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说到进入全球化的现代体系的心理基础、结构和目标如何使得反身性成为了全球化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样的语境中，反身性被理解成为了一种派生产物，这样的理解是无可厚非的，反身性是心理学中反思的同义，毕竟反思总是发在主体遭受了失败、压抑、痛苦和羞耻之后，有明显的被动性。不过这样的被动性具有明显的前现代性特征，现代体系中的反身性则是地地道道的非派生产物，它是制度性的，在个体或组织行动之前就会被列入计划。这回将目光聚焦到现代性的信息爆炸、反身性派生与现代性个体的自我意识的关系上。解读极盛现代性系统中信息、制度与自我的矛盾与整合。
信息爆炸、脱域功能与现代性主体
这里要澄清一个误区，信息爆炸并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认知的“进入互联网时代”的信息爆炸，这样的认知是一种先入为主，事实上，被纳入认知的环境信息丰度和个体信息处理能力产生巨大的落差更适合用“信息爆炸”来进行描述，只要符合这一情景都可以称之为信息爆炸，而不是特指某个特定时代的现象。尚处于改革开放发展期的中国突然直面互联网所带来的信息丰度时产生的落差，同样可以推断出电报、电话刚诞生时对尚处于前现代的西方国家制造的信息落差。在社会学领域的信息爆炸（当然也就是和大众生活最有相关性的）的产生模式都是从本地、分散、孤立的信息系统接入到了更大范围的信息系统之中。当信息爆炸产生时，第一个被冲击的便是个体认知，紧接着的是生活方式的转变。当全然陌生但是远比本地信息丰富多样的脱域信息显然使得本地个体已经无法全然的分辨和驾驭本地化和脱域化的信息与行为，更具有变革性质的是，脱域信息不在只是单纯的信息，它影响直至决定了个体的本地生活。对这种已经全然丧失的本地化的接受程度和驾驭程度也是个体现代性的体现。在这里个体又出现了一个分化：难以接受和驾驭脱域对本地化侵入的个体选择了将自我的存在体验交由其他“更擅长于”驾驭全球化信息系统的公共个体或组织行使（典型的如追星、广场舞等团体化活动），而将经济基础生活置于全球化浪潮的“随波逐流”的位置，即完全或事实上的被动适应全球化的转变，即使在形式上过着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本质上依然过着前现代性的本地化生活方式，这也可以看做广义的边缘化；能够更好的参与和驾驭脱域，或者有强烈脱域意愿的个体则在处理海量信息和基于这些信息进行的实践中演化出了风险评估机制，在未来的实践中，风险评估就成为了这一类全球化人群的制度性产物，这一现代性反身性的重要表现使得适应全球化的人群始终高效的追逐现代社会的发展，成为所谓的时代“弄潮儿”，和前现代性的绝对主体的构成式不同，反身性在对现实行动产生效用的同时也施加在了个体自身的心智成长之上，换句话说，制度性的反思使得前现代只能作为特殊性存在的“英雄”也获得了普遍性的量产，具有强大独立主体意志的超级个体是极盛现代性的产物，也可预见将是后现代的主宰。
另一面，自我认同与制度的个体对抗性
在现代反身性过程中产生的自我认同来源于有意识有组织性的对于信息爆炸的筛选、认知、风险与怀疑。不过，在制度性的反身性中诞生自我意识却并非属于这一制度的目标，相反它具有浓厚的剩余物的特征，构建更适应时代特征需要的现代性组织结构的体系才是其目的。总的来说，适应现代要求的制度性反身性造就的自我意识与组织制度的一体两面，其矛盾冲突与调和是绝大部分现代人需要去面对的普遍性问题。
那么，对制度本身存在的反思也自然需要加入制度性的反思之中。在现代性带来的各种心理问题中，很大一部分正是源于在个体的制度性反思中缺少了这样一环。并且，这样的反思也很容易狭义在职场关系之中，事实上我们从离开亲密关系范围后便踏入了制度之中，只要现代人需要同脱域的现代社会链接，那就避免不了自我与制度的矛盾——可以说，这一矛盾的存在从幼儿园就开始了。可以说在一个文化主体进入现代性之后，这个文化主体便与经典独裁体制告别了——现代性的信息爆炸使得独裁模式失去了生存的竞争力，集体意志、集体智慧和集体力量成为了现代大型虚构性实体的主体特征，当然，也只有这样的制度化才能保证现代社会特有的大型虚构性实体（政府、集团、跨国公司等）的正常运作和发展，集体化带来了制度与自我的不可化约的冲突：要成为集体的组成部分，必须抛弃自我；坚持自我，则无法与制度协调。同时，规模越大的虚构性实体，个体在制度中的角色越被稀释至基础；现实中的例子便是，高学人群在体制内的工作内容基本上不可能达到其所学知识技能的最高水平。这里可以对这样的人群做一个简单的心理分析，如果高学历人群在接受过高等教育，眼界开阔，获得高度自我确认，如果在体制中无法发挥自己的水平，无法进一步自我实现而提升，长期进行的只是基础性的工作，他们的心智会如何发展，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呢？延续这一模式直到高度的主体感被消解，心智退化，完美适应体制内的生活，同义反复便是，自我被制度成功吞噬；拒绝制度的吞噬也拒绝寻找调停的方案，与体制对抗，这样的模式最终要形成与制度的分化；更普遍的选择则是自我与制度的时间调停，即某一段时间个体属于制度，而某一段时间个体属于自我，用更通俗的表述便是我们熟悉的工作时制，不过，这样在现代社会也已经传统化的模式同样在考验个体的心智，尤其是转频能力；最后一种便是自我与体制的整合，自我在体制内争取更加方便自我发挥的位置（尽管这样的位置少之又少）。无论采用哪种方案，一个不容忽略的前提便是了解制度的游戏规则和制度背景，这也是现代性反身性的重要特征，与现代性对海量信息的有效驾驭能力要求相适应，在任何行动都会产生风险（尤其是自我与制度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的风险）的前提下，信息的掌握是评估的基础；其次是对制度的深刻认识，这里的深刻是两个方面的理性认知，即个体被无情的使用是制度的必然产物，制度的存在便是体制高效稳定长远发展的终极要求，自我的存在甚至自我与意识的调和都必然与这一要求相违背，另一个认知便是个体无法对抗制度，这样的无法对抗不仅自我的自由意志无法与个体所在的制度相对抗，更昭示着对抗的结果必然是对个体造成的负面影响更大。最后便是解决方案的追寻，前面已经列出的4种应对模式，演化下来，最常用并且已经制度化的是第三种，这也是现代性发展至今自我与制度矛盾的最优解。需要阐释的自然不再是如何选择模式，而是如何将现代性反身性特征如何运用在工作时制之上，使得这一调停同样获得反身性特征迭代升级之效用？
切入点依然在心理之上。自体的高效变频与自旋使得自我与制度不再是单线的时间冲突，将这一关系置于更高的维度之上，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的应变之道。我们便可以看到，制度内的基础工作可以经由反身性更高效的进行，更不需经由自我意识的精力消耗来完成，将它们交由下意识或者肌肉记忆来处理，将制度内的基础工作看作一种试炼而不单单视为一个生存基础，通过日复一日的训练获得可贵的生活节律，是一种极大提升人格效率的方式。
信息转化能力与专业化矛盾
回到信息驾驭能力这个范畴，我们可以理性的意识到，尽管相对于前现代生活方式的个体，现代性个体对信息的驾驭能力具有决定性的优势，但在海量信息面前个体信息驾驭能力必然有其上限，这个上限更体现在对于信息的深度挖掘和价值转化之上。换成通俗的说法，那就是人的精力使其只能精通一个或数个专业领域。即使哲学和形而上学的研究指向了现实存在发展遵循着一些总体性的趋势，但专业化的细致入微和高效转化依然是总体论所无法替代的，也就意味着现代性的特征中专业化与分门别类存在的合法性。同上一节的自我与制度的不可化约矛盾一样，专业化同样制造着不可化约矛盾，而矛盾同时体现在不同专业之间和专业与跨专业之间的“资源性矛盾”（即需要消耗同一种资源的不同类属所产生的矛盾，在这里被消耗的资源是时间与精力）。当现代性尚未发展到一定程度，即在生活方式中本地化依然存在着竞争力的时代，专业矛盾仅仅体现在专业之间的矛盾，这样的矛盾在本地化模式的隔离与脱域的代理模式的调停下不甚突出，举个熟悉的例子便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意识以及隔行如隔山这样的专业意识，这种初级现代性的专业矛盾由制度顶端的统筹者承担和调停。然而进入作者深入研究的极盛现代性阶段，本地化的壁垒被打破的同时，矛盾调停的角色也扩大到了现代性个体之上，这样现代性个体所承担的专业化矛盾就具有了双重性——这对个体自身的心智成长程度与自我认同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现代性对跨专业的要求在实际效用上为个体提供了更具竞争力的方法论，而本质上也更符合现代性的脱域特征。
我们从信息爆炸这一维度来看，事实上，极盛现代性的到来正是对现代性个体自我认同的考验。自我与制度，专业与跨业，无不围绕一个高度自我认同的个体和反身性的递进与优化的进程。这便是互相作用于相互决定的现代化体系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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