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想的乡村教育时代
梁漱溟先生自离开北京大学后，就开始将实践的重心放到乡村教育上。
他的目的是设想：通过乡村教育，使得民众得以开化，思想发生变革，从根本上顺应上时代的潮流，来改变旧中国落后的局面。
梁先生认为：洋务运动从基本面上是对的，但是方向错了，比如甲午海战中，中国之所以落败，不在于器（船舰武器）的落后，而在于思想的落后。
李鸿章塑像
所以，梁先生放弃了在北大教书的大好时光，跑到了乡下农村去做他的事业。
我时常想，非常人行非常事，而梁先生这种放弃稳妥安定的生活，转而去追求自己理想中的事物的精神，值得我们当代人学习和体会。
学习的是这种知行合一的精神，体会的是这种为了理想而敢于放弃的信念。
当然，梁先生的乡村教育实践实际上失败了。思考其原因：
1、当时正值军阀混战，梁先生的乡村教育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一些支持（比如韩复榘就大力支持），也有相当的自由权力，但根基总是不牢靠。
根基是什么？在乱世中，不论古今中外，无外乎枪杆子里边出政权。在一个讲地盘和权力的时代，想通过乡村教育来改变世情显然是有些“天真”的。
梁先生不可能没有考虑过失败的可能性，但明明知道不好做，但他依旧去做了，这又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二层意思。
其实，提及教育，就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梁老也十分佩服的人——陶行知先生。
梁老在谈到陶行知先生的时候说：
陶先生这个人好得很啊，了不起，人太好了。他本来是留美的，中国从前的叫做留洋学生，都是穿西装、穿革履。他也穿西装也穿革履，都脱了，穿中国农民的衣裳、穿草鞋，创办晓庄师范。在南京城外空地，他领着一班学生，自己盖房子，了不起。那个人太好了，太好了，在留洋学生中没有看见那样的人。
在敬佩陶行知先生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梁老和陶行知先生他们都把推动教育事业作为了改造社会的良方，这其实也给了我们当代人很多启发。
陶行知塑像
很多企业家，赚了很多钱，拿了很多社会贡献大奖，却不如踏踏实实的建设几所学校，推行一些新理念，在如今的环境中，想必比那个时候要好上一千倍一万倍了吧。
在那个时候，最穷困的时候，这件事情尚且有人去做，而如今看来，却是没人去做了。
相反，倒是有不少的教育机构打着教育的幌子，施行的全是赚钱的买卖。这也是当代教育上，社会缺席的一大悲哀。
2、另一个乡村教育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当时的乡民太“愚昧”了。在二十世纪初，识文断字还只是很少一部分人才可以做的事情。
目不识丁是一种常态，而且连年混战，饭都吃不饱，也就顾不上脑袋空不空了。
人是一种动物，动物对自己身边的环境最为敏感，所以目光也相当短浅。
像梁先生他们这种从未饿过肚子，身负大才的人虽然可以大概体会的到乡民的穷困，虽然满含着对于贫穷民众的关怀和恨铁不成钢。
但，他未必真的了解饿肚子是一种什么感觉。
所以，乡村教育失败也是必然的，只有打破旧社会的藩篱，才有重新生长的希望。
言而总之，乡村教育作为梁先生实践救国救民理想的一种实际行动和载体，虽然失败了，但却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和启示。
这个世界上，并不是非要有好的结果的事情才值得被赞扬和讴歌。很多失败了的事情，只要出发点是好的，只要看到背后的那颗真心，我想就是值得赞扬和学习的。
二、始终懵懂的政治时代
梁先生是一个不顾家的男人。如果放到当代，可能早就变成了孤家寡人。为什么这么说？
在乡村教育失败之后，梁先生开始投身政治。但不论是做学问还是做教育又或者是搞政治，梁先生过的基本上都是一种四处漂泊的生活。
所以，长期以来，他和妻子儿子都是不能常见面的，在可见资料里，虽然有梁漱溟先生写给儿子和妻子的信件。
梁漱溟和他的儿子们
但放到当代这个自由人文主义盛行的年代而言，如果一个男人长期在外打拼，做的还不是为自己这个小家谋福利的事情，尽是些忧国忧民的“虚头巴脑”，估计，早就被离婚了。
幸而，梁漱溟先生没有生在这个年代，否则，就不会有乡村教育或者其他故事了。
此处只是顺带说过，聊以引发思考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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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政治，其实梁先生不适合搞政治。因为梁先生太直白，太真诚。而政治必须要学会迂回。
记得在民盟的时候，梁先生曾经有一次把周恩来总理给气哭了。当时的情况是，梁先生一心想促成国共合作，而忽视了共产党人的要求。甚至，没有经过商量，就擅自作了主张。
关于这一段公案，网上有史料可查。由此而言，梁先生实际上只适合做一个学问家，或者说是思想家。但绝对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
做政治家是不能和稀泥的，或许是梁先生最后终于发现了乡村教育救国救民只是痴人说梦，所以，才开始探索用另一条政治的道路来实践儒家治世的理想。
民盟中央部分同人合影南京(1946年)(前排左起：梁漱溟、沈钧儒、张澜、史良，后排左叶笃义，右辛志超
但他做的不够好，并没有意识到政治的[绝对性]。
比如，梁先生说过这么一段话：
中国民盟不是个单一的团体，是个联合的，所以它作出这个样的一个表示。这样一个表示呢，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还有上海的报纸就嘲笑民盟，说民盟是共产党的尾巴，跟着共产党跑的。我就有一个声明，对新闻记者的谈话，我说是共产党随着民盟走的，而不是我们随着共产党走。怎么样子说这个话呢？因为共产党……是革命党，它是有武装的，它要夺取整个的中国的，我们是劝它放弃武力，跟国民党在建设新中国上可以合作。是我们劝它放弃武力的，它同意了，所以是它同意了我的话，走民盟的这个路子，并不是我跟着共产党走，那个本子上都讲了这个话。但是一个很清楚的事情就是，当时民盟跟共产党是合作的，国民党完全是这样来看待我们的。
可见，梁先生依旧没有意识到政治的真正含义，他没有明白枪杆子的道理，乃至于到最后建国后，他都没有成熟起来。但这也正是他可贵的地方，认真的地方。
认定一个道理，然后去实践它，虽错不悔，学的是这种态度。
在谈到自己的政治观点的时候，梁先生说：
我跟其他跟我以外的、搞政治活动的人有一点不同，就是他们几乎都是梦想英国式的政党政治：在议会里头主要是两个大党，这个党上台，那个党在底下，监督着这个政府；我就是说，这个不合中国的需要，因为中国在物质文明上、在经济建设上，主要说是在工业上，同国外比较，差得太远了，太落后了。这样一个太落后的中国，那非赶紧、赶快、急起直追，把这个缺欠把它补上去不成。要补上这个事情，必须是有一个全国性的政权，采取一定的方针路线......
可见，梁先生一直以来的政治理想是全国性政权，那就是一党。
在谈到蒋介石对中国、对中国革命有没有什么贡献的时候？
梁老如此直白的说道：
他最大的贡献哪，最大的贡献是给机会让共产党……他造成了共产党的成功。如果他这个人还有一点信用，人格还好一点，共产党打不过他啊。所以他最大的贡献，就是造成共产党的成功。
这种话，我觉的也只有梁先生这种老资格才敢说出来，从这句话，也可以看出梁老是个始终很坚持自我的人。
他敢于想真话，说真话，虽然这种真话不一定是好的，但是，我认为这种声音也是众多声音的一种，虽然“幼稚”，但我们只谈梁老的为人，而不谈政治。
三、最终的归宿
梁老在建国后曾经也积极参与过政治，但我们前文已经讲过，在政治上，梁老是不够成熟的，很多观点，在现在的我们看来，也是值得商榷的。
原因，或许就在于，梁老的视野还是过于狭窄了。他的认真和执着，用到做学问上面，可能会有很好的效果。但政治必须灵活，所以，他最终还是理智的放弃掉了。
到了晚年，他基本上主要把精力放到了写作和演讲上面，主要围绕着儒家及佛道。
梁老一生吃素，而且并没有彻底离开过佛学，其实在他自己心里，他认为自己还是一个佛家弟子的。
1949年，梁老曾经晋谒贡嗄上师，领取无上大手印，接受灌顶。与罗庸、谢无量等在北碚缙云山上修习藏密功法。
其余的便是读书思考写作，并于1984年，出版了《人心与人生》。
1988年，5月17日，《远见》月刊记者尹萍来到北京，并与梁老见面。
她问：是否有什么话要给青年人？
梁老闭上眼睛，沉思了片刻之后，颤抖着说：要时刻注意中国传统文化……有时间一定要读他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
撰写《中国文化要义》一书时留影(1948年于重庆北碚)
尹萍点头表示赞同，接着又问：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期望？
梁老回答：要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不能与世界潮流脱节。
6月23日早上，梁老突然大口吐血，心律反常。医生问：“梁老，感觉如何？”梁老用极其微弱的声音说：“我累了，我要休息。”
一代大儒就此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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