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高反.躲不掉的阴影
5200米的大本营以上的位置由于受到管制，平常是见不到人影的。所以，行走于这个区域的只有两种人，即登山者和为登山者提供保障服务的协作们。而后者多是当地的藏族同胞。
之前，我一直有一种误解，以为当地的藏族人是不会得高原病的，他们的基因已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因而，高原反应只会出现在咱们这些从低海拔地区来的人身上，故我有时会把他们的劳作看得很漠然。倒并不是轻慢他人，而是想当然地把他们看得很健壮，认定一切我们在能力上无法企及的事情，他们必定可以轻松搞定。
这种认知的形成，一定是缘于自己一次次享用过他们提供的各种服务。当走完一天的行程，一个个累得精疲力竭之时，那些协助们却还要忙不迭地卸货、搭帐篷、找水(雪山上找水有时是件极累的活，无水源时只能取冰或雪)、喂牲口、做饭，他们须一刻不停地忙碌着，而我们则只是坐等着他们把热腾腾的饭菜端到桌上来。故而，我得出了一个很可笑的结论——他们一定不累！至少不会我们那么累。
虽然，前两年我在在登王珠峰时，曾在基地里遇到过一位高原反应很重的藏族司机，但我认为那只是个例而已，再加上那人是来自海拔较低的西宁，发生这种情况或许并不奇怪。而这次随行的协作，都是来自喜玛拉雅山麓，肯定对缺氧环境特别适应。
攀登开始后的第二天傍晚，在5800米营地，我趁着天色还亮，在炊事帐旁忙着找景拍照。此时，太阳快要下山，我很想拍上些冰川被夕阳染红时的奇特景致。这时，一位藏族小伙子来向我讨要止痛片。我很惊诧，差点脱口而出：你们也会高原反应？问他谁需用药，他说是一位厨师，头正疼得厉害。
在这种海拔高度，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头痛症状，这很正常，但至少我们还能忍受。而那位厨师竟痛到需要用药的地步，说明其一定痛得很厉害了。
把药给了他之后，我在原地愣愣地站了好一会儿，似乎想要厘清什么。慢慢地，我好像有点明白过来：看来，在高原上，人与人之间的生理极限虽然会有一定的差异，但肯定不会差得太多。在那些特有的疾患面前，人们得病的几率是不会差得太多的。
是的，在途中，当我们在气喘吁吁地攀行时，那些藏族协助们也同样是呼吸沉重，只不过仅在程度上比我们稍好些而已。在这样的高海拔区域，就连最能负重的牦牛也同样显出一副疲态：发黑的舌头斜伸在唇外，白色的泡沫不停地从嘴里流出来，稍一走近，就可听到它拉风箱一般的喘息，不免让人恻隐。
在高原上登山，最终能否达成目的，除了天气等客观因素外，更多的还是取决于每个人的耐缺氧能力。如果耐缺氧能力低下，那么，即便你平常体能再好也是白搭。之前，我曾遇到过好几位身体很棒，甚至是运动健将类的人物，却在高原上蔫乎得像个干瘪的茄子，一丁点儿精神也打不起来，全然没有了往日的生猛状态。
而此次的攀登活动与以往又有着很大的不同，不仅仅是海拔创下了新高，而且还要在如此缺氧高寒的区域呆五个晚上。之前，哪怕是专程的雪山攀登，一般也只在5000多米处住两、三个晚上。所以，接下来这五个未知深浅的夜晚让我很是忐忑。
当我在5800米处目睹了那位藏族厨师的病情，再及刚刚看了朋友发来的一则关于夏尔巴人在珠峰地带伤亡数量的微信后，不禁对自己还算自信的耐缺氧能力也产生了某种怀疑：这次我能否像以往那样躲过高反的纠缠？以至第二天在6250米处宿营时，我竟因一时的咳嗽而惊心不已，以为自己真的患上了肺水肿。这在后面还会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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