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有一种感觉：无论怎样的文章，一旦进入语文教材，顿时好像被封了圣——本来活泼泼的面容都变成木雕泥塑一般，配飨在圣殿里，让人亲近不得。朱自清先生的《背影》就是个例子：自从中学语文课上学过一次之后，二十年来，我再也没有认真地读过一遍。原因是：语文课上读“伤”了（一如过分地吃某样食物，吃伤了一样）。
我们读《诗经》，每首诗题目的下面都有硕儒亲手贴上的“美”“刺”的标签，先入为主，放在这里框住你情感，使你品不出诗句的本味。念中学的时候，我们学课文也大抵如此——《背影》被贴上的标签是“美父爱也”，作为学生，我们必须从文章的字里行间射覆猜谜一般找出这微言大义来，着实无趣得很。那时我便想：唉，这贴标签的人太图简便了，儿子与父亲之间微妙复杂的情感，哪是一个“美”字能说得尽的！
现在回想起来，把《背影》塞到中学生面前去读，本来就是“糟蹋”了这好文章——十几岁的毛头小子怎么能和身为人父的朱自清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呢？我们那时候都“太聪明了”、太自我了。
张祥龙先生在《家与孝——从中西视野看》里说：
“孝，意味着子女与（年老）父母和祖先的生存时—间在意识层面上的再交汇。……人类子女去养育自己的子女之时，这个与他/她被养育同构的去养育经验，这个被重复又被更新的情境，在延长了的人类内时间意识中，忽然唤起、兴发出一种本能回忆，也就是长期的、哪怕是内隐的回忆，过去父母的养育与当下为人父母的去养育，交织了起来，感通了起来。当下对子女的本能的爱，与以前父母对自己本能的爱，在本能记忆中沟通了，反转出现了，苍老无助的父母让他/她不安了，难过了，甚至恐惧了。于是，孝心出现了。”
正是这样，韶年依稀的回忆往往会在我们成年后重新上演一遍，不过是我们扮演起那时父母的角色。所以同样的文字，在“青春作伴”时读来和在“挈妇将雏”之际读来也就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
“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背影》）
今天读起这样的文字，我也有一种“眼泪要来了”的冲动。回想起十多年前，家里人送我去上大学，我父亲背着手走在前面，我和我母亲走在后面，母亲突然对我说：“看你爸，驼着背，都成了老头了。”——那一刻，我的心情和佩弦先生一样，是非常不平静的。
我尝戏言：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母亲的角色是“乐”，父亲的角色是“礼”，母亲的形象是“仁”，父亲的形象是“义”。这话虽是笑谈，却也能得到心理学上的印证：父性在我们的心理上所具备的功能是阻断，它与母性的一体化功能相反，会对事物进行分割和剥离。它将世界分为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父母与儿女等，由此建立起秩序。父性是秩序和社会规范的实行者，拥有权力，训练孩子遵从规范。（日本荣格派心理学家河合隼雄语）——看着昔日无所不能的父亲，那个世界秩序的确立者，那个在我叛逆期无数次想要挑战的“专制的权威”，不知什么时候变的颓唐、衰老了，他所象征的“礼”的权威早就已经只剩下一副空架子了，可却依然努力保持着我熟悉的冷峻与尊严。他踽踽独行的背影，无法不让人产生一种悲悯与伤感。
韩军先生在《生之背，死之影：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说，是父亲衰老的形象引发的“死亡意识”促成了朱自清创作《背影》，由祖母到父亲到“我”到儿子形成了一条无尽延伸的生命的链条，这里面蕴含着多少言语表达不出的深切的情感，都定格在了父亲吃力爬上月台的那一幕里。——我不知道韩先生的解读是否得到了《背影》的三昧，但确是得到了一个望着父亲背影的儿子的心。
重读《背影》，一面是燃起了我们“父母唯其疾（老？）之忧”的感慨，另一面也让我们不得不产生进一步的思考：如何将这份感慨转变为与老父相处时的恰当态度，寻找到一条能够尽到儿子的本分、使自己心安的道路。
在古人那里，教导我们怎样做儿子的话有很多，顶要紧的就是“孝”——“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每读这样的圣训，都让我有些头大。（我很疑心这话是不是孔夫子说的。《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有一段话：“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这话是通的。《孝经》里只是把“礼”改成了“孝”，啧，我怀疑是后儒派到孔夫子头上去的。）
孝，本来是人人都有的、最自然不过的情感，平白在往圣先哲的高头讲章里染过一水，倒变得让人有些生厌了。
我想，这一方面是因为古人在强调“孝”作为“仁之本”的意义的时候，把话说的太过夸张，脱离了日用不知的庸常的语境，脱离了心乎爱矣的情志的直觉，变成了强加于人的概念；另一方面是因为后来的儒生执着于圣人口中的只言片语，把具体情境下的“活话儿”凝固成了僵硬的道理，在古往今来儿子们的头顶上加了太多的“应该”和“必须”，使得儿子们在处理父子关系的时候缩手缩脚，完全居于被动的位置，不敢越雷池一步，天然的孝心反因此得不到主动的发动扩充，使“孝”成为了徒具形式的居则致敬、礼貌周全。
其实在圣人那里，并没预设过什么“道德行为的框架”，不过是用当下的人情去应对当下的事理，不拗着人情也不拗着事理，而已。我们似也应该本着这样的态度来处理父子关系。
父子相处，最该遵循的“事理”是什么呢？——是要亲近，心要相通，能坐在一起看看电视、喝点啤酒聊聊天，不要把关系弄僵。这话说着容易，其实做起来也不很容易。譬如，孟夫子有一位朋友名字叫作匡章，是全国有名的“不孝之子”。孟子很体谅他，说这位章子并不是不愿意管父母的生活，他是有和父母亲近的孝心的。问题出在：他与他的父亲都有一点完美主义，总乐于用比较高的标准去要求对方（“责善”），所以常常互相指摘缺点，这样就把关系搞僵了、不好见面了。（原话是：“夫章子，子父责善而不相遇也。责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见《孟子·离娄章句下》。这个道理在孟夫子在另一处也提到：“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见《孟子·离娄章句上》。）
站在儿子的立场上，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孟子口中的这个“不责善”呢？我们不妨借洋人的理论来做一个解释——
德国的大哲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的方式称之为Fürsorge（译作“烦神”、“操心”或者“牵心”）。Fürsorge分为“本真的”与“非本真的”两种极端形态（日常生活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表现为一种混合的样式）。非本真的烦神（einspringen）是把持，是越俎代庖，是把他人应做之事整个拿过来，把他人变成自己的附庸。而本真的的烦神（vorausspringen）则是放手，是疏导，指的是让他人做他应做之事，让该“烦”的人自己去“烦”，关注的不是对方需要什么东西，而是其独立自由的生命本身。
我们作为年轻的儿子，常常与新鲜事物接触，头脑日日更新；而老父呢，渐渐落伍，思想是趋于保守的，生活是趋于僵化古板的。两种生命形态相遇，很容易出现龃龉。作为儿子，倘自作聪明，指责“昔之人无闻知”，以“责善”的姿态劝老父“大人宜改体”（这是王献之对王羲之说的话），就容易出现父子关系的“离”或者“疏”。“不责善”，就是说，我们对于他们的生命形态、生活样式、思维方式要给予最大程度的尊重与包容。孔夫子讲对父母要“敬”、要“无违”，孟夫子说的事亲不要只“养口体”，要“养志”都是这个道理。
我们看《背影》里朱自清先生说：
“他（父亲）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坐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直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朱父只能、也只会用这样的方式表达自己心里的爱，四五十年的生命之流早已冲刷出了极深的行为方式的“河谷”，我们要顺着这生命之流去体会他们的情感，不要逆着、生出许多抱怨来。
那么，父亲倘或确有做的不妥当的地方，作为儿子，是不是可以抱怨呢？我体会圣人的意思，大概是可以的。孟夫子说：
“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孟子·告子下》）
意思大抵是：父母如果有大的过错，孩子却不抱怨，这是更加疏远父母的表现；父母有小的过错却去怨恨，这是太敏感了，一点都不能受刺激。疏远父母，是不孝；不能受一点刺激，也是不孝。
作为圣人，这话说得已经很活泛了。很多时候，“怨”是一种关系亲近的体现，不怨，反倒是因为没有“烦神”的缘故（孟子：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作为儿子，我们可以接纳与父母相处时产生的这种情感，不必摒弃它。但要紧的是，不能沉浸在这“怨”里面，不能使这“怨”凝固为一种刻板的态度，累积成一种彼此的隔阂。梁漱溟先生谈儒家处事的态度时说：“……喜怒哀乐都不要紧，本是生机流畅，完全无碍。最怕添了一点（主观上自我）的意思，则生机滞涩，以至于苦也。”——我们与父母相处也是这样，一时不快，抱怨生出来了，就由它生，但情形变了，也要让它过去，俗语所谓“不记仇”是也。父母对于孩子，是永远不会记仇的，所以，只要我们打开自己的心，就并不难与他们和乐地相处。爱日苦短，我们是应该惜福的。
拉拉杂杂说了一大篇，是自己做儿子的一点体会。我做儿子是勉强及格的水平，所以也不敢说自己的这点体会就是对的。
按理，讲完了“怎么做儿子”还有一篇“怎样做女儿”，但我想“父女关系”应该是另外的一门学问，我素无研究过，所以就暂付阙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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