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恰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拒绝接受生命周期的限定性，以及衰老与死亡的不可避免性，我们的末期病人和老人才会成为无效治疗和精神照顾缺失的牺牲品。
————《最好的告别》
“去看看爷爷吧，他想你了。”我爸在微信里说。
爷爷是一名离休干部，现在已经快90岁了，印象里爷爷一直是倔强的，以前过年一大家人在饭店里吃年夜饭，寒冬腊月里，他一个人住着拐杖走来饭店，我们小辈上去扶他，他还说，不用你们扶，我自己能走。
中午到医院，他还在吃午餐，坐在餐桌前，脖子上围着饭兜，腿上垫着报纸，颤颤巍巍的把一块冬瓜夹到嘴里，整个动作持续的过程就像疯狂动物城里的树懒一样缓慢，爷爷，你还好嘛。
餐后，在护工的帮助下，扶爷爷坐上轮椅，去室外晃了一圈。护工说，你爷爷今天早上又发小孩子脾气了，他问医生能不能把他治好。医生说，现在这个治疗阶段已经比预期的要好了。爷爷用力的敲打着自己的脑袋说，那还不如让我死了算了。
听着这些，我如鲠在喉，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就在前几个月，爷爷被判断出患了阿兹海默症。他常说听到以前的战友打电话给他。
回房间帮爷爷褪去外套的时候，我摸到爷爷的手臂变得很细，隐隐的不安感，感觉爷爷好像在一点点消失。
离开病房，在楼道里等电梯的时候。我还是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跑到楼梯间哭了出来。
以前爷爷乐呵呵的，像个胖胖的弥勒佛一样，吃得下睡得香。喜欢到处跑到处逛，一个人坐公交车去人民广场逛街，自己买一斤苔条回来边看电视边嚼的嘎嘣嘎嘣响。
好久没看见爷爷笑了，他就静静的坐在那里看着我，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也不敢问。
“他希望得到同情，可是没有一个人给予他这样的同情。”
《最好的告别》里提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名圣彼得堡中级地方法院的法官，知道自己快死了，身边的朋友开始回避他，妻子找来的医生一个比一个诊费高昂，但都没有效果。他们一味的回避死亡这个话题，使他越来越痛苦。
“某些时刻，他最渴望的是（虽然他羞于承认）有人能够像对待孩子一样同情他，他渴望得到宠爱与安慰，但他知道自己是一个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公务员，胡须都白了，所以，他知道他的渴望是徒劳的。”
我们的文化使我们绝口不提死亡，避讳殡仪馆、火葬场，也不愿意接受至亲的离去。
而我的爷爷也出于自己的尊严，企图用发脾气来换取身边的人的关注和同情。即使在医院上班的姑姑天天去看他，他也觉得不够。
他还是倔强的认为自己可以达到更好的身体状态，不愿意接受自己老去的事实。
突然在想当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终点的时候，我会怎么办。
曾经有人做过这样一个实验，把23-66岁的成年男性分在一组，让他们在亲疏程度不同的家庭成员、和能够提供新的信息的人或者朋友当中，根据相处意愿强烈程度来排列。
结果是，研究对象越年轻，就越不珍惜与情感上亲近的人共度时光，然而患艾滋病的年轻人和老年人的选择是一致的，会选择和家人团聚在一起。
当生命的脆弱性凸显出来的时候，生活的目标和动机都会彻底改变。
如果我临近生命的终点，我会告诉我身边的家人和朋友，我爱他们。
我有次开车回去，差点撞到路上的一对行人，我就对身边的同事说，如果我真的被撞到半身不遂，还不如直接被撞死来的爽快一些。
脑海里浮现的是刚刚看过的电影《比利林恩》里的姐姐，那样痛苦的浑身手术缝了那么多针活了下来，我不确定我能有这样的意志力撑过这一关。
我的同事反问我，那如果你撞到了别人，别人求你把他撞死算了，你会怎么做？
我回答，那当然是救他啦，我没有剥夺别人生命的权利啊。
突然想想也后怕，如果真的按照刚刚说的发生了，我被撞死了，万一我后悔了呢，我会不会那时候就宁愿为了最后一口气也要苟且的活着？
“标准医疗和善终护理的区别，并不是治疗和无所作为的区别，而是优先顺序不同。”
医疗设备只是在维持生命，但是一个人走到最后，需要的到底是维持生命还是家人的关怀呢？
换言之，在生命的最后，你的身体机能只能靠医疗设备维持的时候，你会选择用牺牲自己生活质量的方式，选择化疗、手术、重症监护室的方式延续生命，还是在当下选择享受最充分的生活呢。
现在的社会已经给你这个权利，选择权在你自己手上。许多人都会选择不要这么痛苦的活下去，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无意义的治疗更像一种监禁。
善终不是好死，而是好好活到终点。
生的愉悦与死的坦然，都将成为生命圆满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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