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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觉醒年代》里有个镜头一直让我记忆犹新回味至今。
在北大的文学课堂上，邓中夏和郭心刚因为和教授黄侃的意见不同，黄侃在课堂上痛批白话文，并将发表胡适文章的《新青年》扔在地上，郭心刚和邓中夏坚决拥护新文化，与黄侃发生激烈争辩。最后，黄侃说，你们从我的课堂上消失，郭夏二人离开教室。
有趣的点也在这里，黄侃说完消失后，郭夏二人走到讲台前，给黄侃鞠躬见礼，说，我们这就消失，黄侃也鞠躬回礼，说，消失。
看着是毫无违和感，可要翻译成普通话并放在现在的课堂上，那就有意思啦。
老师说：“你们滚出去。”
两个学生走到讲台跟前，给老师鞠一躬，说：“老师，我们滚啦。”
老师回鞠一躬说：“滚吧！”
就问别扭不别扭，好比两个人操着菜刀斧头都要干架了，之前还得鞠个躬说，小心你的狗头。
先贤们在批判儒家三纲五常的时候，对“礼”字一直恪守有加。多大的事多重要的人，见面先见礼，话前先鞠躬，无论谈话内容为何，结果如何，必要的礼仪礼节不能少，即使会吵的面红耳赤也要温文尔雅谈吐有礼行止有节。
可我们现在哪里还有这样的礼，我们的礼已经仅仅见于学生课前起立喊声老师好，还有谢谢对不起不客气，疏远淡漠敷衍外化于行没有内化于心。
更多的礼仪都被用在了职场和酒场。职场礼仪是门大学问，见到领导该怎样称呼显得亲切，露几颗牙微笑显得端庄，坐椅子的几分之一显得矜持，寒暄到什么程度刚好到位？有很多人甚至专家对此深研不辍，可见这不是一般人能参透的。
至于酒场礼仪，那就更博大精深了。文明一点的，领导相互喝完才能敬酒，可以多人敬一人，不能一人敬多人，碰杯的高低，代酒的人选，敬酒的辞令都是有讲究的。不怎么文明的，“领导嘴一张，好事要成双”，“五魁首呀六六六，杯里半点不能留”“感情深一口闷”等等，可不都是单纯的酒令，伴随的都是默认的酒场规矩，独饮不成酒，杯里不能留，举目所望处，尽是桌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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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怪杰辜鸿铭在给北大学生讲课时说，礼貌的本质是体谅、照顾他人的情绪，是发自内心的，将心比心，以己及人，显示出体谅和照顾的特征，是名贵的，散发着芬芳的香水儿。
所以讲礼貌应该不仅仅是那一鞠躬和一个问候，而是一种深埋心底的修养和触及灵魂的尊重，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君子和而不同，是野火烧不尽枯荣，甚至是骂人不接短。
辜先生还说，日本人也讲礼貌，但他们的礼貌是没有芳香的花儿。为什么呢？日本人看上去彬彬有礼，即使吃饭也要给食物见礼，我要开动了，你们做好准备了吗。所以他们也打着礼貌的幌子，我们只是要建立一个大东亚共荣圈而已，请你们多多关照。于是我们就付出了人财物甚至主权来“关照”他们。
这就是我们的礼貌和他们礼貌的不同之处，他们的礼貌浮于表面，甚至使礼貌成为行事的工具。我们的礼貌是深到骨子里的教养，礼貌使我们温和谦逊，进退有度。即使现在我们的礼比之前人有所逊色，但我们五千年文化滋养的礼仪教养却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模仿的，也是永不褪色的。
我是偏爱以前的礼仪文化的。见面先见礼，不管后面会不会红眼，永远都要气定神闲，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这最适合我这种心直口快的人，见面了得先鞠躬吧，趁着这个当口刚好想一下，完了我该说啥，说啥人家爱听不至于得罪人，说啥能使气氛友好而不尴尬，而不是“干啥去”“好着没”，甚至于“呵呵呵”。
得了，好好的一部献礼大剧又被我拐偏了，估计会有人说，竖子无礼。而一个我对着他们先鞠一躬，然后说，管得多。另一个我只能摸摸后脑勺，伴随一句，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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