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一个启蒙，金融观念的厘清是唯一的起点。
这缘于我们有太多的金融观念似是而非。而建立在这些糊涂观念基础上的思维模块混沌不清，但常常潜意识地支配着我们的金融思想。
一时得逞的劣币驱逐良币，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当总流通量不足以满足通货的需求”。也就是说，市场里待交易的商品服务量大，但流通的货币不足。在这个前提下，成色不足的贵金属货币或者纸币，照样可以充当交易的媒介，帮助商品转手，所以照样也被看作“良币”——真正的良币反倒被替代下来，退出了流通。既然“良币”退出，通货更不够，结果就是劣币更受“尊敬”。说到底，通货就是帮助货物流通的。既然同样可以发挥通货功能，货币成色的足与不足，又有什么关系呢？
问题是，劣币通行会刺激更多劣币的供应。一旦越过某个临界点，通货膨胀就来了。这时，事情就发生了变化，因为市场中的人们最后总会知道，物价总水平上升，钱不值钱了，或者用中国老百姓的话说，“钱毛了”。此时，可不只是良币退出交易，连“良货”——那些具有保值功能的商品——也开始退出市场。人们偏好抢购、囤积，巴不得把手中的货币全部换成货物。这时，被驱逐的就是劣币本身了。货币当局舍不得劣币吗？人们就一并驱逐货币当局。
讲到底，无论市场还是政治里的欺骗，可以长期骗少数人，也可以一时骗多数人，但绝做不到长期骗多数人。否则，人类早就完完，经济早就完完，市场也早就完完。从长期看，唯有良币才能长久。受这个理念支配的国家、人民和货币制度，才具有长期的演化生存能力。
历史的背后无法看到的是权力之外的影响因素，如果将这些促进社会发展的因素展现在人们面前，就如同拨开了漫天的乌云，让这个世界照耀在阳光之下。于是书本中的记录变得苍白无力，曾经在几乎所有的教科书中被称为无恶不作、流淌着鲜血的资本，原来恰恰是推动世界进步的力量。
政府的借债让美国人明白，政府不是创造财富的工具，而仅仅是分配财富的权力，因此必须将这种权力关进笼子里，才有了未经纳税人同意就不纳税的约束性条件。也正是如此，才给了市场自由发挥金融作用的权利，从而让这个只有200多年历史的国家成为了世界上的第一号强国。
创新源泉的另一个重要方向，就是面向历史的发掘。每一次回顾历史都可能是一次观念的清理和创新。研究和发掘新的史料，也是一次价值观的梳理。克罗齐讲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重新发现历史，建立当下社会观念与历史价值的承继关系，这是奠定创新思维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要在前人的肩膀上瞭望未来，不是简单地忽略或者漠视历史积累，不断复制曾经的创新过程。
金融简单地说，就是一种制度安排。它帮助资金融通，让项目能找到钱，让钱能投到合适的项目中，让百姓生活更加便利，让企业家能够自主创业。
好的金融制度要保证渠道畅通和融，资成本的合理。Access（渠道）和Cost（成本）便是金融改革的核心。
建立正确的金融观念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现今社会中充斥了金融阴谋论。鼓吹阴谋论的人实际上是对风险的不理解，他们恐惧变化、抵御变化。他们更习惯用一种妖魔化的方式描绘金融市场前景，煽动大众情绪，阻碍理性分析和创新发展的进程。比如2007年次贷危机，很多人悲观地认为华尔街垮了，金融市场就此崩溃。但是如果了解了金融的历史，就会在冷静地思考后知道这并不是崩溃，而仅仅是金融发展中的一个小挫折，新的金融创新的机会正在孕育和发生。就像20世纪20年代早期航空运输行业中坠机事故频繁发生一样，如果人类因此只看到这种交通工具的风险性，而没有坚持继续完善和发展它，又何来今日安全便捷的航空产业？所以创业者要在复杂多变的金融环境中始终保持自己清醒的判断和理性的认知。
凯恩斯讲过，如果以货币的角度发掘历史，整个历史将会被颠覆。
在人类的早期发展过程中，农业和战争始终是至关重要的动力。前者是繁衍种群和进步的基础，后者是保护种群和进取的途径。历史常常留下伟大的人物和战争传奇，加入神话和民族意识形态的密码，但刻意洗清背后操控和支撑的一个重要因素一金钱。金钱是交换的工具，可以交换一切物品甚至荣誉。如果被金钱左右，传奇和伟人便失去了神佑和天分，成为待价而沽的普通人了。事实上，越是依赖于金钱的人物和传奇，越会在历史记忆中被特别努力地与金钱拉开距离。
物价上涨是稀缺资源在需求强劲时的自然结果。也是一个长期以来的历史现象。各种经济学派从需求拉动、成本推动、经济结构和货币数量等角度提出了形形色色的解释，制定了各种政策来应对物价上涨给社会带来的压力。通货膨胀一词也不容置疑地将社会和政治的关注集中在货币现象上，从而物价上涨始终被归结于上层统治者的权谋和手段。近年来，经济全球化越来越强劲，人们开始注意到通货膨胀的全球相关性，特别指责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不负责任地发行纸币。
纸币本位下，货币价值更依赖于政府的权力和信誉。
人类并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历史还是会成为现实的，这就是我们始终关注历史上通货膨胀的原因。
早期欧洲除了纸币兑换，还有贸易和保险、雇佣军之间的交换等融资手段。在商品经济发达的背景下，欧洲丰富的融资工具能够更强地抑制通货膨胀和分散风险。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由于没有内外部的博弈，强势政府控制货币和制造通货膨胀，同促进货币形成同样有力。欧洲的货币弱势和中国的货币强势相比，强势货币更容易成为政府调动一切社会资源的手段，使得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更强，而西方的货币弱势只能是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的手段之一，于是给了其他金融工具自行发展的空间，例如保险制度和养老金制度，以及债券和长期资本市场的出现。从中国的货币发展以及同欧洲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中国的国家形式能够刺激官方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压抑了民间经济和多元化经济的发展。
十字军东征将欧洲的新兴商人同一个广阔的财富世界联系在了一起。对中东奢侈品日益增长的需求，意味着欧洲必须拿出自己的物品来交换，由此促进了欧洲羊毛和纺织业的发展。
权势很少会在历史上被公共知识分子认可，而后者却是记录历史和塑造话语体系的群体。
最终，正是这些被鄙视不懂文化艺术、举止粗俗的金融家族，用他们巨大的财力创造了我们今天所崇拜敬仰的文明里程碑，也迫使公共知识分子们并不情愿地给予他们起码的历史尊重。
金融是创造价值的商业活动，不是巧取豪夺和毁灭社会财富的祸首。人类只要成长，就会有产业的形成和分工的确定，而价值交换是所有商业活动的核心。产品交换和上下游产品的整合就自然有专业和专注的货币金融服务。金融服务最大效率、最低成本地建立了便利商业交换实现的市场规则，提升了体系稳定和成长空间，降低了所有参与者的风险。
金融是制度安排，也是生活态度。金融是伴随人类成长的朋友。不是瓦解生活的敌人。但是，金融业长期以来一直是被妖魔化、阴谋化的对象，除了金融垄断而形成的居高临下的戾气外，还有对民间金融长期口诛笔伐、横加摧残的后果。正面的金融教育不见，阴谋论就有机会登堂人室、大行其道了。
除了极少的创新者，人类天然地恐惧变化，回避风险，希望寻求安全的保障。原始社会中，人们因对风雨雷电的恐惧而形成早期的神灵崇拜。在吕底亚和希腊的时代，金银币也都铸上各种神灵和帝王的符号，希望获得保佑。人们表面上的敬重更是恐惧的结果。金钱崇拜在特定的环境下就转化为对金钱的摧毁，如古希腊的斯巴达人为与世隔绝而将金银币销毁去使用铁币。法国人在密西西比公司泡沫破产后，洗劫了所有银行机构并限制其发展几乎200年之久。次贷危机后，许多国家对金融衍生产品严格限制或取缔，对金融创新谈之色变。
无知与恐惧下，人们自然要选择一种可以说服自己的理由，或者是崇拜继而服从，或者是排斥继而敌视。
人类不会轻易承认自己的无知，他们对任何变化都会找到一个或一组可以说服自己的理由。一旦从大众中得到世俗的解释，又不愿意为难自己，努力学习，弄清逻辑，就容易继续从众来巩固偏见，寻求心理安全感。当偏见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时，维护偏见就成为一种义正词严的责任了，而且有自豪感。所以观念的变化是非常艰难的，没有这个变化，也无从启动制度改革。
把变化归咎于外部力量或他人的作为，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思维和态度的懒惰。即便已经意识到阴谋论是缺乏逻辑支持的，但建立新的逻辑需要丰富的思想资源和观念资源，大多数人没有需求动力和求知欲望来组织资源并架构逻辑，只能期待他人的思维创造来搭便车。更何况，阴谋论往往迎合大众趣味，有浪漫性。多年前，得知陈志武教授要写书批评阴谋论时，我曾称：爱因斯坦如何与跳大神的讨论道理呢？
在一个简单的造反逻辑主导社会意识形态之后，任何细致的思维耕耘演化，即便是为了支撑这个意识形态的提升，也会被视为大逆不道，思想者很快就被逆向淘汰出局。留下的都是巩固简单思维的，而且其生存的条件便是尽可能地延长与外界隔绝的时间。
“光荣革命”背后的商业因素，让其形成了一个可以议价的空间，这意味着议价双方只要能够达成协议，就不会发生矛盾，新兴的资产阶级试图取得商讨税收的权利，国王最终妥协，革命也宣告成功，这在西方革命中并不罕见。反观东方式革命，出发点往往是民族与民主，这意味着，只有一方从根本上被消灭，才能最终实现妥协，没有更多弹性的空间。从这一点出发，英国、日本式的渐进革命，与俄国、法国，乃至中国式的革命，确有更多值得玩味的地方。
高利贷是金融业始终摆脱不开的道德符号，文学和情感的渲染永远比价值分析和事实判断更拥有人心。事实上，高利贷这个词汇本身就是一个价值判断，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到底是多高利息才符合正常的标准，而是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事而异或因时而异的主观判断。显然，一旦用了高利贷这个词汇，无论事实如何，道德谴责的基调就已经定下来了。历史上很少有人对高利贷正面评价，尽管它是伴随人类历史发展而生生不息的现象。
今天看来，所谓的，三大泡沫事件中，郁金香只是一个商品品种的炒作，在影响力上远远不及其他二者，只是道德说教的案例，将其提升到金融层面实在风马牛不相及，此类事件以后也层出不穷。当代中国也有君子兰炒作和蚂蚁以及树苗炒作等类似事件。
密西西比公司和南海公司是政府直接操盘的运作，应该是一种超越环境的粗糙的金融创新，是初步理解了货币实质和市场交易机制后的政府债务重组安排。特别是约翰，劳，更是早期凯恩斯主义者，通过政府经营来刺激需求。不过这些救急措施在国王和贵族的贪婪与垄断权力操作下成为了掠夺民众的手段。因此，这不是骗子做局、大众跟风的泡沫事件，而是政府操控的利用垄断和权力进行的赤裸裸掠夺。
以主流观念来看，鸦片战争是中国屈辱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几乎使国家濒于破产。不到200年的光景，这个“东亚病夫”居然顽强成长为全球新的经济大国、强国。是什么因素使我们得到了今日之光荣呢？
第一，鸦片战争是简单地源于帝国主义强制向中国销售毒品吗？帝国主义仅仅是掠夺中国的白银吗？当时清朝政府的行为是明智的选择吗？我们今天如何评价这场“文化冲突”，它对中国社会的变化有无正面的影响？
第二，中国明清推行的海禁政策是否真正实行过？中国民间海外通商被封杀了吗？中国近代文明是封闭发展的文明吗？中国的白银货币化和资本化对欧洲工业文明的发育和美洲经济发展是否有推动作用？中国经济的全球化到底从何发端？
第三，影响大国崛起的各种变量仅仅用善良和罪恶这种站在不同价值观上的道德评价就可以标示吗？用阴谋论思维和民族主义立场来回避讨论可行吗？
我们也许不能理解太多的过程，但可以开放视野，调整观念。满目山河空念远，不如倚重眼前人。
洋行和外资银行是第一批进人中国的现代企业，他们借助军事霸权和产业技术优势残酷地打碎了大清政府的闭关自守政策和自然经济的全部屏障，用西方殖民霸权和市场经济的规则对孱弱的经济体系和民生格局进行洗牌。
的确，我们曾承受了血与火的掠夺和压迫，但不应该忽视的是，近代的铁路、桥梁、公路、电力、纺织、水泥、矿山、钢铁、制造、城市建设等硬件，邮政、教育、法律、金融、财务等软件，甚至科学、民主、自由、革命、共产主义等意识形态，这些近代文明的种种要素的形成与引进，都与早期的几千家洋行和几百家外资银行在中国的经营息息相关，密不可分。洋行和外资银行对中国现代化的启蒙和推动作用，是不能因掠夺和剥削而矢口否认的。
商品贸易和观念交流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动力和文化传递机制。文明的进步是有代价的，社会结构的演变也是有成本的，商业与金融作为进步的杠杆远远比武力和垄断更为有利、有益。与动辄几百年历史的全球金融集团相比，汇丰能够从一个小小的洋行迅速成长为执全球牛耳的金融大鳄，说明其不仅是中国经济历史崛起的重要标志，也是国际商业和金融力量推动国家转型的不可忽视的力量。
货币对于老百姓来说具有交换和保值等基本功能，自古以来就是如此。除非在政府强制的约束下，老百姓都会选择最便利的货币，但对于政府而言，货币是一个权力的工具，通过货币的确定与管制来实施强制分配利益和资源，美其名曰为货币主权。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