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姥姥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郑长英。但我没有听到过有人叫她长英，大家都亲切地叫她姥姥、奶奶、娘、李家嫂子。

01

我的姥姥今年79岁，我今年24岁，我认识她24年了，我去年才刚知道姥姥的名字。

去年，姥姥换了眼疾，一只左眼看不清东西。万幸，在县城的医院治疗了半个月，很快病情就有了起色，便出院回家了。恰逢放寒假，我便回老家看望姥姥姥爷。姥姥姥爷的年纪大了，眼神都不好，看医院开的药费单上蚂蚁大小的字块都要带着老花镜，于是便让我帮忙核对一下住院报销的费用数目。我欣然应允。

姥爷从他的抽屉里拿出了一个小文件袋，里面放着大大小小的各种材料。老人家的习惯就是这样，有用无用的收据单子都会留着。我在帮姥爷核对住院报销单子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了住院单上的患者姓名，第一次知道了姥姥的名字。

原来，我的姥姥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郑长英。但从我记事起就没有听到过这个名字，甚至于她的姓氏也很模糊。大家都亲切地叫她姥姥、奶奶、娘、李家嫂子。

02

我心中有一丝讶异，从我记事起，姥姥就知道我的名字，当我24岁了，我才知道姥姥的名字。在这之前，我从来不知道姥姥的名字，甚至于也没有好奇过姥姥的名字。

姥姥比姥爷大一岁，他们都是地道的农民。但不同的是，姥爷的大名从小我就知道。在老家的小路上碰见熟人，我会介绍自己说“我是李金奎家的外孙女”；去村口馒头房里赊两斤馒头，需要写上我姥爷的大名李金奎；最近几年农村开始土地确权，土地确权证上当然也是我姥爷的名字。

无论是鸡毛蒜皮的普通日子，还是涉及财产权利的正式事项，姥姥的名字几乎都用不到。

姥姥出生于二十世纪50年代，她不是封建年代的妇女，赶上了解放后“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新时代，不强制裹小脚，不需要冠夫姓。但到了21世纪的今天，姥姥的脚还是只有35码，姥姥的名字还是很少有机会能用到，更多的称呼还是李嫂子。

从姥姥嫁人的那一刻起，她的名字就逐渐失去了意义和使用的机会。其实，姥姥失去的又何止是一个名字呢。

姥姥是非常典型的中国农村妇女，她勤劳能干，无私善良，同时不可避免的不识大字，迷信封建。

姥姥是家里最辛劳的那一个，姥爷年轻时做过一场大手术，不能干重活，姥姥总能把姥爷的生活起居照顾的很好，把家里收拾的窗明几净。

同时，姥姥也是家里最没有存在感的那一个。农村依然残存着有女人不能上桌的习俗。虽然早已淡化，但当家里来了很多客人时，还是一桌男人在主屋喝酒吃菜，姥姥在厨房和屋外忙活。小辈们回来会对姥爷嘘寒问暖，带回来的大多是姥爷喜欢吃的食物。晚上看电视的时候，电视上放的也常常是姥爷爱看的节目。

03

姥姥常常被忽视，究其根本是因为她的自我意识本就很弱。她太习惯于迁就别人，以至于早就失去了自我。

这不是姥姥的错，这是他们那一代人的社会背景和家庭教育给他们带来的心理烙印。物资匮乏的年代，思想也封建落后。老一代人最可悲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常常被教育要爱别人，却被忽略了要爱自己。

失去自我的人自然常常会被他人忽视。在我的女性意识觉醒之前，我从来没有正视过我的姥姥。我把她看做我的姥姥，我姥爷的媳妇，我妈妈的母亲，但是我从来没有认识过她这个人。

一个人的名字失去了使用的机会和意义，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他失去了自我。他没有作为一个自然人独立使用自己名字的机会，他只能作为他人的附属——姥姥、娘、李家嫂子而存在。

我的姥姥在她的小时候，肯定也会有人唤她长英。随着她逐渐年长，她的名字竟然也会跟着慢慢消失了。不知道如今再听到有人叫她长英，她会不会感到陌生，会不会感到恍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