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大学鲁惟一
杨品泉 译
秦、前汉、新和后汉诸王朝。
起讫：公元前221年秦帝国的建立和公元220年最后一个汉帝（汉献帝刘协）的逊位。
涉及许多重要主题和问题的证明材料在所讨论的四个多世纪中分布得并不均衡：有关前汉经济发展的材料多于后汉的材料，而阐述公元1、2世纪大家族成长和社会结构变化的材料，则比以前时期的材料又显得更加清楚。辨认前汉时期政治变化的类型可能比辨认后汉时期的类型更加清楚；在后妃及其家族对行政的影响方面，已知后汉的材料多于前汉，而对关键的政治人物的影响，我们对前汉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又比对后汉看得更加清晰。在思想史方面,我们掌握公元前200年至前100年的情况，远不如后三个世纪的情况。
文字史料及它们的问题
觉得有趣想读的几本书：
南希.李.斯旺：《班昭：公元1世纪中国杰出的女学者》（纽约和伦敦，1932)；
陈启云：《荀悦（公元148-209年）：中世纪早期的一个儒家的一生和反省》（剑桥，1975），第84-126页。
正史缺乏外部资料的制约，这一点可以从正史对对外关系方面的论述看出：在这些著作中，这方面的材料是用中国人的观点写成的，并且被中国官员的态度、偏见和记录所歪曲。当时与帝国官员打交道的民族没有留下它们能够自己叙述这些关系以及谈论对其中国邻邦的看法的任何文字记录。
考古物证
主要考古物证包括：
秦汉墓葬中发现的物证，城墙和宫殿的遗迹，工业遗址（如铸铁作坊）等。
对“墓葬被挖完，考古工作进行不下去”的疑虑的一点释疑：秦汉时期的考古物证分布的时间和空间都很不均衡。发现持续不断地增加，它的规模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不可能进行全面的发掘。对任何遗址进行着眼于辨别秦汉时期不同的埋葬层的精确考察的时机尚未来临。同样，对已得到的文物的鉴定、分析和分类工作必然受到限制。由于要确立思想因地而异的地方特点或环境，一份按省别的分布图尚待完成。
觉得有意思想看的几份考古报告：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2卷（北京，1959）；
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北京，1981）
历史学研究
法国的沙畹和美国的德效骞率先投身于为西方读者提供《史记》和《汉书》的校勘译本。
从汉代本身起，就有对秦、汉帝国作批判性评价的第一批尝试。贾谊写于公元前200年至前168年期间的探究导致秦灭亡的错误的论文，收于《史记》和《汉书》之中。司马迁和班固在他们所写的正史的每卷卷末，加进了他们自己的议论和评价，这为中国以后的历史编纂学树立了一个先例。其他的著作也收了少数能说明问题的政治理论和对现行制度或政治实践的批评。前汉的学者荀悦（公元148—209年）所写并收于他的《汉纪》之中的评价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作者的生活与他所描述的时代非常接近。在写作时既不受官方历史的约束，也不受制于顺从当朝传统的或赞赏的观点的需要的其他批判家则有王充（约公元27—100年）和王符（约公元90165年）。成于公元前81年以后几十年间的《盐铁论》中逐点进行的讨论，特别有价值。
浦立本：《中国的历史批判：刘知己和司马光》，载比斯利和浦立本：《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家》（伦敦，1961），第151页以后。
一个新的观念，清代学者研究秦汉史的努力（文献学）为西方学者把《史记》和前后《汉书》翻译呈现给西方读者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
秦汉两个早期帝国的特有的发展
除了出现高度有效和组织完善的文官政府外，至迟到公元前100年帝国的军队已经发展了自己高度的专业化水平；在其余的时期也保持了这种水平，虽然程度也许有所不同。
但是，还不可能确定帝国在多大程度上享受到稳定和安全，或者这些情况是如何因时因地而异。关于党派斗争、盗匪活动和起义的发生的次数，正史的材料是毋庸置疑的。在边疆地区，居民的生活特别容易受到在帝国权力范围外出没无常的那些人的破坏和攻击。然而城市定居和安全的生活条件使得文学、知识和艺术的发展以及科技新事物的应用成为可能。瘟疫、饥荒或旱涝灾害不时困扰着黎民百姓。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能够对此采取适当的救济措施，我们从史籍中也看到了这方面的某些杰出的成就，但不知道进行这类大规模救济工作的有效程度如何。我们尚不清楚，秦汉两个帝国在多大程度上能比它们以前或以后的地方割据的王国维持更舒适的生活条件或者对人民施加更沉重的负担。汉朝扩大的和成熟的文官政府是否给中国人民提供更安全和繁荣的生活，或者作为一种压迫工具发挥重大的作用，这个问题现在也无任何答案。我们也不知道中国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是否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巨大的帝国的成员并为之自豪或者对帝国政府强加给他们的牺牲或负担感到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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