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史，既不是“战国七雄”的争霸史，也不是周王朝的衰亡史，而是秦国的征服史。那么“人”，只有一个，不是周威烈王，而是商鞅。商鞅是整个战国史的枢纽，也是两千年帝制中国的枢纽，在他之前的历史都是为了迎接他的到来而做的铺垫，在他之后的历史都是他的生命意志在惯性之下的自动存续。
既然“人”是且仅是商鞅，那么“事”自然就是商鞅变法了。
至于“物”，可以选取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物件——高奴铜权（S1-180）。这是1964年在陕西西安阿房宫遗址出土的一件文物，是一个秤砣，经历过秦始皇和秦二世两代，上面有清晰的铭文，记录了时间、地点、人物。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人物，一共3位：从职位上说，一个是工师，一个是丞，一个是工隶臣。从署名来看，铸造这样一个铜权，在程序上已经形成了三级责任制，产品一旦出现问题，就可以按照署名逐级追责。就是这么一个秤砣，完美体现了在秦朝传承下来的商鞅变法的精髓：量化，标准化，可溯源，可追责。
那么“理”，我总结出以下5个：
（1）责任到人，奖惩到人。
（2）地理决定论。
（3）减法对加法的胜出。
（4）郡县制对封建制的胜出。
（5）制度是有生命的。
所谓“责任到人，奖惩到人”，意味着激励机制以个体为单位，最大限度地调动出个人的生产和杀人的积极性，而在此之前，激励机制是以家族为单位的。以家族为单位，这是周礼的基石，也是奉周礼为圭臬的儒家伦理的基石。如果我们把“以家族为单位”和“以个体为单位”理解为两种算法，那么显而易见，当它们硬碰硬交锋的时候，后者取得了完胜。
所谓“地理决定论”，意味着在科技水平落后的古代，政权的兴亡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理因素。秦国正是因为占尽了地理优势，商鞅变法使它如虎添翼，而假如商鞅变法发生在三晋当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那么大概率上并不能使他们获得秦始皇的成就。
战国初期，魏国先有李克，后有吴起，占尽了发展的先机，但地理位置严重制约了它的发展——东西南北全是强邻，尤其被西边的秦国和东边的齐国夹着，左支右绌。在魏国的鼎盛时期，如果单打独斗，谁都不是它的对手，但除非国力能够提高一个数量级，否则高光时刻很快就会终结。
拿围棋来打比方，棋盘有所谓“金角银边草包肚”，魏国拿了“草包肚”的位置，先天不足，没办法。齐国貌似拿到了和秦国一样的“金角”，也确实有一度国力强盛，和秦国成为东西遥相呼应的双雄，但齐国这个角，属于下风下水，要想西进，走陆路是上坡，走水路是逆流，而如果采取退守姿态，又不像秦国那样有函谷关和武关这种交通锁钥。所以，齐国这个“金角”，含金量比秦国差得太远。
楚国貌似占齐了金角银边，但在秦国在占有巴蜀之后，楚国的地理优势仅对秦国之外的其他诸侯有效，在秦国面前完全落了下风。这就意味着，秦国就算没有发生过商鞅变法，但只要不犯大错，即便不能吞并山东六国，总还不难在关中平原安身立命。商鞅变法的成功，使秦国在地理优势上叠加了制度优势，吞并六国因此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所谓“减法对加法的胜出”，在战国版图上，齐国一度和秦国东西对峙，势均力敌，双方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文化政策。齐国做加法，反正财大气粗，大手笔兴建稷下学宫，广招天下智者，学术气氛高度活跃，开创了百家争鸣的史诗局面，而秦国秉承商鞅精神，删繁就简，虽然原本就没有什么文化底子，但还要继续剔除文化杂音，把全体国民变成只会种田和打仗的机器，或者说是动物。齐国百家争鸣，人多意见杂。秦国只有“耕战”二字，人多力量大。胜负之势，就这样不言而喻了。
所谓“郡县制对封建制的胜出”，也就是直接管理对间接管理的胜出，中央集权对地方自治的胜出，平等对特权的胜出，雇佣制对世袭制的胜出，法律对人情的胜出。秦国在最大限度上做到了中央集权，国君可以透过科层制的官僚体系高效调动基层社会的每一个人，可以用法律手段平等处置王公大臣和平民百姓，社会动员能力因此对封建制形成了碾压性的优势，于是“百代都行秦政法”，秦朝以后两千年的帝制中国都是在秦制之上增增减减而已。
所谓“制度是有生命的”，意味着一项制度——尤其是那种充分释放人的原始野性的制度——一经确立，就有了强大的惯性，会推着全社会在自己设定的轨道上不断向前，甚至会产生加速度，一发而不可收拾。在秦孝公决定变法图强的时候，目标无非是和魏国争胜，重现祖先秦穆公时代的辉煌霸业，并不曾像贾谊说的那样“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过秦论》），而在商鞅变法成功之后，秦国以战争为推动国家运转的发动机，充分释放人类野性的洪荒之力，国内百姓人人奋勇，个个争先，不死不休，使秦孝公之后一连6代统治者保持了惊人的政策连贯性，使秦始皇得以“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过秦论》），而在古人看来的这个似乎不可复制的奇迹，在我看来，不过是商鞅变法的制度惯性裹挟着秦国一路向前，即便出现了哪个和平主义的国君，也终归踩不住刹车，而这股强大的惯性在裹挟着秦国一统天下之后，又裹挟着这个大一统的秦朝迅速走向灭亡。在这一点上，司马光那种对“慎始”的严肃态度无疑是明智的，只要差之毫厘，真的将会失之千里，历史进程中一个偶然的选择，往往可以决定今后几百年的国运。如果我们当真要在《资治通鉴》当中寻求什么资治意义的话，那么战国历史上无数的碎片化的“事”，呈现给我们的最亮眼的“理”就是“制度是有生命的”这个道理。
最后要说的是，我所总结的这一套“人、事、物、理”未必就对，未必会得到你的认同，即便是我自己，也很可能在若干年后把它推倒重来。这就见出这套“人、事、物、理”的模板的厉害之处。这是一套近乎于价值无涉的认知方法论，而不是捆绑着价值观的认知体系。而且这个方法论的好处，真的是深者不觉其浅，浅者不觉其深。什么程度的学习者，都能借助它这个工具获得自己的学习成果。
掌握这样一套貌似简单的认知方法论其实是一件相当难能可贵的事情，需要刻意的自我训练，能够做到的人并不太多。
你也可以试着用这一套“人、事、物、理”的模板给这门课，乃至你在“得到”所学的所有课程做一个简单的总结。然后，容我献上“最后的致意”，是时候走下舞台，去筹备“归来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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