的思考和共识。正是这种进步的思路，让母校在融合教育方面的思考和实践，即便处于相对初级的阶段，依然对学生作出了颇有价值的贡献。这也是为什么比起一个个单独的老师为我做过什么，教给我什么，我认为更值得与读者分享的，是站在学校的视角上，看看母校及它理念的践行者——领导和老师们——共同的作为，给予了我怎样的“教育”。
我曾把高中的经历作为“融合教育”的案例分享给从事残障权益倡导的小伙伴们，他们对我的故事不太欣赏。的确，从更广泛、普适的残障权益角度看，母校的实践有一个相当明显的短板：“软件”（文化）大大优于“硬件”（无障碍设施）。一般认为，硬件设施（如：无障碍卫生间、轮椅、坡道、电梯、扶手……）的齐备是改善残障者生活质量、提升其活动自主性的关键，而思想文化不过是柔性措施，只能锦上添花。从群体权益角度上看，这种观点是正确的。
但如果以适应个体需要来看，得到的结论则会很不一样。我的切身体验告诉我，学校为我做出的安排，一定不是最完善的，但它非常适合于我，对我来说，它就是“最好的”。
因此，我未必有眼光站在“融合教育”的高度全面地审察学校的举措，但仍可以站在个人的立场上，对学校为我的用心，给出自己的思考和评价。
首先，学校兼顾了我在软硬件两方面的需求。虽然硬件上只配备了区区一个“无障碍”卫生间，但它恰恰解决了我在学校生活中的最大、最隐秘的痛点（何况还有王阿姨在旁协助）。因为我不使用轮椅，且能在他人搀扶下行走，一些硬件并非我所必需。与大学不同的是，考虑到一所非示范性普通高中有限的规模，及其资源利用的效率——我是学校办学以来的第一个残障生，七年过去，校方也未必迎来了第二个——为残障学生建设公共设施时，在学校资源成本和学生个体需要之间寻求一些平衡和折衷，是情有可原的。“因人制宜”地建设无障碍设施，反而比“面面俱到”更符合普通高中及其（残障）学生的利益。
其次，培养重残者对于自身境况的独立思考和审视，其意义不容小觑。我非常认同：要塑造一个残障者的精神世界、改良他的身心状态，最有效的办法是让他身处的现实情境发生变化。所以，我们才会不断强调通过辅具和无障碍设施，来增强肢体残障者活动的自主性，扩大他的活动范围，让其接触到“更大的世界”。但对于我这样的重残者来说，我身处的情境非常“坚固”，身体的情况决定了现已发明的许多辅具和设施并不能帮到我的忙，无法改变我所在的物理时空。“无障碍”对我个人生活质量的改善，是很有限的。在这种情形下，学校在实施一定的无障碍改造后，还能够做的，就是通过思想引导和人文关怀，促使我加深对自身现实的接纳和理解。
如今，已有很多残障者可以借助轮椅出行，但基于自身的情况和社会的条件，我依然只能待在家里。这时候，比起终日为“我为什么出不去？”而苦恼，倒不如试着为当下的生活找到合宜的解释和出路。我身上这份“一无所有，尚有头脑”的自信和独立，与上学时所接受的教育很有关系。
母校的办学宗旨是：“创造适合学生发展的教育”。学校曾给予我的教育，适合于我如今的境况和未来人生可能的发展轨迹。我个人不认为母校的做法存在重大的缺陷。但确实，站在更普遍的群体立场上看，它存在有待改进之处。因为“个体需求与群体需求永无可能无缝对接，只能不断接近”。（小伙伴语）无障碍建设（我以为也包括文化上的建设）是在妥协与权衡之中才能逐步地走向完善，人们应该对这个过程抱持耐心、乐观的期待。
不过，很有必要提醒读者注意：母校的“融合教育”实践发生于2008~2011年间，那时，残障者面对的人权环境，要比今日严峻许多：残障权益意识尚未普及，“合理便利”政策等关乎残障者切身利益的“顶层设计”尚未推行，普通基础教育学校和高等院校拒收、劝退残障学生的做法还是家常便饭……（现在形势仍不容乐观，但已有改进）故而，在社会氛围还未形成、融合教育的土壤尚且贫瘠之时，学校面对我这个重残学生，所表现出魄力和担当，着实可敬；学校从制度层面引领一众教育工作者，积极践行对于残障议题和融合教育的思考、关爱学生，促进残、健学生的理解和融合，使我与同学们一样获益匪浅。
从成效看，母校当初的实践瑕不掩瑜。
我认为，母校在“残障”这件事上教会我的一切，即是它对于我最大的意义。
我始终记得刚入学时，语文老师在我的随笔本上写下的第一行批注：“记住：你与大家没有不一样，如果有，是你比别人更出色!”
我会永远记得学校教给我的平等观，不卑不亢、认真豁达地面对生活；也会记住老师对我的鼓励，乐于发掘自己平凡人格中的价值和光彩，努力追求平凡的出色！
只要我好好生活，母校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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