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以后，我把心里最不踏实的一件事告诉大茹：我缺乏一技之长。
我己经二十六岁了，当学徒，我不甘心。
那天，我在大峪中学门口遇到了我的高中同学李继芬.。那个朗读天才，长得细眉细眼的，读课文象炒豆子一样清脆的女生。那时候，每逢开讲新课文， 老师总是点名让她给大家先读一遍。她读书时 ,无论声音高低,语速语调的感染力，在我们看来，都不逊于电台的播音员。如今，她己经从师范学院毕业分配到大峪中学当上了语文教师。
她离我十步远先停下了，仿佛看到外星人似的那么惊异。那神态分明是在嘲弄我：你怎么会落魄到这步田地！
我看着她 ，示意这六年你还是老样子，我还能认识你。眼晴还是那么细 。好象阅读之外，你的视力大概也出了问题。
除了我的自尊心被拷打了一顿之外 ，我们竞然什么也没说，擦肩而过。
百米之外，我停住脚步。我甚至不知道我要去哪儿,去干什么。
我叫着自己的名字,愤愤告诫说:你要加倍努力,一定要让他们仰视，才能得見！
王敏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当了厂长。军宣队完成了使命回营房了。我被留在党委办公室 当了秘书。
新来的党委书记是原局党委宣传部长李红岩。他是三八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是个文化人，参加革命以前是个教书的先生。他矮个子，干瘪，驼背 ，满脸皱纹。是一个干什么事都一本正经，喜欢叫真的人。他对任何人都直来直去，对就是对，不对的立刻批评。好在他对事不对人，时间长了，大家也习惯了，相处得也很好。
和他相处不好的是我，这个老夫子以私书先生的角度来挑剔我的文章。他每月开一次全厂职工大会，因此，每月的总结报告我要认认真真去写 。就象是学生的月考一般，很少有他满意的时候。短不了反复修改。再加上每季，每年的总结报告，我还要参加常委会，工作量可想而知的。对这种枯燥的文字我不感兴趣，他却不断地开导我：写文章，要尽可能多地掌握材料，分析要鞭辟入里，结论要真实可靠。
虽然都是写作，我追求的是刻画形象。令我感到安慰的是我可以借助工作的机会了解更多人的生活状态，积累更多的人物细节。
我记得有人说过这样的话：文学作品中唯有细节是真实的。一时间，我脑子里塞满各种各样人的小故事。遇到和家人朋友聊天时，我的小故事能生动地调动大家的想象力，他们都说我的记忆力超强。
其实我的记忆力並不是很好。在无意识记忆方面我比大茹差多了。为了证明这一点，我故意把几个人的故事编排在一个人身上。果然经我编排后的人物故事，更有吸引力。
七零年以后，我开始尝试着写小说。记得我以一个工程师的遭遇为主线，写了个爱情故事。这篇起名《俞敏》的小说，读给大茹听过之后 ，她竞然感动的泪流满面。
“寄出去吧，肯定能发表！”她鼓励我给文学刊物投稿。
可那时多数刊物都还在停刊。
从此，我心底那一点点微弱的、渺茫的想法逐渐孕育成一个实实在在的梦：一定要让我的作品变成报刊上的铅字。
那时候，我和大茹搬到了黑山小楼的一间八平方米的小屋里。第二年十一月我们的儿子出生了。除了这八平方米，我们这三口之家没有任何活动的空间：对门十二平方米的大屋被一个双目失明老人佔着；三平方米的厨房也住着一户人一一大峪中学一个被冲击过的老教师。
我的文学创作就是在这八平方米的小屋里开始的：夜深人静，我把用合页固定在床头上的一块二十公分宽“桌面”支起来，人坐在小马札上，铺开稿纸，我脑海中的人物便鲜活地、纷纷出场了……
以后，北京的《十月》，陕西的《延河》，河北的《长城》，都收到过我的小说稿。多数编辑都认真阅读过我的小说。他们说我文笔好 ，並给我提出中肯的建议。
我记得《青春》的编辑看过《俞敏》之后，对我的小说大加赞偿：“文笔好，故事曲折可信，深受感动。因本刊刚刚复刊，板面实在有限，建议转投其他刊物。”
这些刊物，虽然没有采用我的稿件，但编辑们的回信却不断坚定我的信心，就象拉拉队一样，为我加油鼓劲。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初，《北京日报》文艺部赵尊党先生给我寄来了一张周日发行的《工农兵文艺》的小样，那上面刊登了我的小说《新主任》。
看到小样，我激动得彻夜难眠。周六上午九点我就守在新桥大街上，迎送过往的行人 ，盼着送信的郵递员赶快出现。当我厚着脸皮，从一个郵递员手里翻开一张《北京日报》，找到了《工农兵文艺》，却没有我的《新主任》。
我的心凉透了。心里仿佛有什么东西粹裂了。“难道煮熟的鸭子又飞了?”
直到熬过了一周，十二月十六日，我的名字真真切切被印成了铅字，印在了《北京日报》上，我的心里才一块石头落地：我真正成了一个业余作者了。
之后半个月，《北京文学》郭德润先生来信，约我去改稿。
原来我的《新主任》一稿两投。郭先生也说我的这篇作品有”修改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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