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曾说：“世态人情，比明月清风更饶有滋味；可作书读，可当戏看。”
1932年春天，杨绛考入清华大学并与钱锺书相识。第一次见面，钱锺书就说：“我没有订婚。”“我也没有男朋友”杨绛回答。世纪佳缘由此展开。
后来读围城创作过程，他们怎么一路讨论着，淡色旗袍换成深紫，便该是故事里的某个角色，这便是他们的婚后生活，没有酒国名花三角恋和太太家的客厅，只有相视一笑秘密被分享的快乐，这才是童话一样的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然而他们不在玫瑰花园，是在逃难，逃去陪都。生于那个时代，即使想平淡度日也免不了波澜壮阔，大半辈子都在乱世穿梭，身边能有这样一个人，于彼此而言都是幸运和奇迹。
杨绛先生的言论，一直是俏皮不失刻薄，说话通透直白，并不刻意摆出世外高人架势，许多话说得很直，总带着那种洋读书人的聪明劲，或曰名士之气。钱先生打猫，杨先生躲厕所，这些都是听了之后觉得好笑，但细想很赤子之心的做法。
还记得杨绛先生把她与钱钟书先生的稿费全部捐给了清华大学“好读书”奖学金，人民文学社每年都会直接将稿费寄给清华大学，现在累计已近2000万。着实让人敬佩。
杨绛先生和钱钟书先生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交朋友时，都试着找寻类似的气息——不刻薄的那种有趣，不慌张的那种追寻，不攀比的那种入世。
杨绛先生来到，看到，找到共骑的人，踏遍长安的花，最终合上了眼。
我足够幸运在少女时代，湿答答的梅雨季节，读到了他们的书，当以后再一遍遍重读他们的书，是否会在不同年纪读出不同深意。
他们的一生让我看到人生最美好的可能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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