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集
少年中国
新旧之间
民国成立后的第三年，北京孔庙的香火忽然兴旺起来。满清帝国的崩溃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空白，孔子作为封建时代的帝王先师，成为许多人的精神寄托。还有很多人在无望中烧香拜佛，祈求神灵保佑，精神的空虚，使许多腐朽之物沉渣半起。清末民初，鸦片烟仍然在中国的许多角落里悄悄流行，到1915年复古逆流弥漫整个中国。在紫禁城里，仍然保留着最后一代君主以及全套的帝王礼仪，一些遗老遗少伺机而动，企图恢复大清祖业。溥仪后来回忆说，「到民国三年，就有人称这一年为复辟年了。」这一年57岁的康有为创办《不忍》杂志，大肆宣扬尊孔思想，暮气沉沉的中国极需一次思想的启蒙和洗礼。 1915年5月，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中国队获得了七项冠军并获总分第一名。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在这些青年的身上，第一次显得生气勃勃，扬眉吐气。在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第二年，战争的硝烟暂时挡住欧洲列强虎视中国的目光，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进入平稳发展的黄金时代。在上海，1915年几家著名的商业公司开始筹建，这一年里近代中国最大的民营棉纺织业申新纺织公司开业，永安公司大楼在南京路破土动工，当年繁华的商业街，现在仍是上海最热闹的地方。在老城乡九亩地，冠生园以五百元的资本开始创业，日后，它成为上海滩有名的金字招牌。二次革命失败后， 孙中山流亡日本，开始致力于中华革命党的组建工作，继续进行反袁革命活动。 1915年10月25日， 孙中山与他的秘书宋庆龄在日本东京举行了婚礼，尽管这桩婚事遭到了宋庆龄父母的一致反对，但却受到许多青年人的欢呼和赞美。他们把孙、宋结合看作是反对旧礼教，破除旧习俗，追求个性解放的象征。这一年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袁世凯在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上签字，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当时正在湖南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 ，编印了《明耻篇》，并在封面上写了这样一段题词「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救亡启蒙的希望，落在了一代中国青年身上。这年六月，一位中年人从日本回到上海，为了唤醒民众，他选择了创办一份杂志，这个人就是陈独秀 。
二、
《新青年》
安庆市西南二十多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山，关于这座山的名字，《怀宁县志》作了这样的记载，1879年安庆市北关有一位婴儿在这里出生，他就是陈独秀 。当年安庆是长江沿岸的重要城市， 陈独秀在这里渡过了他的少年时代，和传统的知识份子一样， 陈独秀的启蒙教育，是从四书五经开始的，祖父在他的身上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但僵化的教育方式，常常使陈独秀与严厉的祖父作对，但他又不得不屈服于母亲的眼泪， 陈独秀后来在自传中回忆过早年的经历。 1896年，17岁的陈独秀考取秀才，一年后却在南京参加乡试时落榜了。1900年，21岁的陈独秀离开家乡，来到上海，从那年到他死后归葬故乡，47年间陈秀再也没有回来过。 1901年陈独秀东渡日本，那时的日本是维新运动的大本营，在那里陈独秀开始接触西方民主思想。 1915年6月， 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其后的三个月， 陈独秀到处奔走，实现一个在当时看来非常简单的理想--办杂志。 1915年9月15日，第一期杂志在这里顺利诞生， 陈独秀给它取名《青年杂志》。一年后，他在「青年」前面加了一个「新」字，从此，《新青年杂志》如横空出世，迅速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一个重镇。民主和科学，成为陈独秀的思想武器，后来这两个词根据英文译音，被称为「德先生」和「赛先生」，成为其后十几年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词。在湖南，《新青年》成为青年毛泽东的必读书。当时，他正在省立第一师范读书，后来他回忆说：《新青年》上，我很欣赏陈独秀和胡适的文章，他们一度取代了梁启超和康有为 ，成为我效仿的榜样。在四川，当时任靖国军旅长的朱德 ，在朋友那里读到思想激进的《新青年》。不久他毅然抛弃了月薪两千大洋的优裕生活，决定出国寻求真理。 《新青年》成为许多青年人汲取营养的理论阵地。在「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大旗下，传统伦理的代表儒家思想成为《新青年》的攻击目标。两千年来几乎没有人对孔子的地位提出质疑，而胡瑜则把批判的矛头尖锐地指向孔子学说，在胡瑜、 胡适 、 鲁迅等人的推动下，激烈的反传统启蒙运动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 1916年冬， 陈独秀来到北京筹款。此前，已经出版了六期的《新青年》引起了北京思想界的注意。正在酝酿北京大学改革的蔡元培 ，找到了陈独秀 。在当年这间简陋的小旅舍里，两人第一次见面。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握手，一所大学，一个刊物，它们的结合将培育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化思想运动。
三、北京大学
1917年的元月4日，大雪纷飞，北京大学迎来了他们的新校长蔡元培 。许多老北大的校工还清晰记得蔡元培初进北大的情景。当他们向校长鞠躬行礼时， 蔡元培同样脱下礼帽，郑重地向校工们回鞠一躬。一周前，北大的师生们就知道了这个消息，人们纷纷猜测，这位翰林院出身的新校长会给北京大学带来什么呢？在故乡， 蔡元培完成了严格的儒家正统教育。在这一座古越藏书楼，十八岁的蔡元培博览十多万卷藏书。此后的十几年间，他中进士 ，变翰林。二十六岁的时候便跻身封建知识份子的最高层。戊戌政变后，他加入留日学生组织的暗杀团，秘密研制炸弹，从事反清活动。不久，他又组织成立光复会。 1905年他加入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成为双料革命党，名列「民国四老」。 1907年，已经不惑之年的蔡元培赴德国半工半读。民国后，作为第一任教育总长，他是孙中山临时政府的内阁成员，但所有这一切，比起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的辉煌似乎都显得黯然失色。这是蔡元培第二次走进北大，第一次是民国成立后，参加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后的开学典礼，当时他是民国教育总长，大学堂的旧址位于现在的景山东街，当时的北大是一种典型的衙门作风，教师中有些本来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不学无术或思想保守者，大有人在，而学生中也不乏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唯独对读书不感兴趣，师生逛妓院更是常有的事， 蔡元培入北大时，状况并没有彻底的改观。 蔡元培进北大，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上任的第九天，他任命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在后来的任命书上，我们看到《新青年》的撰稿人陆续云集北大。而一些具有极端保守思想的饱学之士， 蔡元培也并不排斥，古怪的辜鸿铭仍然拖着他的长辫子出现在讲坛上。在保留至今的排课表上，我们能找到许多熟悉的名字，这是北京大学最辉煌的教师阵容。新思想的传播者，传统国学的维护者，济济一堂。思想的交鋒，思想的交锋，学术的交流，迸发出璀灿的理想光辉。蔡元培 ，一位卓越的大学校长，正是他和他的大学开创了一个空前辉煌的时代。一种平等自由的精神魅力使青年学生们深受感染。以罗家伦、傅斯年为代表的一批学生纷纷出版刊物，以各种形式自表达自己的观点。北大成为当时中国最为活跃的思想空间。按照思想自由原则，相容并包主义的改革方针， 蔡元培在极短的时间内，奇迹般的将这所半衙门机构变成名符其实的中国最高学府。这种现代大学的精神和风骨，是这个世纪的珍贵遗产，必将传之久远。
四、文学革命
这是1917年2月1日《新青年》上发表的一首白话诗。如此浅白直入的诗歌，今天看来已经非常幼稚，但在八十多年前却有着革命性的意义，它的作者是年青的留美学生胡适 。在留学美国的几年里， 胡适与同学们讨论的主要问题就是中国文字改革，这时候刚刚创办不久的《新青年》也正在讨论这个问题。胡适给编辑部写信商讨。陈独秀极为热情地回了信。大洋之间，两位思想先驱，开始了触动中国传统文化根基的最初探索。在陈独秀的鼓动下，一篇《文学改革刍议》的文章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后来这篇文章被认为是「中国文学革命的第一声进军号角」。一个月后，主编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打出了「文学革命军」的大旗。一场以文学和文字为突破口的新文化运动拉开了序幕，一个星期后，曾在京师大学堂任教的林纾在《民国日报》上发表文章，强烈反对废除古文。这是一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思想交锋。作为北京大学著名的文字学家，钱玄同加入《新青年》阵营，文学革命的声势更加壮大，他连续写信致陈独秀 ，猛烈抨击中国旧文学。1917年的春季以来，这场文学革命的讨论，继续以书信和论文的形式进行，一批北大青年学生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热情参与，影响迅速扩大。 1918年1月起，当时由北大六名教授编的《新青年》，开始采用白话文刊行。白话后来被称为国语，这是1916年回国的学生所使用的一个名词。随着新派知识份子在北京大学的聚集， 新文化运动的规模也愈来愈大，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反对派的声音，为了引起社会的注意，扩大新旧文化的争论，钱玄同和刘半农在《新青年》上，演出了一出精采的双簧戏。他俩先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写作《文学革命之反响》，对文学革命表示反对，而后，刘半农则写文章，一一批驳。一来二往，新旧文学的争论显得热闹非凡。后来， 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一文中，称赞他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活泼、勇敢，善打硬仗。」在短短的两年内，《新青年》从一本同乡刊物迅速扩大为一个有广泛作者队伍的思想刊物，吸引了大批当时思想界活跃的青年。 1918年，被看作是新文学诞生的一年。一年前住在绍兴会馆的鲁迅每天下午四点钟接待的客人是钱玄同，在钱玄同的极力劝勉下， 鲁迅也加入《新青年》编委的行列。 1918年5月，《狂人日记》发表了。这是中国第一篇白话文小说。新旧思想的交锋，围绕在北大和《新青年》周围蓬勃展开，理性的光辉使一代青年走向成熟，他们将成为这个世纪的主人。
五、虚幻的胜利
1918年冬季，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最后的阶段，这场绵延四年之久的战争将彻底改变整个世界的历史。这一年的11月11日，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消息传到中国，人们用「公理战胜」四个字来形容这场胜利，这胜利毕竟也渗透着中国人的血汗。在北京的东单，人们把「公理战胜」四个字刻在了牌坊上，在这个位置，克林德碑曾经屹立了近二十年。 1900年八国联军强迫清政府树立的这块牌坊，一直是中华民族屈辱的象征，后来，牌坊被放至中央公园。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郭沫若將碑名改為「保衛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郭沫若将碑名改为「保卫和平」。 11月18日，在紫禁城太和殿广场，刚刚上任一个多月的民国总统徐世昌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作为战胜国成员之一的国家代表，徐大总统踌躇满志。人们沉浸在公理战胜的喜悦之中，6万多人走上北京街头，夜晚，北京大学的学生举行提灯大游行，和平之光笼罩着中国。大战的四年，西方列强无暇顾及远东，中国的民族经济得到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在此后的半年中，徐世昌下令对南方革命军停战，努力调和南北之间的矛盾，同时放松对文化界的压制，使正在进行中的新文化运动得以在比较宽松的环境下蓬勃展开。但现实很快就让所有中国人幻想破灭了。在1919年1月18日召开的巴黎和会上，英、法等国代表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要求，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并把它写入和约草案。 1919年5月1日，中国时报刊登了中国代表团发自巴黎的报告，宣告了中国在
巴黎和会上全面失败的情况，这一消息使全体中国人感到震惊。5月2日，北大两大千多名学生举行集会抗议。5月3日，北京各界纷纷集合讨论山东问题。这一天下午，一辆急驶而来的马车停在蔡元培家门口，车上下来的人是当时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谢，在这间客厅里面，汪大谢告诉蔡元培 ，国务院已发出密电，命令代表团在和约上签字， 蔡元培已经预感到，如果和约生效，国家前途将不堪设想。 蔡元培随即召集许德珩、傅斯年、罗家伦等学生，在北大西宅开会，向学生通告密电的内容。并决定5月3日晚在北大三院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当晚，北大全体学生和北京十二所学校的代表也齐聚三院礼堂。会场上气氛悲壮，北大法科学生谢少民当时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全场为之动容，会议决定，5月4日举行国耻大游行。
六、五月四日
1919年5月4日星期天，北京城显得平平静静，在鲁迅的日记里这样描述了当时的天气。没有人预料到，平静中，一场大风暴已经来临。这是一个注定要为历史记住的日子，关于这一天的具体细节，第二天《晨报》记者的现场报导可以帮助我们穿越历史时空，重睹当年情景。下午一时半左右，大约有三千多名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他们代表北京的十三所大专学校，人们读到印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的传单，看到演讲者站在方桌上大声呼喊，口号声此起彼伏，学生们给北京市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人感动得沿街而立，潸然泪下，纷纷回应学生们的呐喊，许多旁观的外国人也向学生们欢呼致意，或脱帽挥舞。游行队伍又继续行进，童子军和小学生也加入了队伍，人们向东到了东郊民巷西口，向美、英等国公使递交请愿书，表示誓死收回山东权益。正在德国医院照顾病人的冰心后来回忆说，正是这一天将她震上了五四文坛。赵家楼是主持巴黎会谈的外交官曹汝霖的住宅，示威者遭到警察的野蛮阻拦，人们开始愤怒。北京高等师范的学生匡互生，自由习武，性情刚强，游行中有意将队伍引向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并在激愤中点燃了赵家楼的大火，使整个五四事件走向高潮。这一天，在家午睡的郑振铎被窗外的叫喊声惊醒，他后来回忆说，正是赵家楼的大火，改变了他的一生。民国大总统徐世昌被学生的行为所激怒，下令逮捕学生，军警封锁了北京大学，政府的过激行为使事件迅速升级。第二天，在清华大学贴出了岳飞的满江红，抄写者是二年级学生闻一多 。学生的爱国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在天津的游行队伍中，有一位叫徐凌影的女学生。（画外音）像徐凌影一样， 五四运动改变了许多人的一生，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群星灿烂的时代。它充滿了希望和生機，彷彿一次輝煌的精神日出，照亮了二十世紀的中國，這是一個少年的中國。它充满了希望和生机，仿佛一次辉煌的精神日出，照亮了二十世纪的中国，这是一个少年的中国。
七、百年青春
青春和激情已浓缩成一段神话，论述1919年的重要性已显多余。我们今天幸福或失意的生存本身就是最好的诠释。 1919年3月17日上午11时，八十九名青年开始了欧洲之旅，他们是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者，不仅要为生计而奔波，更重要的是想探索富民强国之道。直到三十年后，人们才意识到这竟是孕育中国领导人的摇篮。这群远去的身影中，有如此多的风云人物。上海《民国日报》的一篇文章说，因徐世昌是非法国会选举的总统，故为「私生子」。恼怒的北洋政府向租界当局起诉，该报经理、主编被判罚洋一百。判决奇，案件本身更奇，堂堂总统的案子由外国人来审，难怪其只有两百元的身价。 1919年7月1日南京率先开办邮政储蓄业务，全城仅设一个点，规定个人每月限存一百元，个人存款最高限额为两千元。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