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整个朋友圈陷入了“中年危机”。先是大才子冯唐苦口婆心告诫“如何避免做一个油腻的中年男”，紧接着又有人为广大中年妇女热心科普“如何摆脱中年女的庸俗“，这让我这个刚刚抱起保温杯的中年人，心生阵阵寒意。
倒不是为自己接下来的中年人生焦虑惆怅，而是“油腻”、“猥琐”、“庸俗”这样的词，让人感觉很不舒服。将千千万万的、各具特色的、每个人都是世上独一无二的存在的男人和女人，在前面冠以“中年”二字，然后加以分析、嘲讽、戏谑、鞭挞、劝说、告诫，千百万张面孔瞬间化约为一张面孔，快速指引人们对号入座，看看周围的那个中年男人或女人，是不是有他们所说的那种“病”？
所以我赶紧催眠自己芳龄十八，中年危机跟我八竿子打不着。
中年危机一词始于1960年初期，当时加拿大心理学家埃利奥特•杰奎斯研究莫扎特、拉斐尔等310位知名艺术家的创作习惯后发现：这些艺术家在35岁后，创作灵感衰退，有的人变得忧郁沮丧，少数几位自杀。
杰奎斯在自己的病人中也发现了类似的心态，即人到中年时，突然意识到生命有限，而自己却还没有达成想要的目标，因而日感恐惧。
加拿大心理学家埃利奥特•杰奎斯
于是，杰奎斯便把这种恐惧和不安，定义为“中年危机”。但他的这个说法，并没有得到心理学界或科学界的普遍认同，反而屡遭争议和质疑。科学家说，无法以科学的方法证明中年人更不快乐，无论你个人的状况如何，你都不能归结于年龄；其他心理学家或社会学家说，年龄只是一种社会建构，每个人的危机感都是取决于个人。
然而，这些争议声并没有阻止“中年危机”一词的流行，几十年来，大众用力地拥抱它，用同一种解释框定不同人的人生；同时，它也是电影导演们灵感的来源、百用不厌的宠儿，相关题材的影片，总能获得很多人的共鸣。
反映中年危机电影《美国丽人》剧照
为什么“中年危机”这个词，像星座一样具有经久不衰的吸引力？美国的一位专家说，因为它提供了一种确定性，一种预期，一种借口—— 一种可以玩世不恭地生活的借口。
而这往往妨碍人们直面自己的真实问题：与其说是由年龄和衰老引发的中年危机，还不如说，是每个人在某个人生阶段，所面临的具体的生活危机和心灵危机。
我以前有个中年男同事，他和他的太太都是独生子女，家里四位老人，一个孩子。随着老人的衰老、孩子的长大，家庭负担一天比一天沉重，可工作收入一年比一年少。想要辞职，这样的年龄不好找工作；想要转行，又很难承担起风险。还来不及想人为什么而活这样形而上的问题，现实生活的重负已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曾经钟爱的文学、戏剧、理想成为越来越遥远的梦。现在的他，只是个一家之主，他得做好这个一家之主。
我有个亲戚，年轻的时候，清瘦斯文，笑靥如花；后来人到中年，体重翻一番，肚子的救生圈越来越厚。应付不完的工作，检查不完的作业，弄不完的琐碎，操不完的心，不为别的，只为一个母亲和女人的责任。
想起最近酒驾被拘的央视前主播郎永淳。
为了陪伴患病的妻子，也为让家庭过更好的生活，从央视辞职后，郎永淳到某网站出任副总裁，本来不喜欢交际应酬的他，也必须适应各种烟酒文化。他说，没办法，你到那个位置，有了这份责任，就必须适应这个角色。
连大名鼎鼎的央视主播都为生活劳碌奔波至此，何况普通的男人和女人？
记得有一天夜里十点多，我下班回家。在安静暗黑的路口处，一个中年男人，在路口卖糖葫芦。我好奇他这样的出现。他告诉我，晚上卖，才遇不着城管。越来越沉的夜色，人烟稀少的街道，骤降冰冷的气温，我不知道那个男人，他能卖多少串，得卖到几点，能睡几个小时，然后第二天白天接着上班。如此不划算的投入，只为了一个朴素的信念——能赚一块是一块，为了生活嘛。
想到这些为生活奋进打拼的中年人，想到他们内心正在被高昂的生活成本、有限的收入渠道、无力应对的无常所煎熬时，我真的没有办法将他们同“油腻”、“庸俗”这样词语联系起来。我看到的，只有心酸、孤独、没完没了的挣扎，还有就算疲倦到不行，也必须努力向前冲的人生。
都说贫穷会限制人的想象力。我没有到过高层，没有经历过光鲜亮丽的高管生活，不曾目睹过有钱人的“油腻”的生活的状态。但也能通过其他的渠道，窥见他们的生存缩影。
一次看视频节目《圆桌派》时，里面蒋方舟提到，一些CBD地区的金领，月入两三万，但是午饭吃得很随便。因为附近吃饭的地方不多，时间也不充裕，通常一个简单的三明治就搞定了。蒋方舟感叹：即使那么有钱，也没有办法吃一顿有尊严的午餐。
在大热的互联网文章《人到中年，职场半坡》中，里面曾经风光无限的互联网高管，在职场风浪中，被裁员了——因为公司可以请比他们更年轻的、更便宜的兵。之前为了地位和财富，无数个日日夜夜，带着团队打地铺、耗尽心血和才智，与同行一次次激烈拼杀。他们中的一些人，因为长年忙于事业，与家人的沟通极少，夫妻感情十分凉薄，以至自己生病住院，也不敢通知家人——“因为家里把我开除了。”
虽然这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虽然痛苦只是生活的一面——背后可能也有过欢乐、成就感、自我实现的喜悦。但是，看到他们如此认真地焦虑、认真地生活，我心里还是有深深的忧伤和心疼。或许是我经历过辛苦的打拼、正在承受生活的重负，时常为不确定的未来忧愁，为环境的不可抗力而愤怒，所以我能切身感受到，那挣扎生命背后强烈的渴望——渴望爱、理解、尊重和一个温暖的拥抱；渴望有一个声音在耳旁告诉他：其实，你可以不用这么拼。
每个人的生命经验都是独一无二的，语言能够承载和表现的，实在太少。而语言和抽象的迷雾又容易使人盲目，看不到被高度概括化的那些男人和女人的活生生的故事，看不到那一个个等待倾听的灵魂。
前几天读到蒋勋的一篇文章，他说，读《红楼梦》是一个学习宽容的过程。在《红楼梦》里，曹雪芹引领我们去看各种不同形式的生命，高贵的、卑贱的、善良的、残酷的、富有的、贫穷的……他通过一个个不同形式的生命，使我们知道他们为什么“上进”、为什么“洁癖”、为什么“爱”、为什么“恨”。生命是一种“因果“，看到”因“和”果“的循环轮替，也就有了真正的慈悲。
蒋勋说，慈悲”不是天生的，“慈悲”是看过生命不同的受苦形式之后，真正生长出来的同情和原谅。
那么，在这个“谁活着都不容易“的时代，我们可不可以像曹雪芹写《红楼梦》一样，去关心每个人，关心每个人具体的生命进程，像欣赏一朵花一样，去欣赏每一个生命；只叙述，不比较，不评判，在这个过程中，让爱自然生长。这样的话，我们的语气里或许会多一些谦卑和柔软，也没有那么多义正辞严和理直气壮，来告诉别人，应该怎么生活。
柏拉图说，请善待他人，因为每个人都在进行一场残酷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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