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课 这只摇了38年的轮椅，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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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通讯属于新闻。

阅读这类文本，首先要了解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是这个时代什么领域的新闻人物；

其次，要通过文本读懂人物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情况，通过对人物人生经历及典型事件的分析，读懂人物的思想品格、情感态度，读懂人物身上表现出的核心价值观。

名篇精读

这只摇了38年的轮椅，停了

赵涵漠

史铁生总梦想自己是一个田径运动员，最好有“一米九以上的身材”，并且跑起百米来要超过“九秒九几”。他最爱看的电视节目是田径比赛，他甚至能说出“所有田径项目的世界纪录”。

但因为瘫痪，这个病人已经在轮椅上度过了整整38年。2010年12月31日，在距离自己60岁生日仅仅4天的时候，因为突发脑溢血，史铁生带着永不能实现的梦想和未完成的书稿，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个一直自嘲“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的男人，终于“辞职”了。

从21岁那年开始，史铁生就一直没有逃过病痛的折磨。他把身体比喻成一架飞机，先是作为“起落架”的两条腿瘫痪了，然后像是“发动机”般的两个肾也“一起失灵”，患上了尿毒症。他不得不每周接受三次透析，全身的血液先被抽出来，再被输回去。

经历过1000多次的针刺，手臂间肿胀的动脉和静脉就像“3条大蚯蚓”。他的身体已经虚弱到“甚至就连喝汤时呛了一口，都可能感染肺炎”。就在2010年秋天，他为了和朋友聊上一个小时，甚至不得不提前一天整日卧床、养足精神。

评论人潘采夫记得，2005年，他前去接史铁生参加一个活动，看见他“那么瘦弱”，就提出要把他抱进车里。但这个提议却被拒绝了。

直到现在，潘采夫仍然记得这个作家“努力地抓着把手，靠臂力把自己一点点挪进车座”的样子。回程时，史铁生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费劲地举着个小垫子，想挡住西晒的阳光。

“这一趟可能透支他好几天的精力，我看着揪心极了。”潘采夫说。

可是，在朋友们的眼里，史铁生乐观得“根本不像一个被重病缠绕的病人”。几乎所有采访过他的人都提到，他很少一脸愁容，恰恰相反，他“太爱笑了”，黑镜框后的“小眼睛眯成一条缝，有时还透着几分孩子般的狡猾”。

现在已经是一家杂志主编的许庆亮还记得，2003年，自己曾去采访史铁生。这个轮椅上的作家从容地谈论着死亡，身体却处在极度虚弱之中。在接受采访一个多小时后，他叹了一口气，说：“对不起，我累了，觉得喘不过气来。”

许庆亮试探地问，病情是否有好转，有没有哪一天可以摆脱透析。史铁生却回答道：“肯定有这么一天，那一天我就死了嘛。”说着，他哈哈大笑起来。

当然，并非从一开始，这个病人就能笑着面对他无法摆脱的梦魇。21岁时，他“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朋友们还记得，那时，如果有人嘲笑他的腿，“他恨得想抱着炸药包冲过去”。

当年，史铁生住在一座大杂院的最里面，屋子不到7平方米，“除了床和写字台，剩下的空间仅够他的轮椅转个小弯儿”，就连轮椅推出去时，“还擦着门”。

这个年轻的病人最常去活动的地方，是离大杂院不远的地坛。每天，他都摇上还吊着用来接尿的黄色塑料瓶的轮椅，在这座荒废的园子里，“一连几个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为什么要出生”。

作家徐晓也正是在这里认识了史铁生。那时，她还只是一个20岁的姑娘，因为住在附近，每天上下班超近道穿过地坛。她注意到，那里总是有个年轻人，“黑色的皮肤，厚厚的嘴唇，明显残废的双腿，总是捧着本厚厚的英文词典”。

有时，他也带着本子和笔，到园中找一个少人的角落，“偷偷地写”。如果有人无意中闯进这个空间，他就“把本子合上，把笔叼在嘴里”。

最终，这个古园里诞生了一篇15000字的《我与地坛》。这部探讨生与死、荒废与生长、绝望与希望的长篇散文，打动了无数读者，以至于作家韩少功评价道，“《我与地坛》这篇文章的发表……对当年的文坛来说，即使没有其他的作品，那一年的文坛也是一个丰年。”

作为写作者，史铁生获得了盛名，但作为一个随时都可能离开人世的病人，他却开始失去宝贵的时间。

成名初期，他曾经这样告诉徐晓，“听见敲门就害怕，看见来人就想哭”。有一年冬天，记者们围堵到他家，他不得不受着寒冷，“全副武装，到地坛去逃难”。

徐晓能够理解他的恐惧，“陌生人总要无端夺走他写作的时间”，更何况，“他又不能像个健康人那样一走了之，他无处逃避，因此也无法选择来访者”。

因此，他自制了一张“来客须知”贴在房门上，“史铁生不接受任何记者、报告文学作者的采访；史铁生一听有人管他叫老师就睡觉；史铁生目前健康状况极糟，谈话时间一长就气短，一气短就发烧、失眠，一发烧、失眠就离死不远；史铁生还想多活几年，看看共产主义的好日子。”

可他的病情几乎未曾向好的方向转弯。徐晓曾经这样描述这位朋友遭遇的一切，“1979年，由于下肢麻痹、肾功能受到严重破坏，尿毒症威胁着他的生命，不得不造漏排尿。紧接着，由于肌肉萎缩，血液循环受阻，再加上每天长时间地坐压，褥疮发作，前景是败血症。一九八六年，前列腺引起的疼痛，使他不得不停止写作整天卧床……冬天，他那毫无知觉的腿，经不起寒冷，如果冻了，就有坏死的可能；夏天，全身的热量只能从上身排出，额头的痱子从来不断……”

年轻时那种想“抱着炸药包”与嘲笑他的人同归于尽的想法，已经慢慢被磨平了。他说起自己的腿，“就像说别人一样”。就在几年前，当这个作家被问及理想的生活状态时，他笑着回答，“我希望住在一个安静的地方，透析中心就在我家旁边”。

那时，他每次都要为了透析花掉四个半小时的时间，前提还是“路上不能堵车”。

在人生的最后几年，史铁生每天几乎只有两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写作时，这个病人总是躺在床上，在胸前斜支起一块木板，费劲地在笔记本电脑上敲打。

20万字的《病隙碎笔》，史铁生整整写了4年。算起来，他一天平均只写了136个字。而这样的工作，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一直写到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根据不完全统计，这种艰难的写作之后，中国文坛留下了属于史铁生的100多万字作品，也鼓励了无数的读者。

在2002年华语传媒大奖上，这位一辈子囿于轮椅的作家，被评为“当代中国最令人敬佩的作家之一”。授奖词对这个作家作出了最为恰如其分的评价——“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

对他来说，死亡从不是个遥远的话题。甚至早在上个世纪末，他就对身后事做出了安排，“墓地、墓碑、花圈、挽联以及各种方式的追悼，什么都不要才好，让寂静，甚至让遗忘，去读那诗句。”

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如今，在北京城东四环一个小区里，他的家门口没有摆放花圈或挽联。家人用一种宁静、镇定的声音婉拒前来采访的记者。一切都没有改变，只是那个摇着轮椅的、虚弱的病人的身影，再也不会出现在这个院子里了。

但还是有人会想起他那永远不曾实现过的梦想。几年前的一年个春天，史铁生最喜欢的美国短跑名将刘易斯来到北京，特意赠送给这个“一辈子都梦想着成为田径高手”的病人一双定制跑鞋。这个体育迷担心场面尴尬，就先乐呵呵地对着偶像说：“我1997年去洛杉矶，特意去加州大学体育场（第23届奥运会的主会场），摇着轮椅转了几圈。”

2010年12月31日凌晨，这个病逝作家的肝脏，按照他的遗嘱，被捐献给了一个来自天津的病人。而十几个小时后，2011年的元旦就要来临。

生前，他曾经说过：“死是一件无须乎着急去做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也许，在这个节日里，这个病人的魂灵已经告别轮椅，微笑地飞翔着，进入了天国。

技能稳拿

人物报道如何更打动人？

张晓丽

人物是时代的灵魂，人物通讯永远是新闻报道的重要类型。树立符合时代特征的榜样是主流媒体的使命和责任。新时代，如何让报道更打动人心，是值得记者探讨和思索的问题。
　　
树立记者的独立风格
　　
人物特稿最能体现记者本人风格和特色，也最容易成为记者入行的“立人之作”。
　　
著名女记者法拉奇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她通常在采访中将与采访对象的谈话用录音机录下来，然后全文发表，在每一篇报道前，她都有个前言，谈她对采访对象的看法，并交代此次采访的来龙去脉，比如她是如何得到采访许可的，采访是如何进行、又是如何结束的等等。她的这种风格后来被很多人效仿，甚至被引入西方一些大学新闻系的课堂，冠之以“法拉奇式”文体。
　　
又比如，《南方人物周刊》主笔易立竞，眼光独到，总能捕捉到熠熠星光背后的文艺情怀，然后又非常理智地表达，这种捕捉的能力和理智的分析是她的标签。同样是“南方系”的吴虹飞，文字含有温柔的力量，笔触妩媚而锋利，这与她本人是玩摇滚的上海女人个性分不开，当然也同她长期在社会上细致观察不无关系。
　　
还有的记者以描写现场情景和气氛见长，有的以刻画人物性格著称。尽管作者的风格迥异，手法有别，但总的来说，他需要在人物的精神风貌、性格特性、现场情景等方面多花工夫。村上春树说：“有希望之处定有磨炼”，做不一样的记者，就要不断锻造自己。
　　
一个好记者在写人物报道时，应该做到，即便不署名，大家都能从文章中看出是这个记者写的，里面能够充满个人的味道和气质。记者写新闻就像匠人在手工作坊打造精品一样，而人物报道则是匠人中的匠人，在打造精品中的精品。
　　
抓住人物的点睛故事
　　
当然，不能为了记者形成个人风格，而置故事于不顾，这是舍本逐末。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主编丛玉华曾在太原理工大学做关于人物报道的演讲时说：“采访，是一种抵达。”这种“抵达”是高级的，是与被报道人物心灵某一点的深度契合，并迸发出的动人力量，所以，有的记者会说，故事没有让我泪目，我是不会写的。
　　
人物报道人人能写，写好却不容易，其中一个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把人物报道写成人物小传，生怕漏掉这个人的某一时期或某一段，他少年时怎样、童年时怎样……按照时间顺序，一字不落记录成长过程，就写成了小传。这是我们常犯的错误。
　　
这种人物可以概括为履历式人物。凡是这样写人物报道的，可能都是采访时自己缺乏主题意识，没有特别成型的想法，被采访对象牵着鼻子走，只是有文照录。这种按照时间顺序写人物的，也最好写，但却缺乏内核，很少有出彩的地方。
　　
当然，并不是说早年的事情不可以写，关键是怎么找到早年发生的事情和今天报道之间的关联，找到与主题的关联。
　　
写人物，归根结底是写人物的故事。
　　
人以事传，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我们记起某个人，是记起这个人的几件事。我们谈论某个人，只有谈论他的几件事才能给人留下印象。所以，写人物，就是要写好人物的故事。故事写生动了，人就活起来了，就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焦裕禄能打动我们，是因为他不顾一切带领群众治理沙漠；陈景润打动我们，是因为他毕生都在解一道世界数学难题；“最可爱的人”打动我们，是他们不怕牺牲英勇阻击敌人。懂得了这个道理，就是抓住了“纲”，其他工作围绕它来进行就可以了。《华尔街日报》曾在纸媒日衰时期保有大的发行量，关键在于一直坚守讲好故事，讲好人物的故事。
　　
挖掘人物的典型个性
　　
采访时，要挖掘人物的故事，多问、多听、多看。人物的故事多多益善，都收集起来。要注意每个故事的完整性，包括故事的人物、时间、地点、情节等要素要齐全，更要注意感人的细节。
　　
写作时，要选取有典型意义的故事、出人意料的故事、戏剧性强的故事，提取人物所特有而别人没有的故事，理清其内在逻辑关系。选定后，下笔写时，眼光要广阔，要突破就故事写故事的窠臼，更要突破宣传表扬的窠臼，要想到，是在写一个真实的人。
　　
仅有这些还不够。
　　
每个人的性格都很复杂，有矛盾。每个人都有一个很朴素的底色。在有限的篇幅里，要能抓住这个人的底色展开叙述。如《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丛玉华写的“抠门谢老太”，这个人省吃俭用，抠到一个常人无法想象的地步。报道写她一生的“抠”和死之前的“不抠”，在组织材料时，始终围绕着谢老太的“抠”与“不抠”来写。因此，写人物报道时，最好能用两个字或一个字来概括，写的主题才不会散乱。
　　
再如，写一个公务员，就写他两个字——本分。他身上可能还有其他个性，但就围绕“本分”写，概括的几个字都是这个时代稀少的品质。写人物就是要突出人物的侧面。

人物报道就要突出人物的个性。尤其在正面典型人物的报道时，切忌描写成“高大全”式的形象，铺展开所有的好处去讲，反而让人记不住，形象扁平，不像是来自于生活，读来也对人物的印象不深刻。比如，写科研团队或某位科学家，经常会说他（他们）“同心协力”“彻夜不休”“德高望重”；在写某位教师时，常常会讲他“孜孜不倦”“废寝忘食”“蜡炬燃烧”……如何避免人物“千人一面”，是值得每个记者深思的问题，也是人物报道永恒的命题。（《太原晚报》）

小试身手

诗文大家余光中

学富五车的人可以妙趣横生吗?。儒雅冷静的人可以豪情万丈吗?矮小的人可以巨大吗?水火可 以同源吗?可以。余光中就是这样一组奇妙的矛盾。

身高不过五尺三寸，体重不足50公斤，散文家思果却形容他“全身每一钱都是脑”，大女婿下戏称他为“小巨人”。女儿姗姗说：“父亲那种外敛而内溢的个性，似乎一座冰封的火山，只有在笔端引爆才安全。”

平时谨言慎行，自律甚严，写作时宛如苦行僧，不烟不酒，只要一杯红茶或普洱苦茶。他的生活，距离清教徒可能不远，他是那种随时保持冷静的人。他说他的书房非常斯巴达，并非艺术之宫、象牙之塔，而是苦练之地；又说他的书桌是缪斯接生的手术台。

这样潜心育人的人师，却也是极端浪漫的诗人。他看花事，总是“看到绝望才离开”。他追逐美景，神魂颠倒：思果曾目睹他“为了追捕淡水河堤上日落前的片刻景致，赶着开车前去，神魂都贯注进去了，口中还喃喃有词，有些恍惚，怪不得他诗思那么妙”。他是个唯美主义者，对于美的人、事、物，品味十分敏感，他的耳目所接，常成妙谛，美不胜收。他自称是“艺术的多妻主义者”。

梁锡华说他“平常是冷静明澈像一泓秋水的人物”。杨牧早年就以“冷静文明”一词来形容他，但是他热情起来，可以和朋友畅谈深宵，心情一好，就妙语如珠，让人应接不暇。

不过，据黄国彬的观察，“在一般的场合，余光中说话不多，碰见话不投机的人，更常常正襟危坐，态度颇为严肃，完全遵守荀子的忠告……可是，一旦置身于可与言的朋友之间，他就会慷慨地打开话匣，展现里面的珠玑了。”

余光中在《娓娓与喋喋》一文中曾说，“朋友之间无所用心的闲谈，如果两人的识见相当，而又彼此欣赏，那真是最快意的事了……真正的知己，就算是脉脉相对，无声也胜似有声。”所以在宴会上，不幸和俗人相邻而坐，偏偏对方又喋喋不休，诗人就会“恨不得他忽然被鱼刺梗住”。

西班牙哲人桑塔耶纳说：“雄辩滔滔是民主的艺术，清谈娓娓的艺术却属于贵族。”余光中向往的显然是品位上的贵族的娓娓了。

余光中的字典里似乎没有“马虎”两个字，不论他做什么，即使是娱乐，都要全神贯注。他不懂为什么有人能够一面听音乐，一面读书。在余家，平常是听不到音乐的。他说，“为了 对音乐家的尊敬，听音乐就该正襟危坐，聚精会神。”所谓“背景音乐”在余家是不受欢迎的。

以此类推，余光中做任何事情，都抱持同样的态度。珊珊说：“爸爸是不容许有错误的人。”文章不能出错，生活不能出错，品德不能出错。他是个完美主义者。

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5分）

A．余光中既儒雅冷静又豪情万丈，身材矮小又是文学巨人，作者认为这在余光中身上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矛盾体。

B．余光中说他的书房是苦练之地，书桌是缪斯接生的手术台，是因为他以苦行僧般的状态写作，并创作出大量的作品。

C．说余光中“始终是当代文坛的一个焦点”，是因他作为一名非职业作家却成为“五四”以来成就可观的诗文大师。

D．“有一天，中国亦将以他的名字为荣”，说明了余光中的自信，他相信自己将来会成为一位创作最为丰富的文学大师。

E．余光中在文学领域里兼善天下，一方面表现在他大力提携后辈上，一 方面表现在他从不计酬劳，到处演讲，惠及众人上。

2.余光中是怎样对待与人交往谈话的？从中可以看出余光中怎样的性格特点？请简要分析。（6分）

3.“诗文大家”余光中，请结合文本分析之所以获得这样的称号的原因。（6分）

4.有人认为余光中是个完美主义者，也有人认为余光中是个不合时宜书生气十足的人，你怎样看？结合原文谈谈你的看法和理由。（8分）

难忘的英格丽·褒曼

她不施脂粉出现在银幕上，美国化妆品马上滞销。她在影片中演修女，进入修道院的女子顿时增加。一个影迷把一只羊从瑞典一路赶到罗马作为礼物送给她。多少封信即使信封上只写着“伦敦英格丽·褒曼收”，也能送到她的手中。

褒曼是当时最有魅力的女性之一，但是，她始终保持着她的本色，热衷舞台，热衷生活，爱吃冰淇淋，爱在雨中散步。在演员生活中希望扮演每一种角色，在人生舞台上也尽情享受生活的情趣。

褒曼，生于瑞典斯德哥尔摩。曾在斯德哥尔摩、好莱坞、罗马、巴黎和伦敦用5种语言登上舞台、银幕，无往不胜。她拍摄了47部影片，3次获得奥斯卡奖，1次获得埃米奖。她有子女4人，是位慈爱的母亲。她以狂热的精神献身于工作。“如果不让我表演，我一定活不下去。”她这么说过。当海明威对她说演《战地钟声》里玛利亚这个角色得把头发剃掉的时候，她大声回答说：“为了演这个角色，要我把头割掉也行！”她可以通宵达旦地排练，甚至导演早已满意了，她还要求重来一次。话剧《忠贞之妻》在伦敦上演8个月期满的头天晚上，她还同导演讨论她的表演有哪些可以改进之处。

褒曼在成为影坛最璀璨的明星后仍然坚持每片试镜头，而且可以为了演一个难度更大的角色而放弃主演，甘当配角。她不愿定型，力争演各种性格的人物，如《郎心似铁》(《煤气灯下》)中濒于疯狂的新嫁娘，《东方快车谋杀案》中沉默含蓄的瑞典女传教士，这两个角色都为她赢得了奥斯卡奖。

她在23岁那年从瑞典初到好莱坞时，宁愿马上拎起行李回国也不接受公司老板要她“改头换面”整容的命令，从此她以她著名的“本来面目”出现在银幕上。

《间奏曲》里孤独的女钢琴教师、《神魂颠倒》里热情的精神病学家、《圣玛利亚教堂的钟声》里爱打垒球的修女——一个接一个令人叫绝的角色使她几年之间便饮誉影坛、票房成绩世界第一。20世纪50年代她因婚变而星运中落，又在1956年后重放光彩，以《真假公主》一片再次获奥斯卡奖。

谁要是当褒曼的替身，非失业不可。《忠贞之妻》在美国上演初期她脚部受伤骨折，可是在接下来的6个星期里仍坚持上舞台——改成坐在轮椅上演戏。她不论病得多重，总是笑笑说：“舞台医生能把我治好的。”的确，幕一升起，她的病似乎便霍然而愈。1973年，癌症攫住了褒曼，但它未能摧毁她的意志和毅力。她不顾病痛接受了聘请，在一部电视剧中主演以色列已故总理果尔达·梅厄。她承认：“时间越来越少了，但是，我在癌症面前多争到一天便是胜利。”电视剧开拍前，她到以色列了解梅厄的生平，拍摄期间她的一条胳膊已必须每夜作牵引。拍完最后一个镜头，她两眼含泪，自知从此与她热爱的摄影机告别了。她凭借在此片中的出色表演获得1982年埃米奖。

她于1982年8月29日逝世，终年67岁。褒曼活在许多电影观众心里，但最生动地浮现在人们脑海中的，是《卡萨布兰卡》里的褒曼：她靠在钢琴旁喃喃地说：“山姆，再弹一遍吧，为了过去……”在雾茫茫的机场上回首告别，眼神凄楚。

(选自《百年经典新闻》，有删改)

(1)请简要分析第一自然段在文中的作用。

答：

(2)文章以褒曼在《卡萨布兰卡》中的一个镜头来作结，这样写有什么好处？

答：

(3)联系现实，探究英格丽·褒曼始终坚持“本色”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

答：

披沙拣金

• 热衷
• 通宵达旦
• 璀璨
• 凄楚
• 娓娓
• 喃喃有词
• 妙趣横生
• 缠绕
• 透析
• 揪心
• 脑溢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