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心目中，唐诗宋词便似乎已经将诗歌艺术穷尽了，唐宋之后的诗词总给人一种时过境迁的感觉。其实元明清的诗词艺术同样成就很高，只是稍逊风骚而已。诸如吴伟业之《圆圆曲》，直追白居易叙事风格；纳兰容若纯真似李煜，并非到了无足论道的悲惨境地。
众多诗家之中，查慎行便是十分突出的一位。查慎行，清代著名诗人，早慧，五岁能诗，六岁工属对，十岁作武侯论。受经史于著名学者黄宗羲，诗法桐城诗人钱澄之。其诗得力于陆游，受苏轼影响亦大。袁枚称道其诗“一味白描神活现，画中谁似李龙眠。”赵翼则认为“梅村（吴伟业）后，欲举一家列唐宋诸公之后者，实难其人。惟查初白（查慎行）才气开展，工力纯熟，其功力之深，则香山、放翁后一人而已。”
查慎行的后代亦名人辈出，其中有两位格外令人侧目。一位是以翻译普希金、雪莱、拜伦等著作而闻名于世的著名翻译家、诗人穆旦（原名查良铮）；一位则是著名的武侠小说家金庸（原名查良镛）。
耐人寻味的是就继承中国传统文化而言，两人的态度却有着明显不同。穆旦曾经对一些年青的诗人说过大意如此的话：“近来看了许多古诗我感到很失望，中国古诗的意象太陈旧，完全无法作用于现代诗歌创作。”
金庸则自始至终都对中国古典文化推崇备至，表现在他的武侠小说中不仅武侠人物多有古风，表达方式古色古香，甚至小说《鹿鼎记》的回目还直接袭蹈其先祖查慎行的诗句。
我对于二位先生都十分景仰，不过就继承中国传统文化而言更赞同金庸先生的主张。我始终觉得当下的所谓现代派诗歌缺少灵魂，直白地说就是掉了阳气；没有多少艺术性可言。中国诗歌欲取得长足进步，重要的不是向西方诗歌取经，而是要将目光转向东方，转向我们的民族深处，那就是中国古诗。
可惜那些所谓现代派的巨擘对待中国古诗持完全的否定意见。反正前人已经作古，如何评价前人的诗歌全凭这些人一张嘴。更有甚者太多的信口雌黄之言，将数典忘祖之风发挥到一种极致。
西风东渐之盛，已经到了唯西方是从，唯现代派是从的程度，最终诗歌完全没有一点民族性可言。最终撞在了民族审美情趣的南墙之上，读者对于诗歌越来越敬而远之：“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
我总在想，中国古诗有着几千年的丰厚滋养，无论如何是能够造就出大批优秀诗人的。现代诗歌创作完全隔断同古诗的联系是不可想象的，恐怕在这个世界上也只有这些现代派的诗人们做到了完全同自己民族的文化传承作彻底切割。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中国诗歌的一种进步，还是中国诗歌的一种荒谬的具体体现。
我自始至终都认为向中国古诗取经是中国现代诗歌发展的一种重要途径。当然在这方面需要天才的创造，如果我们真的能将中国古诗一变而为现代诗歌创作的丰富矿藏，这意味着这一发展方向将为当代中国诗歌开辟出一条十分广阔的前景。
具体说到我与查慎行的渊源，还得说到这样的一首诗《舟夜书所见》，曾经被入选过高中课本。原诗如下：
夜黑见渔灯，
孤光一点萤。
微微风簇浪，
散作满河星。
一直以来，我都深为这首诗所吸引。我总觉得这其中蕴含着某种让人无法捉摸的魅力与美。仿佛是闪烁在茫茫暗夜里的一星光亮，感觉着近在迟迟，实则遥远无比。种种感觉如同柯罗连柯在其散文诗《火光》中所描绘的那样。
是多少年后的一个夜晚，我濒临一片朗月照耀的水域，看着汹涌的波涛将皓月散作千丝万缕，我忽然回想起多年以前曾学过的这首诗。刹那间，我感到自己似乎触摸到了某种十分诗意的东西，这种诗意的获得与才华无关、与自己多年来的苦苦求索也无关。这种诗意的获得只与年龄相关，与一种内心的宁静相关，这是多年前懵懂蒙昧的我所无法感知的。于是我欣然写下了这样的一首诗《怀着一颗驿动敏感的心灵》：
怀着一颗驿动敏感的心灵， 我用浩瀚的海洋盛装明月。 得到的却只是记忆的碎片， 澎湃汹涌间散作千丝万缕。
历经岁月沧桑痛苦的煎熬， 心灵复归平静若一泓止水。 却收获破镜重圆皓月一轮， 深藏记忆深处似从未失去。
诗歌的第一部分显然承袭了查慎行诗歌的原意，诗歌的第二部分则在此基础上有所升华。大意谓年青之时是那样壮怀激烈，总试图用大海去盛装明月，只有到事过境迁才明白，有时虽然只是一泓止水却能收获一轮完整的明月。
这首诗是抒情的，却也蕴含深邃的哲理性，融古诗的意境于现代诗歌创作之中，很能体现出我的诗歌诉求。应该说古诗并非不能运用于现代诗歌创作，只不过在今天、在这种探索远未取得成功前，其探索之路恐怕是异常艰辛的。它要求诗人不仅对现代派诗歌创作相当谙熟，也要求诗人甚至对古诗创作也要有自己的洞见。
同时因为它是一种新生事物，读者接受这样的诗歌尚需要一个过程，需要读者培养一种全新的阅读习惯，这个过程甚至还是十分漫长的。因此，在此过程中诗人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得忍受孤独与寂寞，得不畏来自他人的漠视与否定。
有很多时候，我甚至已经做好了被一辈子埋没的心理准备，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得坚持下去，不为别的，因为只有我才能清晰地触摸到这种真正具有中国意味的诗歌创作模式。
这以后的一天，一位名“紫色心情”的网友得知我出版了一部诗集《我想起昔日的那位旷世英雄》，便提出要购买此书。说实话，这还是我的诗集出版多日来的第一次销售。收到诗集后，这位网友还专门发来短信说她特别喜欢诗集中的这首《怀着一颗驿动敏感的心灵》。网友的鼓励让我十分感动，使我有了想为她写一首诗的冲动。我便袭蹈查诗原意创作了另一首诗歌：《赠“紫色心情”》 ：
任凭晦暗无际岁月的煎熬， 我只聆听一种心灵的呓语。 仿佛是静夜里孤寂的烛光， 黯然感受命运的无助凄惶。
纵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 新的生命轨迹已悄然显现。 诗歌呵，散作满河的星辰， 而我仍将是那唯一的烛光！
诗歌第一节极言自己的诗歌创作道路之艰难，第二节与原诗虽一脉相承却能另出机杼。可能当时自己对现实还是抱有太多奢望，总认为自己能创作出如此优秀的诗歌作品，以一种许多诗人根本无法想象的方式来演绎中国古诗，在这方面我自认为是取得了一定成就的，我想我应该是看到一线曙光了吧。因此我会在诗中写道：“纵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新的生命轨迹已悄然显现。”
然而现实却再次让我的希望落空。我的诗集曾赠送给许多评论家，但很少有评论家愿意为我的诗歌作品写批评意见。或许在他们看来我的创作方式已经陈旧了，这并不是一个推崇唯美的时代，诗歌创作需要的倒是审丑；诗歌也不需要努力地挖掘祖国语言文字的美，需要的反倒是俗不可耐的口语化创作；诗人需要的不是崇高，而是崇低……我费尽心力地向一些书店推销我的诗集，很少有书店愿意接纳我的作品；偶尔有书店愿意帮我推销可是销售了一年多业绩始终为零。我并不认为自己的作品不好，可是对这样的结果真的深受刺激。我很想知道究竟是我错了，还是这个时代错了？
后来我终于想清楚了一件事，我的诗集只能亲自去销售，因为只有我才真正懂得自己的诗歌，我可以一边销售一边向读者讲解我的诗歌作品。
作为湖北人，我的首选自然是武汉大学。我在这所大学做过三天“传销”。作为一个推销人员，我并不成功。许多经过书摊前的学生甚至很是奇怪：“这个卖书的人怎么只卖一种书？”而根本不知道我其实在推销自己的诗集。
第一次销售在我巧舌如簧的鼓动下好歹售出二本；第二次似更上一层楼，售出了三本。我对这样的销售业绩并不感到气馁，我想只要自己足够坚持是会让更多武大学子了解到我的诗歌的。当我信心百倍第三次摆出自己的诗集欲向莘莘学子们宣传自己的诗歌作品藉以丰富武汉大学的文化生活时，这时却开来一辆车，走出两位城管，很是礼貌地亮出自己的证件对我说：“这里不允许摆摊。”这下好了，举中国之大，我甚至都找不到一处能够自由销售自己诗集的地方了。
所以在今天，我一直想搞明白一件事情，到底是我的诗歌创作路径出现了问题，还是这个时代出现了问题？诗歌创作到底有没有一种民族化的可能性？中国诗歌真正繁荣的路径在哪里？
或许我只能寄希望于金庸先生，请他看在我费心尽力剽窃他先祖的份上，好歹赏我一些稿费吧，让我多少能够得到来自于一位名家的认可。各位网友，你们是否支持我向金庸先生索要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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