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拙著《解密民国第一案》】
正当抱犊崮票客们纵身一跳的时刻，以孙美瑶为首的孙军司令部在金銮殿的石洞中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孙美瑶、郭琪才、周天松、王继湘、褚思振、刘清源、孙鸿图、朱陶和孙美松等三十多人。
此次会议的目的，就是共商退敌解围之策，大家对此进行了一番激烈的争论。其中有人主张放弃抱犊崮根据地，把队伍转移到鲁中、苏北一带活动；有的主张采取围魏救赵之计，包围曲阜城、绑架衍圣公，拿孔子后裔跟北洋政府做交易。
孙美松是刚刚从上海赶回来的，对于“山东建国自治军”的困局，国民党与孙中山方面也在密切关注，并积极寻求出了一套脱困之策，因此才有了孙美松所传达的张聘卿的指示：“要想解抱犊崮之围，非得在津浦路上闹出个大动静的不行。”
此言一出，孙鸿图和朱陶等人立表赞成，于是孙美松又提供情况道：“津浦路的特别快车，回回有洋人坐。只要抓到了洋人，就不怕抱犊崮不撤兵。”
作为孙美珠的挚友，张聘卿一直在密切注意着抱犊崮的动静，当他惊闻孙美珠的噩耗后，曾在家里设置灵堂致祭，为之痛哭三天。在官军围山之初，联络员朱陶曾到上海将孙部的艰危处境汇报给了张，张聘卿于是暗暗思忖起应对之策。张的寓所就在当时的法租界旁边，又紧挨着公共租界，青帮里面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无所不有，因此消息非常灵通，因此张聘卿才在心中勾勒出一个“一石三鸟”大闹津浦线的惊世之举——因此说，“民国第一案”的真正策划人就是张聘卿！
可当时贫弱的中国是十分忌惮列强的，尤其是不敢随意招惹流氓成性的日本人，否则就有可能酿成严重的国际纠纷，最终不仅北洋政府会倒霉，自己也不会有好果子吃，因此很多人害怕引来更多麻烦而有所疑虑。
不过此举毕竟是得到了孙中山总理的首肯，当时急于翻盘的国民党更愿意给北洋政府难堪，给直系的大佬们一个烫手的山芋。因此长期关注临案的沈印骞认为：“临城劫车案，实质上是由国民党政客、会党首领策动的，由孙美瑶、郭琪才等首领组织实施的一次以洋人生命为赌注、以打击北洋军阀统治为目标的、具有政治目的的历史事件。”【沈印骞《临城劫车案内幕》】尽管国民党方面表面上不承认。
而且多绑架几个洋人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已经有同行这么干过了，此人就是河南马子、绰号“老洋人”的张庆。
张庆是河南宝丰人，民国初年因天灾人祸造成家境困难，因此他才跟着哥哥张林一起投奔了当时著名的“反政府军”首领白朗的队伍。白朗失败以后，张庆改名张廷献后投入河南督军赵倜之弟赵杰的队伍，到1922年时他已经升任连长。由于联奉反直的态度，赵杰所部被冯玉祥部所击败，并最终被迫解散，于是张庆拉出所部人马及散兵约300人起立山头，开始了自己的土匪生涯。张庆的队伍借着河南、安徽一带的乱局迅速坐大，到当年10、11月间竟连陷河南十多个县，甚至还掳去了英、美、法、意、瑞典五国的教士及男女商人二十余人，引起五国公使的严厉抗议。有鉴于投鼠忌器而剿除不了，吴佩孚只得以较为优厚的条件收编了张部，这正是1923年初的事情。
从张庆劫持洋人一事上，张聘卿就已得到了启发，而且他还曾根据《奇门遁甲》中的《烟波钓叟歌》推演出一句“穷干看幻，利在津浦线”的彖辞。从此以后张聘卿就开始格外关注有关津浦路方面的消息，不久他就得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因在1917年参加协约国而取得战胜国的地位，当时的北京政府很想借此机会把由外国人控制的关税权收回，因此定于5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关税会议。中外各有代表参加，在上海的一些外国代表将于5月4日离沪，并于5月5日在浦口转乘蓝钢皮特别快车赴京，且已经预约购买了联票。在这些人中，主要有美国总税务局的代表鲍育、法国公使馆参赞茹安等，另外还有美国红字会的代表和一批中外记者，这些人北上的目的是应邀前往参加山东修复黄河堤坝典礼大会的。
想到这里，一个“劫车掳票、逼官兵撤围，就抚受编，仿尺蠖之曲”的惊世决策，已经在张聘卿胸中化为成竹。张聘卿于是向孙美松面授机宜、细陈方略，然后打发他速回山东转达良策。
为免引起过度的国际风波，张聘卿还决定尽可能让日本方面无法插足。孙中山、国民党方面与日本有非同寻常的关系，他们恐怕也担心恶化二者的关系；日本对华态度非常强硬，尤其是在山东问题上有明显的侵略倾向，因此绝对不能给日本人留下进一步侵华的借口。以上两点应该是张聘卿当时该考虑到的，不过日本人当时与山东土匪的关系也是相当微妙的。
话说在1920年前后，山东地区有3万土匪都与日本的供养和某种保护有关，比如著名的军匪刘桂堂。在这种背景之下，“山东建国自治军”当然也进入到了日本人的视野里，孙军里有一位头目名叫尤吉三，此人曾经游学过日本，并与日本同学伊藤集吉关系甚好，因此日本方面特派出伊藤集吉利用尤吉三的关系同孙美珠接洽。伊藤称扬孙美珠为当代英雄，劝其自成局面，而关东军方面可以援助其武器弹药，并可派出教官协助孙氏训练军队。伊藤还表示他本人愿留在孙部为其出谋划策，充当顾问人员。孙美珠表示欢迎伊藤来当顾问，也接受武器弹药，但拒绝了日本教官，显然他对于日本人还是有很强的防范之心的。
此后伊藤就以“张建培”的名字，往来于关东军与抱犊崮之间，被人称之为“洋参谋”。劫车案发生后不久，当时的《济南大民主报》就曾登载道：“据某外人报告，前人边防教练之某国人伊藤集吉，改名张建培，现在匪中参预机密，匪众皆称之为‘洋参谋’，甚得信任。据匪中传述，彼于今年二月间，始投入匪中，所有一切武器，皆由彼联各方购买而来。”当然，上述报道未必全系事实，但足见自治军与日本方面的某种复杂关系。
因此到了张聘卿这里，他便开始精心设计让各类日本人士不再乘坐那趟将要被劫持的列车——劫车大案事发后，当时的《字林报》就有一条报道：“据中国官员称日本萨哈连总督某氏，亦于肇事日由南京购票北上，旋因得报告，旋即收车票取销。”由于青帮人士联系较为广泛，张聘卿肯定是动用了这些关系，使用种种方法来巧妙地阻止日本人士在这一天的北上（在鲍惠尔的回忆录里，他指出曾看到有日本乘客在徐州下车）。
很显然，张聘卿这位自治军的幕后高参，已经将自治军的当下和未来都想好了，那就是要大家走张庆就抚的道路，以暂时保存住实力为上，静待将来局势的变化。
孙美瑶、郭琪才、丁开法、朱陶等人认真地研究了张聘卿的这条大计，最后孙美瑶终于做出了一个决定：部队南移，准备劫车。
经过一番仔细的研究，劫车的时间确定为公元1923年5月6日（古历三月二十日）凌晨2时50分，目标列车为京沪第2次特别快车，也就是当时俗称的“蓝钢车”。
劫车地点确定为临城沙沟间，即津浦线607公里6米之道房（即铁路旁工人所居住的小房）附近，此处地名叫“姬庄”，距离沙沟约有5华里。选择此处动手其实还是颇费了一番苦心的：
第一，这里距离褚思振的老家沙沟很近，孙军经常活动于这一带，地形较为熟悉；
第二，靠着修路工人道房，用工具方便；
第三，路轨为9节拐弯处，火车通过时是必须慢行，易于劫车。
除了以孙美松部留守根据地外，此次前往临城劫车，以孙美瑶为总指挥，指挥部就设在姬庄，部队主要被分为两个部分。
劫车部队：以周天松、丁开法为指挥，分选孙、周部身强力壮、精通武术者持短枪劫车，另以王继湘为敢死队长，负责破坏铁路。
掩护部队：郭琪才率部身藏短枪，秘密潜入临城街里和车站附近监视和牵制第6旅的驻防部队，以及徐州、兖州警务段的警务员。刘清源、阎守聚两部位于临城、枣庄间牵制6旅驻邹坞的部队，以负责打援和接应。王守义和褚思振部则隐蔽在铁路以西的埠岭和白山一带做预备，负责牵制滕县、峄县两地的警备队。
原先在微山湖一带活动的李廷臣、侯六合部配合行动，遥作呼应，使得韩庄、徐海一线的驻军不敢轻易出动；吴溴部出没于马庙、峨山口之间，忽东忽西以牵制6旅前沿阵地之兵力。此外还安排有一些内应，孙部事先派出了30多人化妆成为行旅客人，从安徽蚌埠等地陆续登车。
临城当地的火车司机吴全福也是安清帮成员，在劫车以前孙美瑶还曾秘密会见了吴全福，要他介绍一下铁路行车情况，由此令孙美瑶等人更有了劫车的把握。
5月5日傍晚，孙军主力800余人从邹坞跨过临枣铁路，至夜半时分到达姬庄，埋伏于铁路两旁的麦垄间。接着，由王继湘部控制了道房，至6日凌晨1点左右，王继湘率敢死队携带着道房内的工具，将枕木下的石子掏空，将枕木上固定钢轨的螺丝做了松动，又将连接钢轨的鱼尾板给卸掉，使得钢轨错开一点位，而乍看上去仍跟没动过一样。
至此，一应准备工作皆已就绪，就等着目标列车的到来了！而列车上的人们对此还一无所知，没有任何预感……
到了2点多的时候，当406号机车拖着蓝皮车厢行驶到钢轨松动处时，机车猛一下沉，吓得司机赶紧刹车！但是由于巨大的惯性，列车一直向前滑行，机车轮下的钢轨被压倒，机车于是出了轨，开始向道房冲去……待到冲毁道房后，列车也刚好停住了，但造成了后面的一辆邮车和一辆三等车歪斜。因为钢车特别重，加上只有1节轨倒了，所以其余车厢都仍旧停在了路轨上。
从列车的反响上不难看出，这等劫车手段是如此高明，如果没有熟练的铁路工人的帮助，肯定是干不出来的。但是由于劫车还是“新娘子上轿——头一回”，所以负责上车拉票的周天松部，在蓝皮钢面前就有点不知所措了。
劫车亲历者的回忆，大致是可以跟鲍惠尔等亲历者的回忆相印证的：当列车甫一停住，由精壮青年组成的匣子枪队就立即冲了上去，他们胡乱放着枪就去试图爬车，当时车上的乘客很少，但却有一个排的官兵押车，可等到他们接近列车时，那一个排的官兵却不知道跑哪去了（这是事后才知道的）。他们摸到列车后先砸门，可门是两层的，怎么砸也砸不开，人上不去，因为心里害怕被押车的人反击，所以没一会儿就吓得开始往回跑，结果一口气就跑到了一里外的树林子里。
“四圈把”（周天松的绰号）骑着马赶上了大家，把他们训了一顿，又把大家给撵了回去，因为并未看到列车上的人反击，所以大家就大着胆子赶快跑回到列车那里。到了那里才惊奇地发现，车门居然已经打开了，原来是人家丁开法部在砸坏了玻璃以后进去的，随后也就把门给打开了……
被劫持的旅客究竟有多少，各类的书面材料上的说法是不同的，当时对劫车案做迅速的深入跟进报道的陈无我先生推断，被绑走的乘客约有八九十人，加上车役共约百人。
因为外国人都坐一、二等车厢，所以他们的数据相对较为准确，总计外国乘客总数约为39人，其中乘间逃脱或作为仆人未被绑架者11人，劫案发生时被打死1人，途中中流弹死亡者1人（英国籍），已被绑架到山里没多久即获释或在中途获释者10人（多为女性和孩子），被架入山长期羁押者共16人。
车上的国内乘客总数不详，当时报纸上曾有相关报道称“逃出或伏匿得免者，计23人”，被绑架后登记的旅客约有42人，其中包括袁世凯女婿杨琪山【又名杨毓珣（1895—1947），安徽省泗县人，北京陆军大学第五期毕业。他的伯父杨士琦是袁世凯的心腹谋士，因这层关系，他后来娶了袁世凯第三女袁静雪。】、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洪锡麒、南京教育科长张绳祖、《申报》记者康通一、火车司机郭鸿逵等。
由于这些中国票客作用不大，所以就被陆陆续续的释放掉了，只是财物多半被洗劫一空，但也有像洪锡麒教授是在家人交纳了3万元赎金后才获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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