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坑儒，其源在书
文/石岩磊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灭六国统一华夏，他认为自己的功劳超过了“三皇五帝”而改称“皇帝”，其功绩的确彪炳史册，他不仅大力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而且实行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但他也因“焚书坑儒”倍受诟病。为禁止百姓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秦始皇下令焚毁除《秦纪》、医药、占卜、农家等之外的书籍，史称“焚书”。不久方士卢生、侯生等人替皇帝求仙失败后裹挟巨资出逃，秦始皇大为震怒，下令搜查涉案人员，共有460人被活埋，此为“坑儒”。
可见“坑儒”远没有“焚书”的危害巨大，尽管有许多学者认为秦始皇毁掉的典籍有限，但这毕竟是中华文明的一次浩劫，而历史上还发生过3次令人痛心疾首的毁书事件。公元554年，南朝梁元帝眼见都城要被西魏大军攻破，慨叹自己读书破万卷又有何用，便将14万卷藏书付之一炬。南唐后主李煜酷爱收藏古籍善本，当宋军兵临城下时，他吩咐手下人：“此皆吾所宝惜，城若不守，尔可焚之，毋使散佚。”金陵陷落之日，南唐宫中的图书和字画名迹被损毁了一大批。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在命纪晓岚编撰《四库全书》时，明确指出：对古籍该毁弃的应予毁弃，该删改的定当删改。乾隆朝共毁坏各类书籍达七十一万卷之多。
四人毁书的初衷有所不同，秦始皇和乾隆帝是为了统一全国民众的思想巩固自己的统治，梁元帝与南唐后主仅是出于“我之不得，他人勿有”的念头，但他们都是源于天下为私的恶念，在保江山和保私财方面半斤八两，给中华文明抹上了浓重的败笔，但是书可烧而文化不会断。秦始皇下达焚书令后，民间有许多义士冒死将一些古圣先贤的作品藏了起来，最有名的当属孔府的“鲁壁”藏书。汉景帝时期，鲁恭王刘余为了扩建宫室，要拆除孔家的部分房舍，在一堵墙里意外地发现了刻有《论语》《孝经》《尚书》等儒家经典的竹简。
但很多典籍还是在无情的战火与有预谋的焚烧中损毁，前秦诸子百家的经典书籍大多残破不全或遗失，比如《乐经》失传后，儒家只剩下《诗经》《尚书》《仪礼》《周易》《春秋》“五经”。我们不得不悲叹人之私心的可恨，其实不只是帝王有私念，文化人同样也有类似的恶习，从而导致文物被毁的事情。“富春山居图”是元代画家黄公望创作的纸本水墨画，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被众多收藏家视若珍宝，当传至清代吴洪裕手中时，他同样珍爱至极，在他死时竟要“焚以为殉”用画给自己作陪葬，亏得其侄子手疾眼快从炉火中抢出画作，但已被烧为两截，重新装裱后留存于世，现在分别珍藏在北京和台北故宫博物院。
一些普通人同样在扮演着古籍“终结者”的角色。王圆箓是清朝末年敦煌莫高窟的一位普通僧人，1900年5月26日他在清理洞窟里的积沙时，无意中发现了藏经洞，其中有公元四至十一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5万余件，举世震惊，王道士将大部分珍宝先后低价卖给了匈牙利人、法国人以及俄国人，并有大量经文遗失。让人痛心疾首的同时，我们不得不反思，为何具有文化符号之称的书籍，屡屡被上至帝王，下至百姓损毁呢？
或许根源就在于书籍本身，所有书本都会有自己的主张和立场，宣扬一种价值观和思想理念，它们多数只是人们为己牟利的工具而已，当其与现世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必然会沦为牺牲品，秦始皇、乾隆帝为了江山永固如此，梁元帝、李煜出于勿遗他人的小心眼如此，吴洪裕以画殉葬的愚蠢如此，王道士变现的市侩莫不如此，他们都是在文化的熏陶下做出的理智的非理性之举。书籍也便在创生与毁灭中不断地蜕变涅槃，进而与时代合拍共振，文明的进程不会因为几部典籍的散失而止步不前，但损毁书籍者必将被渴望汲取营养的后人所唾弃。
2020.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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