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生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合上这部《万历十五年》，我闭眼吸气，稍作回忆。万历皇帝任性却无法恣意的无奈，张居正窥见狂澜却难以挽救的无奈，申时行以中庸转圜于朝臣帝王间却左右难圆的无奈，戚继光的大志难申，海瑞的清贫古怪，李贽的乖张恣意都浮现在眼前。
在这些人中，有的高居庙堂，一人之下，谈笑间风云巨变；有人修身齐家，却在千百同僚的唾弃中，在治国的大梦中郁郁而终；有人看尽官场炎凉，告老还乡醉心哲学最终却只留下一段笑谈。就个体而言，他们中任何一人的生死尚不足以推动历史。但从他们发散开去，推及整个朝堂，上至君王，下至小吏似乎都被一双无形的大手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大厦将倾，而每一个官员都是那早已朽烂的椽梁钉卯。可能在万历皇帝看来，这无非是一场报复性的对抗，天子既然没有实际的自由，那也绝不和文官集团合作，他万万想不到强势的文官集团将在短短数十年年后将大明王朝推向覆灭！
《万历十五年》英文原版书名执意过来应该是——“1587，无事可记的一年”。纵观全书的确如此，1587年平平无奇，万历皇帝最为信任的臣子和老师——前内阁首辅张居正去世已有五年，此时的内阁首辅也变成的曾经受张居正拔擢的申时行，一切看起来合情合理。然而，整个大明帝国的政治体系此时已经暗流涌动。彼时的文官集团已经发展到一个时代最为强盛的阶段，而这种强盛也开启了本朝的衰败。
我认为《万里十五年》为读者所揭示的不仅仅是大明王朝覆灭的原因，同样的历史规律可以推及从西汉起的整个中国历史。就连作者本人也说“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贯穿全书的观点认为：明朝覆灭的根本原因在于以“文官集团”为主的政治体系治国的根本在于深植于文官思维中的“道德”，即儒家学说。由于法制的难以健全（从西汉起至清末都存在这一问题），道德成为治国治民的主要依据。
这一点从两件事中就能窥其一二：一是皇帝与官员的矛盾起始于皇帝希望立皇妃的孩子而非正宫皇后的儿子为太子，整个文官集团为此而集体抗议，认为有悖人伦及祖训。皇帝为此而将立嗣一事一推再推，文官集团以逼迫的态度一谏再谏，最后皇帝罢朝，文官自治。再是地方官员处理案件也以道德中所谓的善恶为主，在海瑞的著作中就表示的当时案件的斟酌标准：“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乡官，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在法制难以健全的历史背景下，这样的治国思路似乎并无不妥，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治国归根结底在于“人治”而非“道治”。“道”充其量是“人治”的工具。所以起根本问题在于“人”，治国之人在开朝之初由于百废待兴，体量略小等原因尚以开国皇帝及功臣为主，但随着国家经济，人口的发展，皇帝也因为传承和能力问题难以拿捏举国之事，文官集团在这个阶段得以成长，他们为皇帝建言献策，替皇帝掌管天下，由于通信交通的落后，最为真实的国情往往掌握在基层官僚和对其有提携之恩的肱骨大臣手中。掌握第一手信息的优势往往会转换为实力。随着朝代的发展，由于盘根错节的政治关系和人际关系，渐渐形成了最具实力的帝国政治核心——文官集团。他们向上为皇帝负责，向下治理黎民百姓，维持帝国的正常运转。
这一切看起来再合理不过，但是集团掌握了帝国的经济和政治的文官集团也终究逃不过太史公那句“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历史箴言。文官集团成为了一个社会最难以言说的存在——既得利益群体。此时，他们将不再与皇帝站在同一阵营，更不可能与黎民百姓共情。那么此时，所谓的道德恰恰成为了他们维持从社会得利，以及把控权力的工具。他们拥有解释纲常伦理的地位和能力，他们拥有掌握社会思想的钥匙——即约束社会条文的解释权。此时的文官集团内部互相之间已经被一张无形的大网牵连起来，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只能通过某些现在称之为“默契”的规则维持这个群体的平稳，文官集团的平稳，带来的就是政治体系的稳定，但社会仍在进步，这种进步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一天便会不断向前，“稳定”的文官集团将再也无法控制这样的社会，帝国或因内部动荡或因外部入侵随之走向衰落。
张居正清醒且深刻的意识到这一点，希望做出改变，他利用皇帝对自己的极度信任，拔擢亲信，推进改革，希望能力挽狂澜于既倒。但当他做出选择的一刻，就已经站在了文官集团的对立面，生前尚有帝王的庇佑，文官集团多次抗衡均以张居正胜利告终。但政治斗争向来就不是某个官员的专利，张离世五年后被清算，清算自己的人恰恰就是曾经给予自己最大的信任的学生兼主子——万历皇帝。
万历皇帝也不过是无意中做了一次文官集团手中的工具。此时的皇权已经不再是表面上的“率土之滨有，莫非王臣”，这种强大的制约让万历无心朝政，拒绝与文官合作，自我放弃。
申时行成为首辅大臣后，依然想推行改革，但他选择和张居正大刀阔斧完全背驰的怀柔政策，他在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转圜，希望能以时刻站在对方的立场上的“好人”形象对帝国的政治体系进行温柔的校正。但没有人接受他的好意，甚至唾弃他的委曲求全。毕竟在利益面前，谁都不愿意退让半分。
《万历十五年》所揭示的历史规律并不复杂也不新颖，但恰恰就是这样简单的规律却在历朝历代都难以破解，就像一把无形的枷锁死死的锁在某一个时间点，只等着帝国走向那个点，便会奏响覆灭的乐章。究其原因，其实张居正的努力已经给出答案——坐而论道容易，找到出路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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